“文”“笔”的关系方面

六朝人论文笔，并非为了将“笔”排出文苑之外，而是为了分类称引以及品评学习的需要。无论是“文”还是“笔”，在六朝人心中都属于文学。而非阮元所认为的文笔之分是划分出了“文”与“非文”的界限。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于文和笔的概念界定比较宽泛，在文体论的二十篇里面，虽然刘勰按照“有韵无韵”将各类文体大概分为“文”“笔”两类，但是仔细梳理刘勰的观点会发现他对于“笔”类文体的要求依然需要符合“文质兼备”的标准。也就是说，在刘勰的眼里“文”的概念比较宽泛，不仅需要包括注重声韵情采的“文”，也包括了偏于实际应用的“笔”。如《体性》：“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章句》“文笔之同致也”，皆将文与笔相关联。再如《熔裁》称“草创鸿笔，先标三准”，此所谓“笔”，即兼言文。而“万趣会问，不离辞情”，此所谓“文”也兼指“笔”。有时又文笔互通，如《颂赞》“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即以笔代文。《梁书·刘苞传》：“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62]陆倕一直是以笔驰名的，但是他同样被称作文学之士。《北周书·苏亮传》说：“亮博学好属文，善章奏。……谓人曰：‘秦中文学可以抗山东者，将此有文学，亦为袁粲所知，著《晋书》未成。’”还有贾渊“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这些以无韵之笔见长的作者均被列入《南齐书·文学传》。在《梁书·文学传》中，刘杳并无诗赋之类著作，却被这样记录：“撰《要雅》五卷、《楚辞草木疏》一卷、《高士传》二卷、《东宫新旧记》三十卷、《古今四部书目》五卷。”^[63]任孝恭被高祖“召入西省撰史”，“敕遣制《建陵寺刹下铭》又《启》，撰《高祖集序》，文并富丽，自是专掌公家笔翰”^[64]。刘杳和任孝恭也都是被称为文学家。

结合前面的众多例子，“笔”在六朝时期也属于文学之列，擅长“笔”的作者也会被视为文学家。也因此当时的文学总集对于“文”“笔”都收录其中，南朝萧统的《昭明文选》是这样，北朝的萧圆肃“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也是这样。黄侃就曾提到：

书中多以文笔对言，惟《事类篇》曰事美而制于刀笔，为通目文翰之辞。《镕裁篇》草创鸿笔，先标三准，为兼言文笔之辞。《颂赞篇》相如属笔，始赞荆轲，为以笔目文之辞。盖散言有别，通言则文可兼笔，笔亦可兼文，审彼三文，弃局就通尔。然彦和虽分文笔，而二者并重，未尝以笔非文而遂屏弃之，故其书广收众体，而讥陆氏之未该。且驳颜延之曰：‘不以言笔为优劣。’亦可知不以文笔为优劣也。^[65]

因此，的确可以说六朝时期文笔之分不存在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企图。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认为：

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借此证成，适足自陷。^[66]

在章太炎看来，骈文本不讲究是否押韵，《昭明文选》中也有文有笔，但阮元硬要将骈文之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合乎音韵宫羽者指为有韵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