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骈文中兴
骈文是我国文学史上所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它通篇都是对偶句式相组合而成的文言文，除辞句的排偶这一基本特点外，还具有辞藻瑰丽、典故丰赡、声律和谐等因素。元明两代的骈文，愈益远离六朝高格，佳作难寻，终于衰落下去。直到明末清初，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才又逐渐出现回升。张缚、陈子龙、陈维崧、毛奇龄等创导于前，胡天游、汪中、洪亮吉等继起于后，遂于乾隆年间形成了和古文相对峙的骈文中兴局面。
清代骈文作家大体上可以分为宗法六朝和取法唐代两大类，第一类中，前期有毛奇龄、胡天游等人；中期有邵齐焘、孔广森、汪中、洪亮吉及孙星衍等人；后期有李祥、孙德谦等人。第二类中，前期有陈维崧等人；中期有袁枚、杨芳灿、吴锡麒等人；后期有钱振伦等人。除此之外，还有取法宋四六的，人数很少。前期作家中，陈维崧、胡天游影响很大。陈维崧的骈文，气势宏伟、辞藻丰赡，为一代骈文的发展起了开拓作用，《与芝麓先生书》《苍梧词序》等，都是代表作品，体现了龙跳虎卧、抑扬抗坠和“言情则歌泣忽生，叙事则本末皆见”等特点。
胡天游，字稚威，一字云持，山阴人。雍正时，两举副榜贡生，乾隆元年（1736年）举博学鸿词科，因病不终场而出。一生沦落不偶，为人气刚好奇，恃才使气。他的骈文矫健纵横，造字炼句，独出奇秀。《大夫文种庙铭》《柯西石宕记》《逊园名臣赞序》等都是代表作品，能反映其奥衍奇肆的风格特征。因其为文作诗，多在朋友聚会时即席挥毫，不可收拾，故散失甚多。中期作家中，邵齐焘的骈文写得比较清刚矜炼。孔广森认为骈文“以达意明事为主”，他和孙星衍的作品都追求高华典雅，汪中称许他们都是能够写作汉魏六朝式骈文的手笔。在中期和整个清代的骈文作家中，汪中历来被认为是成就最大的高手，也有人将他与洪亮吉并称，同列榜首。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乾隆拔贡，为人恃才傲物，为时所忌，终生郁郁不得志。私淑顾炎武，治经、史、文学均有一定成就，尤其以骈文见称于世。他的骈文既情致高远又韵味深长，精当妥帖地用典属对，被誉为清代骈文中兴的高格。
清代骈文的复兴与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和文化政策的调整有关，伴随着统治者“提倡文化为己任，师儒崛起”，考据学逐渐走向鼎盛。“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如此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中，具有匀称错综形式之美的骈文又开始得到肯定和重用。汉宋之争在另一种程度上也促使了骈文的兴起带上了与桐城派对峙的特色。重考据、训诂之学的汉学冲击了桐城派尊奉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学所造成的空疏浮薄，当时的饱学之士也爱重用典、讲音律的骈文铺排心中的感触，从而进一步刺激了骈文的写作与运用。
从骈文自身来说，它所具有的匀称和错综的形式之美也使得作者们重新审视利用而恢复了活力。马积高在研究清代骈文复兴的时候，认为清代骈文复兴有两个基本原因：“清代骈体文的复兴首先是受到我国文学传统中浓淡、奇偶两对审美情趣交互兴降的规律的推动，是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必然发展。”[41]“在清初，骈文作家是不多的，声势不大。骈文在清代能够由兴而盛，实与康熙间的鸿博考试和乾隆以后翰林庶吉士有关系，它是清代骈文兴盛的又一个基本原因。”[42]王夫之论经义就谈到了作对的问题。清代的鸿博考试虽然只在康熙年间和乾隆年间举行了两次，但是影响却很深远，后世有名的毛奇龄、朱彝尊等人都入选。鸿博考试主要考的是古赋和诗，古赋为骈文所自出，作古赋必须要有学、有文采。乾隆以后的庶吉士考试每年都举行，考试为律赋。有了作律赋的基础去作其他骈文自然轻松了许多，而有了骈文的功夫去作律赋，也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作骈体文的人就多了起来。而阮元重提“文笔说”以骈文为宗，也是受到了清代骈文中兴的影响。
【注释】
[1]相关的研究主要有：刘弈《清代中期的“文笔说”：产生、发展与演变》，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陈志扬《阮元骈文观嬗变及历史意义》，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刘玉才《从学海堂策问看文笔之辨》，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清］阮元：《扬州北湖小志序》，载《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91页。
[3]关于阮元的籍贯和卒年，可参考阮衍喜《阮元籍贯正》，载《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4]［清］阮元：《画舫录序》，载《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91页。
[5]［清］阮元：《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46页。
[6]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12页。
[7]［清］阮元：《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56页。
[8]［清］阮元：《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载《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74—375页。
[9]［清］阮元：《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64页。
[10]［清］阮元：《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46页。
[11]［清］阮元：《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46页。
[12]［清］阮元：《定香亭笔谈》，台湾广文书局，1965年版，第9页。
[13]［清］孙梅：《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14]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15]李贵生：《传统的终结——清代扬州学派文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16]［清］凌廷堪：《祀古辞人九歌并序》，载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页。
[17]［清］凌廷堪：《祀古辞人九歌并序》，载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页。
[18]［清］凌廷堪：《祀古辞人九歌并序》，载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页。
[19]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20]［清］阮元：《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正序》，载《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8—49页。
[21]［清］阮元：《释门》，载《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3页。
[22]［清］钱大昕：《小学考序》，载《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页。
[23]［清］钱大昕：《经籍纂诂序》，载《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页。
[24]［清］顾炎武：《答李子德书》，载《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页。
[25]［清］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页。
[26]［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7]［清］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载《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47页。
[28]［清］阮元：《研经室集自序》，载《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页。
[29]李贵生：《传统的终结——清代扬州学派文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30]研究清学的学者对于汉宋之争发现的原因、焦点、结果等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从早期的汉学等同考据、宋学等于义理的二者之争，到近年张丽珠先生认为是义理学内部的汉宋歧见，而非义理考据之争。（张丽珠：《清代新义理学——传统与现代的交会》，台北里仁书局，2003年版，第121—171页）张循先生认为是汉学自身内部的穷经与进德、考据与义理之间紧张状态的反应。诸多论述，至今仍然蜂拥而出，在此只是想进一步思考，以汉宋之争为基础来解释清代学术的变迁是否真实深切，值得反思。
[31]［清］方苞：《集外文》，载《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32]［清］方苞：《集外文》，载《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33]［清］刘大櫆：《汪在湘文序》，载《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34]［清］姚鼐：《答徐季雅书》，载《惜抱先生尺牍》卷二，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35]［清］方苞：《钦定四书文》，载《文津阁四库全书》（第485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
[36]［清］王昶：《春融堂集》，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7]郭绍虞：《方苞古文义法》，载《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页。
[38]［清］钱大昕，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
[39]［清］钱大昕，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36页。
[40]［清］钱大昕，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页。
[41]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42]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