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纵观整个清代学术史，每一次论说的提出和学术风气的转变都与社会政治、学术思潮、审美文化取向及在此影响下的士人心态息息相关。阮元所重提的“文笔说”是受到多种学术思潮共同的影响而产生的。诸多学术思潮中，尤其以经学的影响最为显著。毕竟阮元“文笔说”的重提在最开始就与经学领域的汉宋论争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学之外，阮元及其门生还致力于史学、诸子和天文历算等领域，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阮元及其门人弟子在治学方式上非常讲究会通各种学术。除经学外，还受到乾嘉文选学热等多种学术思潮的影响，并且在这些学术思潮中，扬州这一地域的文选学传统、社会时局的巨大变化、清代骈文中兴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阮元“文笔说”的重提，是一条由多种元素汇聚而成的河流，自汉魏六朝涓涓而下，自清代阮元又磅礴迸发出新的生机，从这条河流我们可以窥探出中国文学理论逐渐走向现代性的一种进程。

余英时先生在《略论清代儒学的新动向——〈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中说过：“清儒所面对并关切的问题正是如何处理儒学中的传统。……所谓儒学中的传统究竟有多少真实的意义呢？……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全程来观察，清代的儒学可以说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更能正视的问题。就论而言，王船山已转而强调闻见之知的重要性，认为人于所未见未闻者不能生其心。戴东原则更为彻底，断然提出德性资于学问的命题。依照这种说法，则德性之知已无独立性可言，而不过是闻见之知的最后结果而已。……清代学术始于考经，进则考史，乾、嘉以下更转而考及诸子，儒家传统的逐步扩张于此已见端倪。……就清儒来说，如何通过整理经典文献以恢复原始儒学的真面貌，其事即构成一最严肃的客观认知的问题。……无论如何清代中叶的学术已开始走上了分途发展的专业化途径。毋怪乎对学术流变最为敏感的章实斋要屡言业须专精，又特重专家之学了。”^[1]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清代学者所关切的正是传统，以阮元为代表的清儒企求恢复原始儒学的本来面目，从宋明理学的传统中跳脱出来，回归经典而正视儒学，考辨源流从而提出诸多自己的见解。阮元及其门人弟子详细考辨了数代以前的“文笔说”，并将“文”与经、史、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区分。在清代经学大盛的风潮下，使文学脱离其他而独立。从阮元及其门人弟子的讨论开始，进而发展成为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文学体系与论争的一股潮流。

笔者详细考释了“文”“笔”的源流及“文笔说”在六朝乃至后世的流变情况，也详细阐述了阮元及其门人所提出的“文笔说”的深刻内涵与六朝的区别所在。可以发现通过阮元及其门人弟子对于“文笔说”概念的辨析，以及对于唐宋八大家的反省，使得文学不再附属于其他的学科之下，抑或负载教化社会的现实作用。在另一种程度上来说，阮元及其门人弟子所提出的“文笔说”对唐宋八大家及宋明道学家所提出的“文以载道”的意义是一种极大的消解。文学自应以“丽乎日月”“沉思翰藻”为能事，无须有其他目的。同时，阮元及其门人弟子通过开办诂经精舍、学海堂进行文学教学、考据文笔之别对“文笔说”的理论进行了现实意义上的实践，进而落实了他们所提倡的诸多观念，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在这些种种的辨析与实践过程中，对于清末民初文学的独立和“纯文学”的产生接受甚至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提供了契机与可能。

清末民初的刘师培、黄侃和章太炎等学者对于文学独立与价值的思考，一方面承袭了阮元及其门人弟子的对于文学纯粹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和态度也沿袭了阮元及其门人，尤其是刘师培与阮元的思想。刘师培为了坚守文学的独立价值，不畏时人的驳斥，坚守了阮元所提出的“骈文为文学正宗”及“小学与文学乃同源共流”的理念。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阮元及其门人所提出的部分论述经过民国学者的讨论也逐渐转化为“纯文学”的提出和探析。

综上所论，从学术史、思想史多个角度观察清末阮元所提出的“文笔说”的学术动向，发现正是由于他的讨论打破了唐宋以来“文以载道”的传统，进而使文学独立，驱使文学走上了“纯文学”的道路。

【注释】

[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