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文笔说”与六朝“文笔说”的区别
上一节详细分析了阮元重提的“文笔说”的具体内涵，但是为了更进一步了解阮元“文笔说”的含义以及与六朝所提“文笔说”的区别，接下来将六朝时期的“文笔说”与阮元所提出的“文笔说”进行比较。文笔问题是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笔的出现是渐次的。前文按照前期和后期分析了六朝及六朝以前的“文笔说”，发现前期是以“有韵无韵”进行区分的，后期的《金楼子·立言》，除了“有韵无韵”之外还要有“情采”来进行区分。既然要将六朝“文笔说”与阮元重提的“文笔说”进行比较，分为前期后期的说法难免引起比较上的紊乱，徒增烦恼。《金楼子序》中说：
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鸿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盖以《金楼子》为文也，不遂文，文常使气，材不值运，必欲师心。[51]
在《金楼子·立言篇》里又说：
余以孙、吴为营垒，以周、孔为冠带，以老、庄为欢宴，以权实为稻粱，以卜筮为神明，以政治为手足。一围之木持千钧，五寸之楗制开合，总之者明也。[52]
其实可以通过他的话语发现，他的标准在经、子和政治上。《金楼子》主要还是服务于政治的，在对于文与笔的关系上，萧绎认为文笔皆重要。
萧绎还认为：
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任彦升甲部阙如，才常笔翰，善辑流略，遂有龙门之名，斯亦一时之盛。[53]
这也可证实文与笔在萧绎心中具有同等地位。他引王充《论衡》的说法：“夫说一经者为儒生，博古今者为通人，上书奏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篇章为鸿儒，若刘向、杨雄之列是也。”[54]王运熙先生是这样解读萧绎的这种说法的：“事实上，《金楼子·立言》那段话意在泛论今之学者的状况，并不是给文笔下定义，定标准。关于文的几句话只是将抒情诗歌作为文中最主要、最为人重视的部分提出，并表达了对其审美特征的认识，并非将文的范围缩小。刘勰萧绎关于文笔的说法其实基本是一回事，文笔说也无所谓前期后期、传统革新之别。”[55]
人为拔高六朝时期文笔之分的理论价值会造成认识上的紊乱，也就不能通过比较而真正了解古人及评判他们的思想。笔者将六朝时期的“文笔说”在此节合为一观，与阮元及门人的“文笔说”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