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及其影响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清代考据学的生、住、异、灭作为考察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认为清初是考据学的启蒙期，乾隆、嘉庆为其全盛期，道光、咸丰以后为其蜕变与衰落期。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没有相关分期。考据学全盛的乾嘉时期对于阮元提出“文笔说”有巨大影响。

马积高在其著作《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中明确指出了清代考据学兴盛与清代骈文复兴之间的明确关系，认为：考据学家研究经学主张从注疏入手，注多出两汉，疏本于南北朝而形成于唐初，这也正是骈文逐渐形成到兴盛的时期，由研经而兼及骈文，这不能不说是顺理成章的事。^[19]

阮元生活在乾嘉汉学鼎盛之际，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他也走上了通过声音、文字、训诂以求经书原义原解，并进一步发明古圣贤义理的治学之道。他说：“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训诂之学，必自形声始……由形声而得训诂，由训诂而得义理。”^[20]又表示：“训诂不明则圣贤之语必误，语尚误，遑论其理乎。”^[21]

为什么要通过文字、声音、训诂才能通晓义理呢？汉学吴派的传人钱大昕回答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22]又强调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也，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23]这就是说，义理寓于训诂之中，训诂的目的就是在于究明“义理”，这其实也是大多数清代考据学家所认同的治学理念。顾炎武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24]戴震认为：“经之至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25]王鸣盛同样主张：“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26]阮元为学远宗顾炎武、近法戴震，他指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27]因此，其治学兴趣与当时盛行的考据学合流，走向了“治经必通训诂”之路，他概括自己的学术宗旨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28]李贵生在他的著作《传统的终结——清代扬州学派文论研究》中认为：“在现代学者眼中，《文言说》很可能只是一篇古代文学理论文章，然而阮元对自己的著作名称以至分类方式均十分讲究，要是翻阅《研经室集》中其他以说为名的文章，如《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太极乾坤说》《论语一贯说》《大学格物说》等，即可知此文乃阮元研治《文言》的心得，与一般说经文字并无两样。”^[29]通过李贵生的考证，的确发现阮元对“文言”的理解乃是他诂经的发现，阮元征引了最关键的材料，并以内证的方法作出深入的阐述，由于他的结论主要是通过归纳《文言》的修辞手法得出来的，在方法上较为迂回间接。他的文论乃是他经学考证的有机部分，绝非东拼西凑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