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文笔说”在当时学界的回响
自阮元重提“文笔说”，并提倡骈文，陆续得到了很多的回响。[31]清文学家宋翔凤在《过庭录》中辨析“文笔”的相关问题，指出：“然元帝已言，古之文笔，与今之文笔，其源异者，亦明言文笔之分，非自古矣，则文与笔分，近在六代。然当时学者已相辩论，不可复扬其波也。”[32]“不可复扬其波也”一句话可以看出宋翔凤心中对此的疑虑，也可以间接显示当时学术界对于此议题汹涌波涛的论战之势绝非仅仅是少数人的孤鸣。致用书院诸生力钧在《文笔辨》中认为：
《易》之《文言》，《春秋》之《笔削》，此称文笔之最古者。六朝及唐犹分别言之，宋明以后知有文不知有笔矣。……诗辞皆有韵之文，曰诗笔，曰辞笔，亦文笔并举之例也。……诗可言文，即知辞亦可言文矣。……要之，六朝近于文，八家近于笔”[33]
乍看之下力钧似乎是支持阮元观点的，但是他接着又说：
今之骈体、散行，即古文笔之名所变焉者也。夫文与笔固不混而一也，然文之顿挫转扼，则笔见焉，不必无韵也。笔之排戛比合，则文见焉，不必有韵也。未有无文而可谓之笔者，亦未有无笔而可谓之文者。若沾沾无韵、有韵之分，亦泥矣。[34]
显然力钧以骈体散体的立场来谈文笔之别，认为过去的文笔之争即当时的骈散之别，这显然和阮元的用意不相合。
朱一新则从文章本身出发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态度。在《无邪堂答问》中说：
有阳则有阴，有奇则有偶，此自然之理。古文参以排偶，其气乃厚，马、班、韩、柳皆如此。今人亦莫不然已，由之而不知耳，然非骈四俪六之谓。凡文必偶，意虽是而语稍过，若《研经室集》诸论，则偏矣。[35]
李慈铭认为：
阅姚姬传先生所选《古文辞类纂》。其书凡分论辨等十三类，自唐宋八家文外，惟前及《国策》、《史》、《汉》、《骚》、赋，后及明之归有光，国朝之方苞、刘大櫆，余不入一字，盖一家学也。[36]
并认同阮元的论说：“仪征阮氏，并发斯旨，示来学以津梁，传古人之秘奥。”[37]王闿运也认同阮元的论说，认为：“复者文之正宗，单者文之别调。”[38]李详一直以来都深入研究《选》学，他认为阮元的《文言说》“能窥文章之源”[39]，并在《答江都王翰棻论文书》中认为：“阮氏之言，亦昭明立意能文之区画也。……唐之肃代以下，文字亦多追响南北两朝，特韩柳稍异耳。……后虽别为一派，而文章正宗不在是也。”[40]
此外，蒋湘南在《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文中对唐宋八大家与古文提出了深刻的反省：“夫古文之法非他，即在矫古文之弊而已。昌黎矫唐文之弊，而唐之古文兴。永叔矫宋文之弊，而宋之古文兴。韩、欧不自名其法，而其法自足以范后人，文成则法自立也。且夫论古文而专以法，此仍伪八家所恃以劫持天下者，不破除此等俗见，必不能以读古书。不读古书，何能为古文？”[41]他自己认为古文之法就在矫除古文的弊端之中显现，所以他指出韩愈为了矫正唐文的弊端，欧阳修为了矫正宋文的弊端而兴发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虽然他们为文没有定“法”，但是文章完成以后，法自己就成为后人的典范，而一再强调作文有古文之法的就是“伪八家”。而后他又结合阮元的文笔说，向众人说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古文以及如何创作古文避免堕入“伪八家”之中。蒋湘南认为创作古文必自模拟开始，这种论调和传统的学者完全不同，一般的学者都是很反对模仿的。蒋湘南反而用“文笔”为说，认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学习模拟古文必须从文开始，在创作古文的历程上也必须遵循“铿锵的音节”“华丽的辞藻”“事出沉思”“义归翰藻”等关于“文”的论说，这也是对阮元“文笔说”的重申。
这些关于阮元“文笔说”的讨论生动的显示了阮元及其学说在当时的文坛上拥有的重要位置，其影响力也进一步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其中特别是以章太炎和刘师培之间关于“文笔之辨”的论争为主。章太炎、刘师培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门下的弟子甚多，对于文学、文化、语言文字等多个方面都拥有着较为关键的地位。刘师培，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刘师培的曾祖父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亲刘贵曾等都在清代学术史上拥有重要地位。刘师培的很多观点都承袭自阮元及其门人弟子，可以说阮元是直接影响刘师培的一个关键人物。当年阮元发表了著名的《文言说》，标举文的界限，强调用韵比偶是为文所必须。刘师培在阮元论说的基础上，又写了《广阮氏文言说》，认为：
文以藻缋成章为本训。……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就事物言，则典籍为文，礼法为文，文字亦为文。就物象言，则光融者为文，华丽者亦为文。就应对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词者始为文。文也者，别乎鄙词俚语者也。……魏晋六朝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文选》亦以沉思翰藻为文也。两汉之世，虽或以笔为文，然均指典册及文字言，非言文体。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文成数万，论次其文。《论衡·超奇篇》文以万计。是也。不得据是以非阮说。惟阮于许、张、刘诸故训推阐弗详，故略伸其说，以证文章之必以彣彰为主焉。[42]
刘师培认为直叙之言和论难之语都不能与经过修辞的文相提并论。刘师培强调文必须有韵偶行、沉思翰藻，不能与俚词俚语混为一谈。而且他也在自己的文章里面一再重申文的特性：
其以文为文章之文者，则始终于孔子作《文言》，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词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古人言文合一，故借为文章之文，后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该文字之界说，失之甚矣。
夫文字之训，既专属于文章，则循名责实，惟韵语俪词之作，稍与缘饰之训相符。故汉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编辑《文选》，亦以沉思翰藻者为文。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43]
“沉思翰藻，弗背文律。归、茅、方、姚之论，弗得以华而弗实相眦。”[44]刘师培在自己的论说里面一再地强调为文须俪辞偶语以及用韵，也可以说明他以骈文为正宗。他的诸多论说都是承袭发扬阮元的基础上而进一步阐述生发的。
而且当刘师培发掘阮元《研经室集》编排的含义之时，他的论调无疑与数十年之前的阮元极为相似：“惟仪征阮芸台先生编辑《研经室集》，言集不言文，析为经、史、子、集四种，谓非窥古人学术之流别者乎？然流俗昏迷，知此义者鲜矣。”[45]
刘师培目的是和阮元相同的，刘师培还因此感叹知道阮元深意的人寥寥无几，并进一步分析：“降及唐代，以笔为文。……夫诗为有韵之文，且多偶语，以诗为文，似未尽非。若以笔为文，则与古代文字之训相背矣。而流俗每习焉不察，岂不谬哉？”[46]
刘师培承袭了阮元的论述，认为诗乃文之一体。唐代以后“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都是无韵之笔而非有韵之文，显得不伦不类，他将造成这种情况的缘由归结于唐宋古文家，认为：
宋代之初，有柳开者，文以昌黎为宗。厥后苏舜钦、穆伯长、尹师鲁诸人，善治古文，效法昌黎，与欧阳修相唱和。而曾、王、三苏咸出欧阳之门，故每作一文，莫不法欧而宗韩。古文之体，至此大成。即两宋文人，亦以韩、欧为圭臬。试推其故，约有三端：一以六朝以来，文体益卑，以声色词华相矜尚。欲矫其弊，不得不用韩文。一以两宋鸿儒，喜言道学，而昌黎所言，适与相符，遂目为文能载道，既宗其道，复法其文。一以宋代以降，学者习于空疏，枵腹之徒，以韩欧之文便于蹈虚也，遂群相效法。有此三因，而韩、欧之文遂为后世古文之正宗矣。[47]
由于唐宋古文家混淆了“文”与“笔”的区别，为后世带来了文体方面的紊乱。刘师培的论点是承袭阮元的论说并进一步加以论证。刘师培一再地复述阮元观点推举骈文为正宗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和散文争正统，更进一步的目的还是和阮元一样希望能够梳理出“文”的界限，厘清文的分类，进一步分清“文”是特有的文体，在另一方面也是面对新时代问题而作出的回应。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刘师培和章太炎私下有着比较曲折而又亲密的关系，章太炎比刘师培大十五岁，是刘师培参加革命的“前辈”，两人一度在学术方面“惺惺相惜”，在学术圈中称两位为“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而且他们在早年都同样受到阮元学术论说的影响，章太炎父亲章濬是诂经精舍的监院，与俞樾交好。章太炎还一度求学八年于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进行学习。但章太炎是反对骈文正宗之论的，他没有延续阮元文论中重文学性的一面。章太炎主要对“文笔说”的看法体现在《文学说例》和《国故论衡》中的《文学总略》篇中。章太炎较早地提到文笔的文章是他在1901年所作的《文学说例》，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文学史“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48]。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文学就是要用本字、本意，不取俗语、口语。言文学却先言了文字，这和刘师培很像，具有小学家的特色。章太炎认为语言和文字异流而殊职，所论述的重点是在二者相异的地方，所以他坚持“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这里强调文学的出发点应该是文字，这样的观点和刘师培完全不同。而且他也因此推论凡是文字所写出来的都统统称为“文”。
1906年，章太炎将自己的文学讲稿《文学论略》发表在了《国粹学报》上面，而这个报纸也发表过刘师培的《文说》和《论文杂记》。在这篇文章中他主要探讨了文的界定问题。他将“文”“彣”和“文章”“彣彰”进行对举，认为：“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彣。”[49]通过训诂的方法，指出“文章”一词的一些用法实际上应该称为“彣彰”。而这种混淆也导致了很多理解上的错误。
他还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阙，施之笔札谓之章。”[50]他对“文”的界定是“文”是以文字为主，一切的竹帛内的文字都是“文”的范畴。他还将“文”分为“有句读文”和“无句读文”，其中“有句读文”包括“有韵文”和“无韵文”，而不是“有韵文”“无韵笔”来概括。其中诗词歌赋、历史、公牍、典章、学说、小说、杂文都被囊括在内。而且还否定学说和文辞之间的绝对界限：“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见也。……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审察之则不当。”[51]章太炎将一部分以前不在主流文学视野内的作品也纳入了“文”的范畴。由上可知章太炎关于“文”的定义与阮元、刘师培的完全不同，阮元、刘师培把韵理解为句中声律，将韵文与骈文等同，进而推为“文=骈文”，无韵之笔则不属于文。而且章太炎对阮元、刘师培所一再推崇的《昭明文选》进行批驳，认为《文选》的选文体例多有矛盾，他也认为《文选序》为“率尔之言”，不足为训。此外关于阮元、刘师培所认为的为文还须有“文采”，章太炎认为也不过是小道末技。刘师培对于章太炎诸多论述的回击是《广阮氏文言说》，其内容见前面的叙述分析。其后刘师培章太炎的论争也由于种种原因落下帷幕[52]。关于章太炎论文，陈柱认为“文”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主要就来自阮元和章太炎，他认为阮元的“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而章太炎则以一切“著于竹帛”者为“文”，“阮章二说，立于反对地位。前者则以文止为骈俪一门，后者则谓文为包罗万有，可谓针锋相对”[53]。而且“吾常以谓从阮镏之说，则文学可成为专门之学，然范围太狭，将使东汉六朝以前，自葩经楚辞数种之外，皆不得谓为文学乎？章氏之说则范围太广，将使天下不能有文学专科，则文学之名竟不能成立矣”[54]。钱基博也评价说：“师培与章炳麟并以古学名家，而文章不同。……仪征阮氏之文言学得师培而门户益张，壁垒固益！论小学为文章之基始，以骈文实文体之正宗，本于阮元者也。论文章流别，同于诸子。推诗赋根源，本于纵横。出之章学诚者也。阮氏之学，本衍文选，章氏蕲向，乃在史通。而师培融裁萧刘，出入章阮，旁推交勘以观会通，此其只也。”[55]
黄侃，字季刚，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章太炎授其小学、经说，章氏与黄侃“时亦作诗相倡和”[56]，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阮元的“文笔说”进行辨析，他综和了阮元的论说以及其师章太炎的论说，将“文”的定义脱离“沉思翰藻”“用韵比偶”的说法，认为：
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1）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故《文心·书记》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2）再缩小之，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纯任文饰，固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此类所包，稍小于前，而经、传、诸子，皆在其笼罩。（3）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摛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以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57]
黄侃把“文”的概念分成三种大小不同的细分概念，第一种类似于其师章太炎所说的“文”的概念。第二种是一般的文章概念。第三种特指的是阮元、刘师培所说的有韵对偶的骈文。在用韵用偶的形式要求上，黄侃仍然相当肯定阮元的说法，但这仅仅限于在最狭隘的定义上谈文，他对于文笔之别以符合声律与否为标准之说显得相当不认同。而且他还说：“阮氏之言，诚有见于文章之始，而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本师章氏驳之，以为《文选》乃次总集，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58]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刘师培、章太炎之中的调和意味。
之后，罗根泽、逯钦立、郭绍虞、王利器等众多学者都先后就“文笔”进行义界，探析“文”“笔”分目的历史遗迹缘由，对于“文笔说”的理论意义和美学方面的价值作了更广泛的考证和研究。由于此部分不是本篇文章的论述重点，且本节前面已经详尽介绍了“文笔说”在清末和民国初年较为重要的理论层面的影响，因此在此就稍举几例。例如郭绍虞1930年在《文笔与诗笔》一文中认为：
是故以文笔对举，则虽不忽视文章体制之异点，而更重在文学性质之分别。其意义与近人所谓纯文学杂文学之分相近。以诗笔对举，则只是文章体制之差异。其意义又与普通韵文散文者为近。[59]
郭绍虞的“文笔”观念受到了阮元、刘师培的影响，也深受当时西学“纯文学”“杂文学”观念影响，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态势。1947年，逯钦立发表《说文笔》，他在文中详细考证了《晋书》中的60余种文献事例，断定“文笔说”早在东晋初年就已经出现了。他的观点和郭绍虞“纯文学”“杂文学”的观点大同小异，只是表达方式稍微变化了而已。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于“文笔说”进行阐释，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中的“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篇章里专门开辟一章详细研究了“文笔分别历史”“文笔分别三说”“辞笔之分”“诗笔之分”。其后还有众多学者分别在各自所著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中对“文笔说”进行阐述。可以说，“文笔说”的影响在特定时代背景、学术背景、文化背景及研究者个人结构的综合影响下而不断地进行新的阐释，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被赋予新的意义，然后继续融入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