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文笔说”在民国时期的余响
阮元及其门人弟子借由“文”“笔”观念上的辨析，以及对唐宋八大家的反省，说明古代的经史子集之间的内涵与意义上的相异之处，促使文学不再附属于其他之下，抑或负载教化社会的现实功用。“文”应以“丽乎日月”“沉思翰藻”为能事，无须有其他目的。同时阮元本人及其门人弟子经过诸如考据文笔之别的具体文学实践，落实了很多理念，也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精神。阮元重提“文笔说”，也为“五四”时期西方“纯文学”观念植根学界提供了固有的传统资源。
清末民初这场对于“文笔说”的讨论导致了更多的文人学者纷纷开始对于“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进行探究。“文笔说”于近代的论争引起了学者对于“文学”观念的关注和探析。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认为：“清中叶的乾嘉汉学里面已经藏有现代学术的一些因子，而发端则应该是清末民初这段时期。”[60]
通过阮元及其门人弟子对于“文笔说”的辨析、印证以及实践，使得民国时期学人进行文学史撰写以及“纯文学”观念的接受过程中获得了一部分“文笔说”的材料资源及观点支撑。
较早明确提出“纯文学”观念的是王国维，他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审美无功利、真挚感情及想象力这三个属于“纯文学”的要求。王国维将“美”作为一种全新的范畴置换了传统“文学”的既有内核——“道”，文学不再是“经学”研究的附庸和内在系统，而是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体系，并且将“审美”构建成了文学的内核。
随着“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关于“文学”“非文学”“纯文学”的讨论就更胜一筹，很多学者纷纷提出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等口号，困惑于“文学”的名实，欲为文学正名却都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了对文学内涵的讨论及批判反省传统文学的优劣上面。胡适在1916年发表的《吾国文学三大病》中指出：
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呻吟。……二曰模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谀墓之文，赠送之诗，固无论矣。即其说理之文，上自韩退之《原道》，下至曾涤生《原才》，上下千年，求一墨翟庄周乃绝不可得。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弊，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61]
胡适对于韩愈曾国藩的《原道》《原才》等文章视为说理之文，他将这种宣誓道统的文章归类为“言之无物”之列，而且认为其是中国文学的大病之一。其后还有诸多学者对于“文以载道”的观念进行扬弃[62]，急欲摆脱传统的包袱而将文学中的审美因素一再地进行宣扬，因而“纯文学”观念得到进一步地发展。
对于“文学”定义与内涵的探索，还可以从众多学者撰写《中国文学史》中的表述略窥一隅。因为这些学者在撰写《中国文学史》之时，必须首先弄清楚文学的界限在何处才能使整部文学史的立论建立在可信的论证之上。因而此前阮元对“文笔说”的重提中的一些材料以及观点对于当时的学人给予了一定的启发。
在1918年谢无量写作《中国大文学史》论及文学之义时则从《易经》《释名》与文字的起源及变迁等谈起，进而区分文学有广狭二义，认为狭义的文学入乎艺术之境，也就是所谓的“纯文学”：
齐梁文士，并主美形，切响浮声，著为定则。文之为义愈狭，而入乎艺矣。唐世声病之弊益甚，学者渐陋狭境，更趣乎广义。论文必本于道，而以词为末，至宋以下，其风弥盛，……且又以治化为文，……于是文学复反于广义，超乎艺之上矣。虽然，文学之所以重者，在于善道人之志，通人之情，可以观，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63]
他认为狭义的文学就是指纯文学，以南朝文士的美形于浮生为代表，趋近艺术之境。广义的文学就是传统“文以载道”的那种文学观。这种广狭合一的文学观，容易在文学史进行写作之时混淆彼此之间概念的界限，容易从经学、文字学等方面开始论述文学的发展。这也间接显示在此时还未有较为成熟的“纯文学”观。
20世纪30年代，“纯文学”观念进一步的确立，几乎被整个学术界所接受。而且早期关于“纯文学”界限的讨论以及内涵的解读使得很多学者纷纷开始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的种种。而且很多学者在编写文学史的时候已经不再花费工夫去探究“纯文学”界限与内涵的相关问题。1935年，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不仅直接标示出“纯文学”的名号，而且在整部书的书写过程中仅仅叙述的也是诗歌、词、戏曲与小说四类文体的发展历史。1934年1月15日，陈介白为《中国纯文学史纲》写序，言：
他侧重于纯文学之分类的叙述，这并不是偏爱，也不是趋时，只是纯文学如诗歌、词、曲、小说等，含有艺术的成分稍多，且较少传统的载道思想，正足保持其文学的真面目，……这种判断的精神，的确是他编著上一种新颖的见解。[64]
还有金受申的《中国纯文学史》的出版都表明“纯文学”观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郭绍虞早在1927—1937年间发表过多篇文章讨论“文笔说”以及传统的文学观，而且将这些讨论的成果贯彻在自己编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郭绍虞的“文笔”观虽然深受阮元、刘师培的影响，但是在其中还是加入了很多现代文学方面的引申，他将“文笔之辨”的内涵转换为“纯文学”与“杂文学”的性质差别。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和学科的建立也与阮元重提“文笔说”有着一定的关系。一直以来人们鲜少去探究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及内在规律，也缺乏有系统、有逻辑主轴地整理和研究。总之就是在早期一直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统一的定义标准，所以中国文学批评要发展就要借助西方的观念来厘清文学的概念。
西学的传播在另一种程度上促使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产生。朱自清就曾提到：
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故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65]
陈钟凡在1927年撰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陈钟凡撰写文学批评史的方法是结合了中西的文学观来进行书写的，他认为：“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知彼之所言感情、想象、思想、兴趣者，注重内涵。此之所谓采藻、声律者，注重法式。实则文贵情深而壮丽，故感情、采藻二者，两方皆所并重。”[66]陈钟凡对于文学的界定一是“想象、感情”，二是“辞藻、声律”。可以看出陈先生或许还是受到了阮元重提“文笔说”的影响。
郭绍虞在1934年和1947年分别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和下册，拓展了陈钟凡建立的框架。郭绍虞很早就开始用新的历史条件，在崭新的语境下面对文学批评进行重新界定、搜集文学材料。他在自己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将“文笔之辨”的内涵转换为文学性质上的“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与现代文学观念相结合，并将这种分别上溯至先秦两汉的“文学”“文章”之辨，据此将中国文学批评史进一步“系统化”。朱自清在谈到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的时候，称其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但郭绍虞同样“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只是“很审慎。书中用到西方分类的地方并不多”[67]。郭绍虞在1927年发表的《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可以看成是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前期部分，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史记》《儒林传》之中含有“文学”“文辞”“文章”的例子，而且进一步指出阮元提出六朝文笔之分是一个大发现：“惜不知汉初已有文学文章之分，已有学与文之分。若明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学与文之分，则知六朝文笔之分，即从汉时所谓文或文章一语再加以区分耳。”[68]他从观念出发来发掘材料，依靠材料进而提出新的论断。
敦绍虞整部文学批评史都以“文学观念的演进与复古”贯穿。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69]
而且纯文学和杂文学二元对立观念还贯穿在他的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系统化叙述里面，他细致梳理从先秦到六朝的文学观念如何一步步地演进，其实就是“纯文学”观念如何摆脱杂文学观念而逐渐成长独立的。郭绍虞对于从先秦到北宋这一阶段的文学观念的探讨而言，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展开的线索之一。他用了一个见图对“纯文学”“杂文学”及文学观念做了比较晰的表达见图1[70]。
图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文学观念时期
从图1可以看出来，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的问题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还是有很多学者质疑从日本引进的术语“纯文学”“杂文学”置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是否合理，朱自清先生就提到过这种质疑，他说：
纯文学、杂文学二分法，用的最多，却可商榷。纯文学、杂文学是日本的名词，大概从DeQuincey的“力的文学”与“知的文学”而来，前者的作用在“感”，后者的作用在“教”。这种分法，将“知”的作用看得太简单（知与情往往不能相离），未必切合实际情形。……书中明说各时代文学观念不同，最好各还其本来面目，才能得着亲切的了解。[71]
且刘文勇在《中国文论研究：方法论及其反思》中认为：
既然是属于历史，那么就需要遵循阐释历史的基本规则，所谓阐释历史的基本规则，就是尽量不用今人的“后见之明”随意评弹古人的立说，而是力求用古人所处时代的观念去观察与评价他们的论说。[72]
的确，在古代文论研究中引入现代学术中的术语和观念虽然是不能避免的，而且中国古代文论自身无法给自己提供有效的参照系，但是用现代学术里的术语和观念去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可能会遮蔽古代文论中一些原本就存在的问题，无法还原其本来真实的面目。一味地照搬西方的理论框架也不能够完整的诠释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过程中，完全抛弃西方的学术方法，彻底回到“以古论古”的模式中去也同样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从中国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况出发，保持自身文化层面的自觉，以完全平等开放的姿态与西方学术思想进行沟通，为中国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营造出一种既平等又多元的富有时代精神的新格局。
【注释】
[1]关于诂经精舍的创立时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对此张崟有深入研究，他认为诂经精舍生陆尧春《诂经精舍崇祀许郑两先师记》记为嘉庆五年（1800年）。陶定山的同名文章则谓嘉庆四年（1799年）。刘秉璋《诂经精舍文六集序》亦记为嘉庆五年（1800年）。而阮元本人在《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中则记为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张鉴等撰《雷塘庵主弟子记》记为嘉庆六年（1801年）正月。对这一问题暂时还没有确切的定论，采用阮元本人的说法。
[2]［清］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载《研经室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47页。
[3]［清］阮亨：《瀛舟笔谈》，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刻本。
[4]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1页。
[5]［清］孙星衍：《诂经精舍提名碑记》，载《孙渊如先生全集》（第6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思贤书局刊本，第45页。
[6]［清］黄以周：《南菁讲舍文集序》，载《南菁讲舍文集》，光绪己丑年（1889年）刻本。
[7]［清］马新贻：《诂经精舍文三集序》，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5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8]［清］马新贻：《诂经精舍文三集序》，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5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9]［清］梅启照：《诂经精舍文四集序》，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5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10]［清］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载《孙渊如先生全集》（第6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思贤书局刊本，第45页。
[11]［清］陆尧春：《诂经精舍崇祀许郑两先诗记》，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5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12]张崟：《诂经精舍志初稿》，载浙江省立图书馆编印《文澜学报》1936年第1期，第6页。
[13]［清］俞樾：《诂经精舍文集四集序》，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5册），1995年版，第256页。
[14]［清］缪荃孙：《俞先生行状》，载《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8页。
[15]［清］阮元：《诂经精舍文集三集》，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5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435页。
[16]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96页。
[17]［清］孙星衍：《平津馆文稿》下卷，载《孙渊如先生全集》（第6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思贤书局刊本。
[18]张崟：《诂经精舍志初稿》，载浙江省立图书馆编印《文澜学报》1936年第1期，第2页。
[19]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载《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20]张崟：《诂经精舍志初稿》，载浙江省立图书馆编印《文澜学报》1936年第1期，第3页。
[21]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3页。
[22]［清］吴岳：《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23]［清］阮元：《学海堂集序》，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24]［清］林伯桐编，陈澧续补：《学海堂志》，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25]容肇祖：《学海堂考》，《岭南学报》1934年第4期。
[26]［清］林伯桐编，陈澧续补：《学海堂志》，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27]［清］林伯桐编，陈澧续补：《学海堂志》，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245页。
[28]［清］樊封：《新建粤秀山学海堂题名记》，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29]［清］林伯桐编，陈澧续补：《学海堂志》，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30]王钟翰点校：《谭莹传》，载《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
[31]例如方宗诚在《徐庾文选序》中认为，《六经》、诸子之文明道、记事，纵使有醇有疵，皆足为身心家国之用，这和包世臣的说法相反。且方宗诚认为文章相连世运，《昭明文选》所收录的魏晋南北朝文章恰恰是世运最差时期，故文章亦属卑劣。
[32]［清］宋翔凤：《过庭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9页。
[33]［清］力钧：《文笔辨》，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页。
[34]［清］力钧：《文笔辨》，载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页。
[35]［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0页。
[36]［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37]［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38]［清］王闿运：《论文体单赋》，载王闿运著、陈兆奎编《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第8页。
[39]［清］李详：《愧生丛录》，载《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47页。
[40]［清］李详：《答江都王翰棻论文书》，载《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页。
[41]［清］蒋湘南：《七经楼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42]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3页。
[43]刘师培：《论文杂记》，载《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
[44]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载《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5页。
[45]刘师培：《论文杂记》，载《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3页。
[46]刘师培：《论文杂记》，载《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
[47]刘师培：《论文杂记》，载《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
[48]章太炎：《文学说例》，载《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
[49]章太炎，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8—249页。
[50]章太炎，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7页。
[51]章太炎：《文学总论》，载《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52]王风在《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及论争背景》中认为可能有三个原因：一则不屑，二则不暇，三则不想。
[53]陈柱：《诠文篇》，载陈柱尊编著《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集），群众图书公司，1928年版，第141页。
[54]陈柱：《诠文篇》，载陈柱尊编著《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集），群众图书公司，1928年版，143页。
[5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16页。
[56]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载司马朝军《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5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58]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59]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162页。
[60]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2页。
[61]胡适：《吾国文学三大病》，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页。
[62]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及：“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空泛之门面语而已。”参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台北从强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的论述：“甲之说曰，文以载道。不知道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郑振铎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中认为：“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学观，确是谬误的，而且是极为矛盾的。约言之，可分为二大派：一派是主张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所以虽称极盛，而实则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者，即以此故。”
[63]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64]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65]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3—545页。
[66]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9页。
[67]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1页。
[68]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69]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70]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71]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1页。
[72]刘文勇：《中国文论研究：方法论及其反思》，《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