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侣、友朋：凌廷堪

刘师培观察清代文学发展的历程，认为：“惟歙县凌次仲先生，以《文选》为古文正的，与阮氏《文言说》相符。”^[14]他观察清代文章之学的动向，指出凌廷堪与阮元在乾嘉之际，率以《昭明文选》为文统标识，推尊骈文为文章正轨。虽然本书着重探讨的是阮元“文笔说”研究，但是阮元的思想的确受到凌廷堪的重大影响，李贵生经过研究发现“凌廷堪与阮元的文论思想为一系”^[15]，是确有可能的。虽然阮元与凌廷堪的关系是“尤知己之最者”。根据目前所阅见的文献资料，尚未发现阮元明确指出已说乃承袭自凌廷堪。

将两个人的生平以及作品年份进行对应，可以明确推测出阮元重提“文笔说”很有可能真的是来自于凌廷堪的影响。首先，凌廷堪较阮元年长八岁，根据二人的自述，彼此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订交于扬州，此时凌廷堪已经二十五岁，阮元则十八岁，尚未公开发表任何论述，凌廷堪则已在此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词、曲等文学作品，甚至发表了首篇表明一己之文统观的文章，即《祀古辞人九歌》，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已经面世。笔者将着重探讨这一篇文章中凌廷堪对于文章之学的看法。在文章中，凌廷堪由祭祀和古辞人的具体作为，表达自己的文统观念，他其后的很多作品也是由此出发进一步地拓展及其深化。

凌廷堪在此篇论文中一方面标举文应有独特性，想要摆脱两汉以来教化的传统，另一方面，凌廷堪也指出以屈原为始的文统传承，认为：

屈、宋鸿篇，为辞林之正轨。班、张巨制，乃文苑之大宗也。用能垂日月而不刊，与天地而齐寿。渊源自古，光景常新。虽徐、庾之绮才艳骨，燕、许之佩玉垂绅，而老成之典型尚存，高曾之规矩未改。降及韩、柳，矫彼梁、陈，漫云起八代之衰，实自成一家之学。^[16]

凌廷堪认为文统之始自屈原、宋玉，历经两汉及魏晋南北朝，至唐初而后终止，其中韩愈、柳宗元是令文统断绝的关键人物。诸如此类的理念，于二十二岁就已经确立。同样在这篇文章里，凌廷堪准确描述出了文的特质，补充了对情、气和辞采方面的要求：“所以炳炳者其泽，琅琅者其乡，渺渺者其情，蓬蓬者其气，不欲陋而欲华，不取奇而取偶。”^[17]他指出散文与骈文虽然看似皆为文，然而散文如同白水一般，无色无味，不能与雕琢华美的骈文并列而论。也明确指出了所谓文，就是骈俪之文，散文不能称为文。而且他还在文中称赞沈约说：“前浮声兮既施，后切响兮亟随。不传之妙兮在兹，匪歌咏兮独宜。高文典册兮一以贯之，俗士不识兮以为论诗。”^[18]凌廷堪将诗歌的声韵作为标准施之于文。阮元的“文韵说”借鉴了此处的观点并进一步进行阐发。

萧统《昭明文选》及刘勰《文心雕龙》，二者在南朝历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凌廷堪亦推崇备至。对于《昭明文选》，凌廷堪自述喜好六朝词赋，“为文喜作‘选’体”，显示其对《文选》的看重。《文选》中的众多文体，是凌廷堪甚为珍爱乃至学习的对象，这在《校礼堂文集》分类中显而易见，从《校礼堂文集》目录看来，其中有二十种文体皆为《文选》所有。

在学术史的视域下，集汉学家和骈文家于一身的凌廷堪将文与经、史、子划分出界限，使得文独立于道学、经学之外，从而为有效地反击桐城派找到了新的理论。但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日后阮元承袭了凌廷堪的观点重提“文笔说”才使得这一观念广为传播。原因在于凌廷堪的理论不够清晰和系统，他没有就此写作专题论文，而是将自己的观点散见于零散篇章之中，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再加上凌廷堪政治地位较低，文章的流传范围较窄。而阮元在清代位高权重，门生众多，也因此在日后重提“文笔说”之时反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