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技创新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自主创新活动根植的丰厚文化土壤。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既体现了“知者”的原创智慧，也包含着“巧者”的技术经验积累。例如，经世致用的技术创新认识论与方法论、匠心独运的基础创新精神、道技合一的技术价值观等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因与思想基础。
（一） 经世致用的技术创新认识论与方法论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经世致用的特征。儒家思想虽抨击“奇技淫巧”，但对“奇技”与“百工”作了明确区分，正如子复言“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即是说百工能“成其事”，存在社会价值。在经世致用的技术选择导向下，儒家将技术的实用标准与道德教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以“抑奢”反对华而不实的无用技术，对利于生产生活的技术采取支持的态度。对于技术实用标准的设定上，《孟子》讲“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工匠放弃尺寸规矩单凭主观臆断连一个好车轮都造不出来，既是谈治国方略，也同时表明对技艺标准的态度问题。 (101) 儒家也一直倡导“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与现代社会科技创新需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契合。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强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还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质疑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是精神等。
此外，在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里程碑”的《梦溪笔谈》中，有大量关于对自然科学、工匠精神、技术实践的记录与思考。沈括在书中记录了天文历法、指南针制作原理、凹面成像原理、共振规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金属冶炼方法等，并且精研城防、兵车、兵器等军事问题，提出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在军事领域，提升兵器和装备的质量，同时也详细记载了北宋在农田水利、工程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医药学、地质学等各个领域的重大发明和科技人物，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正如有学者提出，沈括的十二气历简洁易算，克服“四时失位，算数繁猥”的缺陷，更利于农事生产安排；“会圆书”“隙积术”“运粮之法”成功运用于军事和生产，既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也实际解决了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困难。造纸术的发明基于西汉活跃的思想文化又由于“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而发明产生的，也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古代技术创新侧重于生产实践的实用性和经验性，体现出经世致用的技术创新思想。
科技创新方法方面，周易注重“观象制器”，观分为感性之观（经验）和理性（直觉）之观，象为认识的物质与精神对象，器则为科学技术。周易强调思维方式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相统一，经验感知与理性抽象相统一，既认识经验对象的特殊性，又注重依靠直观体悟把握普遍性规律，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哲学方法论支持。道家主张以直觉思维作为科学技术的主要方法，认为真正的知识来源于纯粹的抽象思维，科学技术的真正发展与创新需要不断摆脱具体经验的束缚，即“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老子还提出了观的方法，即以思维本能观照对事物作形而上的整体把握，同时强调道技统一的“术化”过程，所谓术化，则是技术的创造者在技术熟练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直觉思维超越经验从整体上把握技术本质的状态与境界， (102) 这与现代社会科技创新对把握技术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创新规律的要求高度契合。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方式方法，道家则提供了一种本体论和思维方式的支持，展现出高深的抽象思维水平。此外，《梦溪笔谈》自然科学部分提出实验法和观察法，沈括得出的科学结论都立足于实际观测和实地调研基础上的推导。 (103) 例如“今曲中有声音，须依次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声律高下苟同，曾在他琴鼓之，应弦亦振，此之为正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沈括在观察管弦乐器琴瑟应和现象时做的“正声实验”实际上就是共振实验，比英国人威廉·诺布尔（William Noble）和托马斯·皮戈特（Thomas Pigott）做的“纸游码”实验要早5个世纪。
墨家是古代科学技术实证主义的典型代表，呈现出严谨实验精神与严密逻辑方法的高度统一。在墨家看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源于寻求事物间因果联系的感性经验，科学知识的内容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即“故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本之者是古人的经验，原之者是当下人的感性经验，用之者则为经验的实践操作。不难看出，墨家的思想体系包含着重视理论经验与实践检验的因素，正如胡适所言“看《墨辩》诸篇所载的界说，可想见当时科学方法和科学问题的范围。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推想这一支学派，若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 (104) 创新活动中对研究对象的严密逻辑规则探析不可或缺，墨家力图对科学技术本身的逻辑进行挖掘，以“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提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与论证过程，以“巧传以求其故”“‘明其故’才能‘察其类’”，探明科学技术背后的因果联系与技术原理，以“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类取，以类予”探讨获取正确科学知识的多种逻辑推理方法（推理、判断、证明、反驳、辩证等）。 (105)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相比较而言，《墨经》的理论是当时最正确最科学的理论”。墨家学说对科学技术价值的阐发，对科学知识客观经验的肯定，对具体科学知识逻辑方法的论证，展示出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古代科学技术结构：理论、逻辑、实验和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必备的要素。
（二） 匠心独运的技术创新精神
从技术创新的微观层次而言，任何创新活动都离不开工匠精神的薪火相传。工匠精神在历史长河里承载着岁月的积淀，累积成中华民族文化的鲜明符号。早在约4300年前，史载“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这展现出传说中的舜在河滨制陶追求精益求精带动身边人杜绝粗制滥造的事迹。从夏朝“奚仲”、商朝“傅说”、春秋的“梓庆”皆可窥见史书中工匠们坚韧的身影。《诗经》有语“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将君子修养提高的过程与雕琢玉器类比，《考工记》中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内容、种类的记载更是反映出当时中国古代的科技工艺水平，《尚书》中提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皆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魅力与价值。工匠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一个重要的专业阶层，“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将百工比为圣人也体现出早期器具设计对高超智慧的要求。“技艺”一词本身也含有创造性的内涵，“技”是掌握及运用技术的能力，“艺”则是富有创新性的方式与方法，工匠技艺是不断创造的过程，在反复的技术实践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改良创造以实现技术产品创新。 (106) 同时历代中央政府都设有工部，皆体现出我国古代对工匠专业性和创造性的重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工匠精神还体现在工匠匠心和匠技之间的高度统一。正如老子言，“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庄子的论著中也对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有细致的描写，以庖丁解牛、匠石运斧、老汉粘蝉、轮扁斫轮、津人操舟等生动事例展现出古代匠人高超的技艺，例如庖丁以19年解牛之功的积淀，将劳动对象的自然机理纯熟于心，历经反复实践与刻苦训练化为技艺之道，达到“官行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的境界。 (107) 鲁班更是能工巧匠的典型代表，着眼于细节，从技术本身摸清规律，做出了锯子、曲尺等系列发明和鲁班桥等建筑艺术。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秉承对待技艺的信念与执着追求，探索技术规律，达到“技可近乎道，艺可通乎神”的境界。墨家学派的《墨经》是一部集科学知识和工匠精神的集大成之作，“这部经典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逻辑学、哲学、力学、光学、几何学、工程技术知识和物理学、数学等各类科学知识，作为一部微型古代百科全书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河中熠熠生辉。墨家更是‘士’和‘工匠’结合而成的学术团体，兼具学者和工匠特质，要求门徒学习大禹治水吃苦耐劳、栉风沐雨的精神，毫无功名利禄之心，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墨家成员大都直接参与工艺技术活动，将学者的知识体系与工匠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在对自然现象认识和思维形式结合的基础上，总结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艺，注重精益求精。由此可见，古代工匠们除却对自己技艺要求严苛，同时怀有对高度专注与忘我精神的执着追求，正所谓技艺为骨，匠心为魂，共同构筑起古代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也正与现代科学技术创新中对必需的大国工匠精神相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工匠精神同样体现在对工匠“物勒功名”的管理智慧。加强创新成果产权的追溯与管理是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管理的应有之义，而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产生了与之相类似的管理制度，即物勒功名。这一制度早在《礼记》中被记载为，“物勒功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到秦朝趋于完善，到明代发展到极致。物勒功名将工匠名字刻在器物之上，是最早的对创新成果质量管理的制度，“功”是功与过的奖惩，既是产品负责制的质量检测与考核体系，也是工匠荣誉的体现。物勒功名制度的现实意义不是问责，而是让古人的管理智慧在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中华丽转身，不断健全激励与保障创新的产权制度，倡导创新主体的担当精神。
（三） 匠心独运的技术创新精神
从技术活动角度来看，道技合一是思想理论与科学技术的统一，“道”是“技”的理想境界，是对各种具体“技”的超越，由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等技术要素的自然本性决定。先秦道家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是道德的最高准则。老子曾阐述龠（风箱）、车毂、陶器、居室实例背后有与无的辩证关系，揭示出机械运作、建筑学原理、陶器制作技术原理背后都体现“道”。庄子指出“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术是某一领域的工艺，道则贯穿各种事物、技术与机械原理的过程，两者合一的过程呈现由“技”入乎“道”中探究技术背后义理与天德的本质要求。也就是说，道技合一即寻求“技”上之“道”，而实现技术活动各要素之间的完美和谐则是“大道”的追求，这种要素的和谐体现在以下方面：
“道技合一”思想体现了技术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统一。如庄子对庖丁出神入化解牛之技三个层次的细致描写，“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呈现出庖丁与牛从主客对立的外在关系到人牛两忘同化于天道之中实现主客观高度统一的依次递进。“轮扁斫轮”事例中轮扁使用斧头砍削车轮能做到“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大马捶钩中老者言“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更是将铸剑技艺达于至大道的境界追求展示得淋漓尽致。 (108) 由此可见，技术主体的意识是知、情、意的综合体，主体创新技能的发挥不仅取决于其知识与能力，更在于主体的情感与意志，认识到技术活动本身应超越主客体界限，在境界上达到天人合一。技术主体是技术工具的主人，人应驾驭技术工具而非“心为物役”，在技术工具面前丧失自由，主体创造的技术工具应为人类服务，适应人性的需求。现代科技心理学强调的“人机协调”即是指将劳动条件应最大化的消除对人神经系统和创新能力的负面因素，而实际中这种要求在中国几千年的技术实践中早有体现，对防止现代社会中出现“劳动异化”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09)
“道技合一”思想体现了技术价值与社会功能的和谐统一。首先，我国古代技术发展强调技术创新的社会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中有直接体现。义利观是个何为至善的问题，在技术领域则主要是指技术的道德价值问题。墨子主张符合“利天下”“利人”是分辨行为之善恶的评判标准，“利人乎则为，不利人乎则止”，“义”则是达到“利”的手段，“天下莫贵于义”，凡是“利天下”“利人”的行为就是“义”，墨家的科学研究和实践正是“义”的思想在科技领域的投射。在这一点上，墨家思想以“利”为标准承认技术的功利性，以“义”的要求充分肯定道德原则的作用，达到技术上义与利的统一，这样一种独特的技术功利主义与西方功利主义主张的技术“利己”目的大相异趣。 (110)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墨家“在中国科技史上第一次将纯粹理性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与注重实用的工具主义价值观融为一体”。其次，“道技合一”思想也体现在中国古代科技实践下大量的技术规范和技术伦理思想之中。相比较而言，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缺失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技术成为资本的婢女，听命于资本驱遣的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在于技术法律、伦理与社会管理方面的相关规范及约束机制明显滞后，而解决该问题的必要性在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道”“技”关系处理中早有窥见。其中技术“有法可依”的思想最早见于《礼记》中关于“工依于法”的阐述，墨家也十分重视技术的规范性与普遍性，“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且强调技术规范应具有直接操作性，“百工为方以矩， 为圆以规， 直以弦， 正以县， 平以水”，表现出浓厚的理论色彩；技术伦理思想则主要是指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与道德习惯规范技术行为，儒家、道家、墨家对“道”的理解都包括技术道德的要求，即要求技术操作者在进行技术活动是寻求合理的、最优途径与方法，心怀仁爱之心，造福百姓为宗旨，体现出与现代科学主张以人文主义之柔克技术异化之刚的异曲同工之妙。如墨家倡导“断指与断腕，利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即若对天下人有利，无论断指断腕，或生或死，墨子都会义无反顾，充分说明墨子的以“救世”为特征的科技思想。现代科学技术的异化可以看作“道”与“技”的分离与割裂，导致技术上是巨人、伦理上是侏儒类别技术的蔓延，背离了科学技术应遵循的伦理原则，而解决这样一场当代技术危机，正如李约瑟强调的那样，“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社会准则，而从死亡的躯体上挽救我们”，确实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东方科技智慧来穿越千年发出响亮的现代回响。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