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的特色
中国科技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归根结底在于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创新道路，该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科技领域最新的路径选择。从普遍性角度而言，中国自主创新道路带有中西科技发展共有的创新要素和特征，如对法治保障、多元创新主体、高质量创新资源、自由与民主文化氛围的重视与追求。但从特殊性角度而言，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根植于我国科技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不仅在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科技创新道路，在实现形式与内容上也存在显著差别，呈现出自身鲜明特色。
（一） 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的多维保障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核心领导力量，为自主创新发展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与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形成从思想到战略再到实践的自主创新多维保障体系，是区别于西方科技创新道路的本质特征。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提供理论指南。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与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的科技创新思想，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南。从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到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到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都深深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作用，通过对科技创新指导方针、科技创新战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人才、创新文化的论述，深化了对科技发展方向与具体路径的认识，回答了中国应坚持什么样的科技发展道路、如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 (57) 其中，不同时期形成的关于科技发展目标与指导方针的不同论述，对我国结合时代背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赶超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关于科技体制机制、制度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既是对以往科技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又为实现自主创新发展提供更为开阔的思路。关于科技发展中对人才资源、文化建设以及科技人本主义取向的重视，为自主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正确的价值引领。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每个重要节点都出台重大战略部署与方针政策，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制定十年科技发展规划，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为自主创新提供制度规范。改革开放以来，党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与国内外形势，不断调整科技战略和科技体制，增强体制机制的适用性与实效性。1978年，党中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方针，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指导，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对技术引进、高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基础研发等领域进行重点部署。1995年党中央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制定三个科技计划加两个规划，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九五”全国技术创新纲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相关政策与法律，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加快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2006年，党中央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12）》，提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2012年，党中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核心，制定《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与《“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等顶层设计，对自主创新发展实行“超前谋划”，提出非对称性赶超措施，部署一系列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自主创新的重大举措，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统筹协调的自主创新制度体系，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提供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领导集体都注重通过组织领导创新主体开展创新实践活动，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集中力量攻克“两弹一星”等高尖端技术与现代电子计算机等世界前沿技术，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尖端技术的垄断神话。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科技领域着眼于建立种类多元、结构均衡的创新主体体系，突破计划经济时代国有科研单位作为创新主体的单一模式，形成政产学研等多元创新共同体，打造创新主体协同新格局。同时党注重领导技术创新共同体开展“863”“火炬”高技术计划、信息技术、高铁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技术创新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作用，督促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科学素养，当好领导的同时当好专家，不断增强自身领导和推动自主创新的能力。新时代以来，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领导，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推动党的科技发展方针及政策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中的贯彻与执行。同时通过发挥各级党组织在凝聚人心、精神塑造方面的重要作用，化解人员流动常态化、科研任务大型化带来的不良影响，抵制科研腐败对人的精神侵蚀，通过全方位的组织领导与管理凝聚创新主体力量，提高创新主体的战斗力。 (58) 此外，在党的领导下构建起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全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将实现创新发展的攻坚克难、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增强广大科技人员获得感作为检验党建工作的重要标准，为自主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总的来说，通过发挥党领导科技工作的思想优势、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形成了从思想到战略再到实践的自主创新体系，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科技强国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彰显出中国自主创新道路的巨大政治优势与独特本质。
（二） 社会主义制度凝聚主体与资源绝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自主创新道路提供根本的制度遵循，最大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创新主体协同与创新资源整合，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鲜明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协同创新主体的绝对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凝聚优势，促进主体协同创新，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的主体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 (59) 区别于竞争性经济体制的西方创新主体协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创新主体协同不是自发、松散、无序的联合模式，而是在新型举国体制下，通过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整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力量，在重点领域与关键领域通过协同攻关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实现有为政府主导、有力市场驱动、多元主体参与的有机统一。 (60) 几十年来，党和政府在科技创新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创新规律的认识，日益重视创新主体合作与体制化建设，逐渐形成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以高校科研单位为知识创新主体，以及包含国防、区域创新等体系在内的国家创新体系。同时，建立主体协同创新秩序，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协同的合作体系，从内部不断回应多元创新主体的诉求，实现主体联合互动、优势互补，集中力量抓重大、抓尖端，形成自主创新的强大主体合力。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体协同创新并不仅局限于国内，而是应努力融入世界科技创新网络，更深层次的参与国际分工，寻求世界范围内科技研发合作，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创新主体协同，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在更高的起点上进行自主创新。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形成了国家、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共治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不但解决了中国自身创新发展问题，也为改善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纵观我国科技发展实践，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统筹协调能力、重点突破能力是任何西方制度无法比拟的，发挥其协同创新主体的独特优势，是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整合创新资源的绝对优势。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整合与配置创新资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开展自主创新活动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科技一穷二白的现实，党中央通过科技规划及计划手段集中有限的创新资源，围绕国防和重工业发展重点布局，取得“两弹一星”等科技成就，充分展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制度优势。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逐步形成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有机结合的资源配置体系，在三峡工程、神舟飞船、高速铁路、5G网络、科技重大专项等方面也取得了瞩目成就。 (61) 社会主体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互为补充，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发挥决定作用，运用市场手段解决科技成果的研发、资金投入、利益分配问题，建立自主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将创新目标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为自主创新注入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完全的市场调节存在失灵现象，需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例如，市场条件下能够快速转化为商品的科技成果备受关注，而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的基础研究领域则处于边缘化状态，此时就需要政府发挥顶层设计、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作用，弥补市场失灵与调节缺陷。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与政策引导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涉及国防安全与重大民生、技术领域实行重点规划与布局，有效促进各类创新资源集聚从而实现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创新的整体效能。因此，在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统筹协调作用下我国创新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体现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
（三）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文化价值旨归
创新文化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的精神根基，作为一种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生成的文化形态，与自主创新相辅相成，对创新行为具有深刻且持久的作用，通过发挥价值观引领作用促进我国自主创新发展。与西方科技文化强调的“自由”“理性”精神相比，创新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是区别于西方国家创新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
坚持自主创新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价值观。中国自主创新发展实践中始终强调把握与处理好经济尺度与人本尺度的张力，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纵观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新终极目标的价值导向，逐步形成了“科学技术服务于人民大众”“科技富国强民”“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坚持以人为本”“让科技为人民造福”等一脉相承的科技人本思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科技造福思想更是将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提出自主创新始终坚持以人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创新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人的“主体性”，倡导人作为自主创新实践的主体与创新成果受益的主体，解决了“依靠谁创新”以及“为谁创新”的问题，为推进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提供了正确价值引导与文化基础。
坚持自主创新根本动力来源于人民的动力观。人民的创造精神是促进自主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创新文化建设，通过文化形塑创新个体的价值观与精神理念、道德素质，激发人民的创新意识 (62) ，挖掘人民的创新潜力，充分发挥人民在自主创新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依靠人民创新创业。正如马克思强调的那样，“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人民群众的需求是自主创新的根本动力。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下的自主创新发展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价值导向，更加关注人民需求，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运用自主创新回应人民之急需，实现创新与民生改善需求的直接对接。例如，开放式全面创新背景下，多元创新服务平台、信息交流平台、创新成果体验平台等创新基础设施的搭建，为人民群众提高自身科技知识水平、培养创新兴趣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可方便人民群众与创新主体直接对话，反馈创新需求与创新问题，汇集创新智慧，避免创新主体“拍脑袋”创新，助力真正满足人民需求的自主创新成果产出。由此可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创新营养与创新力量，让自主创新成为满足人民“获得感”的重要源泉，同时“获得感”支撑自主创新发展不断深入，形成创新系统的良性循环，从本质上彰显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独特优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伦理观。党中央始终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始终沿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正确方向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强调尊重人、包容人、关注人，引导创新人员提升创新使命感，根植创新责任基因，形成对“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伦理关怀的深切感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极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技术风险，例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的不确定性与侵权隐秘性，导致人身权、知识产权等新兴权利的认定危机、伦理危机及环境污染危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科技风险防范确保科技发展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应增强忧患意识防范技术风险，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价值导向。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他先进文化引领引导创新发展，实现“以文化人”。引导创新主体在科技创新实践中遵守伦理道德规范，规范自身行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研发真正符合人民与社会发展价值的自主创新成果，并将其应用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63) 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关怀的同时也包含对自然界的关怀，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都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出绿色发展理念等注重解决生态问题，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创新发展观，引导科技自主创新应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伦理观，引导创新主体在自主创新实践中遵守伦理道德规范，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观导向作用于自主创新道路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总而言之，文化对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的价值引领不是抽象空泛的，而是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的引领下，将人民作为自主创新的实践主体与受益主体，促使自主创新致力于“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蕴。
(1) 崔丕：《美国的遏制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论纲》，《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48—56页。
(2) 崔永华：《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8年。
(3) 方新、柳卸林：《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回顾及展望》，《求是》2004年第5期，第43—45页。
(4) 赵新力、仪德刚：《建国以来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理论与政策创新及其启示》，《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第61—64页。
(5) 张玉明：《建国以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演进与中国现代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5年。
(6) 曾敏：《聂荣臻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
(7) 李万忍：《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3页。
(8)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第6页。
(9)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7页。
(10) 陈正洪，杨桂芳：《经纬解析建国以来科技规划的基本特点》，《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年第2期，第68—74页。
(11) 《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18页。
(12) 李杰：《论创新型国家的法治化》，《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年第9期，第121—125页。
(13) 张立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科技大国的崛起》，《理论月刊》2012年第1期，第29—34页。
(14) 张小峰、苏国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形成分期与哲学思考》，《科技管理研究》2013年第9期，第14—17页。
(15) 李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法律发展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5期，第80—83页。
(16) 于文浩：《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路径选择与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第18—24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页。
(18) 崔云朋、乔瑞金：《新时代创新主体实践路径研究》，《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第10—17页。
(19) 于文浩：《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路径选择与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第18—24页。
(20) 侯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工作的历史演进及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0期，第28—33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22) 吴金希：《创新文化：国际比较与启示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51—158页。
(23) 黄宁燕、王培德：《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度设计思考》，《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4期，第60—68页。
(24) 段异兵：《中国科技改革开放40年的回顾与展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期，第58—64页。
(25) 张永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科技政策演变分析》，《中国科技论坛》2019年第4期，第1—7页。
(26) 崔政、李丽娜：《科学政治学视野下科技成果转化立法逻辑研究——从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说起》，《学理论》2017年第6期，第100—102页。
(27) 张永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科技政策演变分析》，《中国科技论坛》2019年第4期，第1—7页。
(28) 潘教峰、张凤：《以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引领未来创新发展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8期，第922—928页。
(29) 崔云朋、乔瑞金：《新时代创新主体实践路径研究》，《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第10—17页。
(30) 玄兆辉：《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评价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9年19期，第1—6页。
(31) 李学宁：《发达国家产学研协同创新实践分析》，《中国高校科技》2019年第12期，第76—79页。
(32) 崔云朋、乔瑞金：《新时代创新主体实践路径研究》，《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第10—17页。
(33) 贺俊、陶思宇：《创新体系与技术能力协同演进：中国工业技术进步70年》，《经济纵横》2019年第10期，第64—73页。
(34) 陈晓东：《改革开放40年技术引进对产业升级创新的历史变迁》，《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20页。
(35) 引自《中国工业技术创新发展趋势分析》，第10页。
(36) 陈晓东：《改革开放40年技术引进对产业升级创新的历史变迁》，《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20页。
(37) 科技部《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38)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57页。
(39)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
(40)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62页。
(41)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42) 《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2018》——“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系列报告”。
(43)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44) 《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智能制造》2019第9期，第11—12页。
(45) 《2017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分析》，https：//www.sohu.com/a/305808828_390536。
(46) 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47) 于飞：《建国70年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与发展》，《中国高校科技》2019年第8期，第9—13页。
(48) 陈晓东：《改革开放40年技术引进对产业升级创新的历史变迁》，《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20页。
(49) 王雪铭、詹碧华等：《70年巨变——盛世中华迎来伟大飞跃》，《中国周刊》2019年第10期，第10—17页。
(50) 白春礼：《中国科学院70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与发展的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年第10期，第1089—1095页。
(51) 《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智能制造》2019第9期，第11—12页。
(52) 陈劲、曲冠楠、王璐瑶：《有意义的创新：源起、内涵辨析与启示》，《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11期，第2054—2063页。
(53) 崔伟奇、程倩春：《论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的价值基础》，《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12期，第51—57页。
(54) 赵志彬：《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发展与展望》，《知识产权》2019年第8期，第28—37页。
(55) 卢阳旭、赵延东：《宽容文化与科技创新：一项基于国际比较的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3期，第61—68页。
(56) 数据来源于科技部《2018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
(57) 樊增强：《全球科技创新发展趋势与中国创新驱动的战略抉择》，《中州学刊》2018年第10期，第44—50页。
(58) 白春礼：《党建驱动科技创新》，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年3月29日，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7/0329/c117092—29177725.html
(59) 何虎生：《内涵、优势、意义：论新型举国体制的三个维度》，《人民论坛》2019年第32期，第56—59页。
(60) 黄涛、郭恺茗：《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反思与重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35—40、第117页。
(61) 王定祥、黄莉：《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机制构建与制度优化》，《改革》2018年第5期，第80—91页。
(62) 李后卿、杨国军：《论创新文化氛围下的自主创新》，《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6—110页。
(63) 王曦、王强：《人本主义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三维向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17—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