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科技创新理论的合理借鉴
随着西方学者对科学技术与创新的重视与发展,逐渐形成了技术创新理论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因其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驱动力、优化创新模式等方面的显著作用,成为备受关注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之一。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从系统化的视角对创新的制度环境、主体作用、要素组合等进行综合考察,提出创新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多方面创新主体配合为支撑,以创新制度环境与文化环境为重要保障,以创新要素投入为基础,在不同要素协同互动下有序开展。因此,合理借鉴该理论,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涵盖“制度—主体—资源—文化”多位一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启发性。
(一) 技术创新理论
“创新”是现有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创造性组合。创新理论学派认为创新的过程实质上是对经济增长结构创造性破坏的动态竞争过程,任何引入生产体系并产生巨大经济增长价值的要素都是创新,并不仅局限于某项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市场开辟、新材料来源方面的创新。熊彼特强调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且由于创新的内生性、跳跃性与突破性,经济增长呈现动态平衡性。 (112) 不同形式的创新活动在根本上都是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即内部生产要素“新组合”引发的内生性“革命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及其引起的模仿性活动带来新的技术与劳动力需求,产生新的经济效益,但随着创新的外溢蔓延至整个生产领域,所产生的报酬逐渐递减,经济陷入低迷,而更高经济效益的追求促使创新者进行新一轮的创新,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被重新组合及破坏性创造,实现经济繁荣、萎缩、复苏与扩张的动态平衡。此外,熊彼特特别强调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不断采用新技术与新设备,加之其对市场需求与经营管理的敏锐洞察形成的战略视野与创新能力,把握与协调创新要素的不断组合,不断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核心作用。索罗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肯定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但在此模型中影响技术进步的劳动有效性因素是由各种外部因素决定的,且对这些要素的类型划分及作用机理阐述并不清晰,因此催生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模型,论证了内生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研究与开发对技术进步的驱动作用,认为技术创新是在劳动力、知识存量等要素有意识的投入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技术进步边际收益及知识正向性带来的经济效益,使得技术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多、知识存量高的国家获得更高的技术产出,从而进入再加大投入的良性循环,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同时这一理论深化了对知识创造的认识,在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完全复制现有投入品的行为造成报酬递减,但研发人员的互动及研发基础设施的共享能对其进行有效弥补,从而造成经济效益的规模持续递增。这也进一步揭示出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发现加大在技能积累上消耗的时长能提高人力资本增长率,人力资本价值越大,则产生的经济效益越高,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力技术资本存量这一内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应通过正规教育及实践培训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产生的“内部效应”。 (113) 总体来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将技术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根源因素,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建立研究与开发的激励与保障机制(如重视教育和研发投入、完善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技术创新,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科技追赶提供理论借鉴。
技术创新是主体规模、资源投入、市场结构等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以经济学视角,强调市场竞争、垄断强度、企业规模、新技术投资与推广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创新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应专注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建立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在于对竞争与垄断程度的合理把控,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由于普遍规模较小而难以保证技术创新的资金与人力物力需求,不能实现连续性创新收益与拓宽市场规模,抑制了较大规模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市场环境中,竞争危机与市场威胁的缺位不断消解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与动力,即使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但主观上创新动机不强也不利于激发大的技术创新,因此“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是最利于创新的市场条件。此外,从技术创新与模仿的关系入手考察技术扩散的有效模式,曼斯菲尔德在假定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专利权不发挥作用、技术本身与企业规模都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认为新技术推广主要受模仿比例、模仿相对盈利率、技术投资额的正向性影响,即模仿比例、模仿相对盈利率、技术投资额越高,技术创新的成果推广与使用的速度越快。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与专利权不受保护都是不现实的假想,但首次将技术模仿引入技术创新的分析体系,认为技术模仿带来后发性优势,也为先进技术在后发国家扩散与转移开拓了新的理论视角,后期卡曼、施瓦茨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复上述理论缺陷,从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主体规模、资源投入等的关系入手建立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深入分析技术创新的动力、过程与创新模式。
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具有决定性作用。科斯在其代表作《社会成本问题》把社会成果与产权理论引入经济问题分析,研究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分析了交易成本在制度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即制度创新(变迁)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变迁成本时才会发生。戴维斯与诺斯用“制度”创新揭示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认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也受制度变革的影响,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同时承认技术创新通过引发制度创新的需求及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与成本对其起到反作用,该学派主要是针对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制度层面的分析,认为制度创新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额外或追加的利益、对现存制度或组织的变革,能够为创新者提供激励的有效制度安排。同时,诺斯从产权制度、组织结构变革及法律制度等方面对技术创新进行了研究,通过对经济经济史的分析,新技术与新工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整套产权制度,因此,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与市场制度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持续性、稳定性的激励与保障,这对后面提出健全新兴技术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提供了研究依据。 (114)
(二)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随着创新理论的发展,创新范式不再只关注技术创新本身,而是拓展到理论、制度、文化、管理等各个领域,创新主体除企业外也涵盖大学及科学机构、政府、社会等多元化领域,传统的线性创新模式也不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创新理论应运而生,这是涵盖创新主体关系网络、创新资源配置以及综合制度及运行机制的综合理论体系。
创新主体的互动关系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以弗里曼和纳尔逊为代表,弗里曼通过对日本创新经验及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分析得出结论,日本的科技从落后到领先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辅以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并指出这种多方位创新活动是国家创新系统发生演变的结果。同时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不仅是发明与技术变革的积累,也是组织形式的革新,德国对英国的赶超也主要在于国家创新系统中作出的制度环境和组织变革,归根结底,国家创新成败取决于为适应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对经济范式作出的宏观系统调整。此外,重点强调了国家宏观政策、产业结构、创新投入及教育等四个因素对创新的影响机制,认为后发国家通过政策与组织结构的调整、资金与人力资源的投入能够有效弥补技术创新上的不足,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了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结构,认为国家创新系统在制度结构上非常复杂,涵盖多元创新主体(企业、企业研发机构、公共研究机构、高校),是技术行为因素和制度因素的系统集成,以企业为核心的各种创新主体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交互作用、竞争合作,实现技术创新发展,且基于科学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国家创新系统的安排必须有弹性空间,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与灵活性。波特从国家竞争优势角度对国家创新系统加以研究,认为国家的宏观政策制度环境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外部因素,政府以政策、计划等方式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产业集群,从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通过建立一个完整模型对创新系统内部各要素互动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单个企业的竞争战略与优势到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主体要素,结合政府与机会两个变量,构建出“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理论指导。 (115) 埃兹科维茨构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高校—政府—产业的三重螺旋模型,用来描述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各创新主体的交互关系。经合组织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和私人部门等主体交互组成的影响技术扩散与创新绩效的复杂网络,强调国家间的“知识流动”是创新系统交流的最直接方式,注重各创新主体的互动关系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不是人为割裂各创新主体,从而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制度功能的发挥是决定创新系统效率的关键。弗里曼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决定一个国家创新成败的最关键性要素,国家间出现的重大技术差距不仅与技术创新有关,而是制度、组织结构、管理形式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对国家创新活动进行长远动态的规划,通过有效制度实现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纳尔逊认为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结构应该重在平衡公有技术与私有技术之间的关系,协调发挥公权力与私权力在促进技术进步中的作用。罗默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必须包括市场制度、稳定化制度、科学制度,市场制度主要是规制企业与金融体系的制度体系,稳定化制度包括政府管理制度、财政制度等,科学制度则主要是指产权保护制度。在国家创新系统中,作为规范创新行为的制度准则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建立相应的科技体制、政策体系、激励机制等促使创新各种要素“集成”,且不断对制度进行评估,适应科学技术的变化及时调整并催生更高效率的制度创新。 (116)
明确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主体在创新系统中的不同功能定位。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探讨了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等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整体性与统一性出发论证系统内主体要素的互动机理,明确不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 (117) 其中,企业是创新的核心主体,市场需求导向与经济利益驱动促使企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知识创造部门在基础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创新活动目的是增加知识存量,产业部门与其他社会主体也能对创新活动形成支持。由于不同创新主体存在利益交织与利益冲突,政府需要发挥“引导”与“协调作用”,大学等知识创新主体按照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需求提供基础知识供给,企业为大学等提供创新需求导向,各企业间联合发挥交互作用形成产业集群,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应用创造条件,各主体共同嵌入到创新环境中相互促进提高创新绩效。综上所述,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关于制度安排与创新主体功能定位的阐述,为我国制定战略计划和政策体系以激励与保障创新,明确主体功能定位以构建多元参与技术创新体系,实现创新主体有效互动以形成自主创新合力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马文武:《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的形成逻辑、科学内涵与时代要求》,《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9期,第58—6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5) 马佰莲:《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研究三十年(1983—2013)》,《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2—11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9页。
(12) 雷石山:《论马克思的科技创新动力观》,《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51—56页。
(13) 张旭:《论马克思的科技与生产力思想》,《理论学刊》2003年第2期,第41—4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3—49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1—45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3页。
(17) 刘建涛,艾志强:《马克思考察科学技术的三重视阈论析》,《理论月刊》2016年第7期,第22—26页。
(18) 刘富胜:《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19期,第124—128页。
(19) 张新宁《试论列宁科技进步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当代价值》,《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第73—80页。
(20) 杨承训:《社会主义必须创造更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学习列宁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思想》,《经济纵横》2020年第7期,第17—24页。
(2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2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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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刘召峰、孙大伟:《历史性自觉与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奠基和发展——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人才思想述论》,《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10—16页。
(25)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26) 杨承训:《经济学家要注重研究科技进步——列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4期,第24—28页。
(2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5页。
(2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29) 程印学:《列宁在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关系上的贡献》,《科学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第37—40页。
(30) 陈美华:《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劳动创新观中国化探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1期,第58—66、第108页。
(3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
(3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
(3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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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82页。
(4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42) 王曦、王强:《人本主义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三维向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17—124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44) 金伟、李益军:《中国共产党推动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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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雷石山:《邓小平科技创新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科学管理研究》2014年第4期,第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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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2页。
(5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52) 沈谦芳、卢水平:《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历史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114—120页。
(53)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54)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55)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页。
(56)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2页。
(57) 汪志强:《论江泽民科技创新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6期,第73—75页。
(58)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6页。
(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11页。
(60)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92页。
(61) 江泽民:《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人民日报》,2000年7月3日第1版。
(62)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2001年,第22页。
(63)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2001年,第39页。
(64) 朱志敏、魏启晋:《新中国60年的创新历程与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58—64页、第249页。
(65)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2001年,第10页。
(66) 孟轲:《论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2期,第26—30页。
(67) 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68)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69) 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10页。
(70) 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71)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7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22页。
(73) 秦书生:《胡锦涛科学技术思想探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251—255页。
(74)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2—193页。
(75) 李民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主创新的重要论述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2期,第11—19页。
(7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7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78) 刘园园、冯兵:《习近平科技创新论述的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世界意义》,《兰州学刊》2020年第1期,第1—8页。
(7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4页。
(8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0页。
(8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83) 马文武:《新时代科技创新思想的形成逻辑、科学内涵与时代要求》,《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9期,第58—63页。
(8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5页。
(8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8页。
(86) 王丹、邱耕田:《习近平新科技革命观论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38—45页。
(8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7页。
(8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6页、第60页。
(89) 吴朝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创新论断的四个维度》,《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年第22期,第13—15页。
(9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8页。
(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4页。
(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
(9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0—111页。
(9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1、119页。
(96) 艾志强、祝玲玲:《习近平科技重要论述的内容与结构探赜——基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一种尝试》,《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期,第9—16页。
(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0页。
(98) 李民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主创新的重要论述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2期,第11—19页、第103页。
(9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页。
(100) 智广元:《人民主体: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价值指向》,《广西社会科学》2018第12期,第11—14页。
(101) 王前:《“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89页。
(102) 刘晓华:《周易、老庄、墨家科技思想比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期,第92—96页。
(103) 黄昊:《朱熹对〈梦溪笔谈〉中自然科学部分的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28—32页。
(10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05) 刘晓华:《周易、老庄、墨家科技思想比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期,第92—96页。
(106)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工匠精神——中国制造品质革命之魂》,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107) 刘欣,高策《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系统创新》,《系统科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71—75页。
(108) 詹石窗:《梦与道:中华传统梦文化研究》,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245页。
(109) 王前:《“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110) 陈万求、邹志勇:《墨家“道技合一”伦理思想》,《求索》2008年第2期,第118—120页。
(111) 郭震旦:《道技合一:墨子科技思想论略》,《东岳论丛》2010年第2期,第116—120页。
(112)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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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115)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116) R. Nelson,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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