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文化风险影响自主创新意识提升
文化作为一种不可逾越的社会力量，以一种无声无息、潜移默化的方式熏陶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与价值判断。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拥有更光明的前景，同时也面临更复杂的文化形势。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及外来文化等多维文化中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影响着人们的自主创新意识与价值观念。因此，我国自主创新发展过程中公众自主创新意识尚未普遍养成的原因，需要在多维文化因素中加以探寻。
（一） 传统文化的习惯依赖风险
文化依赖风险是指在自主创新过程中，由于传统文化与传统主流价值观的习惯性影响所形成的不利于创新的惯性思维与态度模式。 (43)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思想，为中国乃至世界贡献了无数独特的发明创造，更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一些保守消极因素，在观念与意识层面引发了不利于自主创新的惯性思维，影响了人们自主创新观念的普遍养成，阻碍了中国自主创新道路的发展进程。
首先，传统文化中的“保守中庸”思想导致因循守旧、怠于创新的思维惯性。我国“重农抑商”的传统农业社会，由于规律的生产作业与缓慢的生活节奏，人们形成自耕自作、安于现状、狭隘封闭的小农意识，偏重经验主义，缺乏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兴趣和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渴望，滋生出安于守成、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思维习惯。 (44) 同时传统中庸之道讲究中和，过犹不及，认为“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种观念虽然在调节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过分讲究平庸、反对标新立异、不敢冒险的思维习惯会扼杀个性价值与创新思维、抑制“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不利于创新意识与冒险意识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主创新的绊脚石。 (45) 例如，中庸思想对标新立异的抹杀和对随众求同的尊奉，使作为创新基本要素的个人独立意识难以养成，从而使主体丧失了独立探究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精神、愿望和能力。此外，中庸思想影响至今还影响着国内企业家自主创新精神的养成。在面对高风险性与长周期性的自主研发选择时，企业家大多倾向国外成熟技术与成熟创新产品引进，而不敢冒风险脚踏实地的搞自主创新，对自主创新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明显不足，造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其次，传统中的“官本位”思想容易导致消极服从的思维惯性。传统儒学文化强调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与权威思想下滋生出一种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文化投射于科技界则引发了科技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倾向，使人们在创新活动中往往“唯权”“唯上”，过度崇拜学术权威，产生消极、被动、服从的思维惯性。 (46) 创新发端于质疑与批判，关键在于对权威、本本、经验与传统的批判与怀疑，官本位产生的被动服从思维惯性背离了创新的基本规律，导致怀疑批判精神的缺失。在自主创新管理领域，官本位文化的盛行造成科研与学术异化，引发“权力即真理、科研咖位即学识”错误观念的盛行，科研工作者由于盲目崇拜遵从学术前辈与权威，或迁就于行政力量不敢质疑或求异，产生常规经验思维与僵化思维定式，从而丧失了大量科学重大发现和创新的机会，难以研发出高质量的自主创新成果。 (47) 此外，受等级制度干扰，在创新团队、课题组、学术圈内部成员之间存在明显的上下级关系，论资排辈现象严重，极易导致下级成员心理与行为上的迁就与服从习惯，能力本位让位于权力本位，影响民主自由、公平竞争文化氛围的形成。 (48) 同时，官本位文化衍生出的“学而优则仕”“重文轻技”等思想引发人们在职业选择时对“入仕”从政的狂热追求，过度关注行政职务的发展潜力，而科技创新等技术行业则处于从属地位，此种趋势既不利于技术创新人才的储备，也不利于树立正确的创新导向。
再次，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导致盲目追求短期功利主义的思维惯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强调“功利实用”，虽与科学技术注重实用性的价值理念相符，但功利实用主义的过度泛滥促使一些科研人员与知识分子不关注真理与知识本身，而是以实用当先，重点关注现实利益的满足，形成片面追求即时效益与短期目标的思维定式，严重束缚了创新主体科学精神的养成。科学精神的本质在于求真务实，以认识真理与事物客观规律为价值目标和最高追求，是主体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基础与关键动力，而偏重功利实用的“经世致用”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科学精神的背离，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例如，在科研管理上对创新人员的评价主要围绕短期目标、唯应用论至上，科学家在个人选择上形成利益为先、功利主义导向，社会公众出现对科学技术应立竿见影、短期内就应提升GDP指标等方面的错误认知。 (49) 同时，传统文化中功利实用主义盛行，也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难以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的重要原因。“自然科学的抽象理论研究由于缺乏‘用世精神’而得不到功名利禄的鼓励”，在短期功利主义导向下，周期较短、产出快的应用研究颇受青睐，发展迅速，但风险高、周期长、投入大的基础研究领域则得不到重视，发展缓慢，导致我国原始创新的知识和技术供给不足，前沿基础技术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自主创新能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加之自主创新实践中对“实用”的概念与标准难以实现定量化、标准化、制度化，极易滋生学术腐败与科研包工头等现象。 (50)
最后，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导致公众对知识创新成果侵权高度包容的思维惯性。知识产权作为创新成果的重要保护形式，对自主创新具有重要的激励与保障作用。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强调以传播知识、仁义、道德为己任，不注重自己的知识成果是否被抄袭，也不在意作品带来的直接经济价值，而是以成果的广泛传播为荣誉，将“为往圣继绝学”当作至高追求，将道义与利益分割对立，谴责逐利行为的道德性。这一价值观在全社会范围内衍生出“窃书不为偷、盗亦不耻”的思想观念，引发公众产生对知识产权侵权高度包容的思维惯性，这与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追求的价值截然相反，严重制约主体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赋予权利人相应的知识与技术垄断权利激励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而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则会导致部分主体质疑知识产权存在的正当性，扭曲人们支持与保护知识成果的认知思维。 (51) 例如，人们在认知上极易将知识产品的性质产生异化理解，将其当成公共性物品，未经权利人许可加以使用，并持以“非义”的评价，不会对自己盗窃行为自发地作出伦理道德谴责。当面对价格低廉的盗版书籍、山寨产品时，消费者与生产销售者某种程度上达成契合，引发不合法却符合自身伦理道德认知的知识产权大规模侵权行为。 (52) 此外，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价值观投射于经济行为中，会引发企业对短期效益的追求，偏重知识产权数量轻视质量，难以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益最大化与常态化，不利于催生高质量的技术专利与知识成果。同时，由于整个社会对知识成果群体性侵权的道德批判和文化导向机制缺失，使得公众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不强，创新成果侵权行为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的创新热情与创新意识，致使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崇尚创新等意识的普遍养成尚需时日。
（二） 现代文化的内容选择风险
现代文化的鱼龙混杂使人们在文化选择方面具有更多的自由性、盲目性或随意性，从而出现了各种不利于自主创新的现代文化风险，给自主创新意识与价值判断带来诸多影响。现代多维文化风险主要包括文化内容风险、选择风险与行为风险，分别对公众自主创新积极性、创新成果自信、创新价值取向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文化内容风险抑制自主创新积极性。文化内容风险是指通过多元表现形式所反传递的文化信息给受众带来的接受风险。 (53) 现代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愈发丰富，随着科学技术的更新迭代，其传播与拓展渠道也越来越多元与迅速，人们对各种现代文化内容的获取唾手可得。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利用新兴技术传播与更新文化内容的契机，加深对我国的技术防范与戒备，采用技术、文化、意识形态输出的方式进行价值观渗透，企图潜移默化地消解中国人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积极性。例如，从世界市场规模来看，美国与日本与等国家占据了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的2/3， (54) 西方国家企图借助在文化传播方面的这种绝对优势，实现文化寡头统治与全球文化同质化，弱化他国民族文化中的创新基因。同时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成果与文化产品输出形成他国对其技术依赖，打造科技与文化霸权，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消解他国受众的自主创新意识。此外，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中的“个人利益至上”“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及功利主义等观念，容易侵蚀科技创新管理主体与科技从业人员的价值观，诱发其不良创新动机。例如，科技管理人员滋生出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通过徇私舞弊、以权谋私干扰科研项目立项及评审，与申报人员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套取科研基金，使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流于形式，难以产生真正有用创新成果；创新从业人员受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可能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导致自身科技伦理责任缺失，进行重大技术风险的创新行为，损害国家及人民的整体利益。
第二，文化选择风险影响公众对自主创新成果的价值判断，消解国内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动力。文化选择风险是指在多元文化中选择个体所认为的主流文化，但现实中这种主流文化却与传统文化间存在明显差异与冲突。丰富的文化内容于形式给公众提供了多元的文化选择，但其中掺杂的社会文化、网络文化以及亚文化的滋生与盛行，使人们忽视了对具有本土价值与特色文化的选择。 (55) 例如，社会上盛行一种国外品牌优于国内品牌的错误认知，认为“西方的马桶盖都比中国的好”，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考虑更多的是国外品牌而不是价格问题，宁愿花多倍价钱去购买苹果手机，而不愿去购买功能类似、价格便宜很多的国产手机，形成盲目的文化与品牌选择，此种固有认知模式使得国内品牌的市场无法充分打开，在自主创新成果使用上缺乏创新自信，形成国内消费者对国外产品的依赖，消解了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而社会流行的当代青年对西方情人节、圣诞节等青睐有加却对中国传统节日如重阳节、七夕节冷淡无感的倾向背后，更加凸显出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远离、文化感召力的下降，不利于传统文化中创新基因的挖掘。此外，公众对外国制作的具有中国元素文化作品选择具有一定盲目性。如迪士尼发行的《花木兰》《功夫熊猫》《西游记》等电影作品，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形成全球知识产权垄断，但中国制作的同名《花木兰》电影与之相比票房寥寥无几。这种盲目的文化选择方式归根结底源于公众在多元文化选择中对中国主流文化、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度不高，难以切实发现与感知中国主流文化核心元素的价值特色与魅力，也就不能有效在保护主流文化核心元素、选择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与文化产品方面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主体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无法发挥观念文化对自主创新的驱动作用。此外，公众在面对价格低廉的盗版、假冒侵权商品时容易出现文化选择的迷失与茫然，陷入道德矛盾，进而对知识侵权行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与容忍度。这样一来，一旦引发创新成果的大规模侵权，会严重损害了权利人合法拥有的正当权益和产业的良性发展，影响主体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重创公众的自主创新意识，影响整个民族的创新原动力。
第三，文化行为风险影响创新主体自主创新行为的价值取向。文化行为风险是指受众在接受相关文化内容影响后采取的文化行动，但这种行动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背离。新兴技术的日新月异在带来人们文化收益的同时，对自然与人类生存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风险。 (56) 例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人工生育等技术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善恶双重用途对传统伦理道德提出了新挑战，人工智能一旦失控可能对信息安全甚至人在地球上的生存产生“智能爆炸”，基因编辑会引起人类正常基因的未知突变风险，人工生育技术孕育的人身份权法律关系难以认定，新纳米合成生物技术带来的疫病与病毒危机威胁人类健康。 (57) 但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相关网络文化及亚文化的可能对某些新兴技术的风险避而不谈，对其加以大肆传播与推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受众行为的改变，引发受众文化行为的随意性与自我性，从而导致不正确的价值导向。例如，公众在接受相关文化报道后，容易选择具有重大技术风险的创新产品，创新人员接受亚文化腐蚀后容易作出伦理道德失范行为，将为人类造福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创新责任抛掷脑后，凡此种种，不正当创新行为与侵权创新行为的大量存在也就不言而喻。
综上可见，对标新时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制度操作性滞后影响创新实效、主体协同创新机制运行不畅影响成果转化、资源结构性不均衡影响投入绩效、多维文化风险影响创新意识提升等一系列困境，制约着我国自主创新、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因此，深入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中面临困境，挖掘其背后深层次制约因素，如创新生态系统尚未形成、 协同创新主体存在认知偏差、高端创新资源结构性短缺、 传统文化保守理念和现代文化内容选择风险的消极影响，对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亟须消除各方面制约和牵绊，准确找到将新时代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优势转化为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的路径，以更好回答“如何优化和推进”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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