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战士，又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校长”
崔华杰：在华岗先生来山东大学担任校长之前，您对他有所了解吗？
路 遥：华岗校长早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投身了革命，入党很早，是个老革命，也是职业革命家。其实，华岗校长还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最主要代表作是《中国大革命史》 (25) 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26) 两部书籍。在华岗到任山东大学校长之前，我就在1948年秘密阅读到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该书分为两卷，当时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卷，记得封面标题印的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而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向阳同志看到的是另一卷，他说封面也是标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是用粗糙发灰色的毛边纸竖排的铅印本。后来我们对该书的1949年前版本进行检索，但只找到了1945年11月由胶东新华书店出版和1949年8月由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印行的两个版本。据华岗校长在1951年增订本自序中所说：该书最初曾于“1940年由上海鸡鸣书局出版”。可是现在已难找到这个版本了，但就1945年与1949年两种版本来说，封面印的都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后来我看到华岗校长夫人谈滨若女士所撰《华岗年表》一文，才得知该书先在1940年8月出版时题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后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另外，这两种版本内容完全相同，史实的论述都没超过1939年这个时限，因此1945年的版本是1940年版本的翻印版。
崔华杰：学界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成形于20世纪30年代，因为当时“中国近代史”这个学科名词不仅频现，知识界还出版了不少专题专著，如李鼎声《中国近代史》 (27)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2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29) 以及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 (30) 等书。华岗先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构建中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价值？
路 遥：实际上，早在清末时期，国人就有撰述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萌芽，宣统三年也就是清朝覆亡的1911年，刘彦就刊有《中国近时外交史》一书。民国时期，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 (31) 与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 (32) 是这一时期最早出版的两部中国近百年史教材。这两部书都写成于国民大革命之前。史实结构方面，前者分为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以及民国几个时代，后者则分为积弱、变政、共和等三个时期。这些分法，正如胡绳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只是沿袭了或并未摆脱王朝旧史观的约束，因而也无法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本质。
国民革命爆发之后，史学界对中国近百年史进行了新的思考，加以大革命失败后人们痛恨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军阀反动统治，于是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的新著近百年史纷纷出现。我于2004年在《山东大学学报》发表的纪念华岗校长的文章，曾对国民大革命到1940年止在上海、北平、武汉三地出版的有关近代中国史著或教材做过数量统计，发现以中国民族革命史、帝国主义压迫史、中国近世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革命史等各种名称出现的中国近百年史，除各种民国史不计外，就有30种左右。 (33)
五四运动后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曾于1945年在其权威性著作《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民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史学成就有过一番概述，在中国近代史著上仅列举了两部代表作，即郑鹤声所撰《中国近世史》和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说前者“全书体大思精，甚为赅备，惜迄今仅出二册”，后者“虽仅四章，极为简单，然言简意赅，不愧为名家之作”。此外他还稍微提及陈恭禄所著《中国近代史》，但也只说它“虽间有错误处，亦甚详备”而已。
郑书以明季中西交通作为划分中古与近世的分界，而蒋、陈二书则以鸦片战争作为开端，不过蒋书宣扬的是英国由于产业革命发展才要求来华通商而同中国发生了新的关系，而陈书则以中西冲突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干，并认为中国为“倾向于保守”的一方。顾颉刚所以列郑、蒋二书为主要代表作，似乎有偏向于国民党政府官方立场之嫌。在那时，郑鹤声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当教授，其书又是作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讲义，而蒋廷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政治地位煊赫。然而蒋陈二书虽都视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但他们的史观有所偏颇，都强调了中西之间的冲突并认为该冲撞主要是由于中西文化与外交态度不同所致。其实蒋陈的观点都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的影响。这一史观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当然无法正确说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 (34)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全民族抗日的号召。为适应抗日战争和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党内此时出现了两本以马列主义观点编写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的著作，一本是张闻天主持的当时以“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名义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另一本就是华岗编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在自序中曾将鸦片战争看作是“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界址”，那么为什么说是“现代”而不是“近代”呢？1950年，正在养病期间的华岗校长为历史系讲课，我们毕业班的学生曾就此问过这个问题。华岗校长的解答是：“中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近代或近世概念有不同理解，我们的郑鹤声教授过去所写的大著不是就标为中国近世史吗，近现代的区别主要看是否在于有中国共产党推动或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既把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连在一起，用‘现代’字眼可以显示新著特点，以避免同旧教材提法相混淆；再则，写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写革命运动史应为现实斗争服务。”
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何以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奠基之作”，就是在于它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框架。早在1931年所撰《中国大革命史》一书时，华岗校长就已开始把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作为“大革命”的预演，继以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海员罢工、二七惨案、国民党改组、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南昌革命、秋收起义直至广州起义连在一起。至1938年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则进而将现代革命史的开端提前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把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史归纳为“中国共产党产生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中国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以及“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三章内容。又至1940年华岗校长编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除以鸦片战争为近百年民族解放运动史开端外，还把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列为专章；至于五四运动以后部分，则将先前编著的大革命史之大部分内容移入；这样，则从结构上完善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近百年史的发展历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两卷本所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奠基之作，即在于此。 (35)
图1-9 2003年“华岗学术思想研讨会”与会学者合影
第一排左五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庞朴先生，左六为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左八为山东大学校长展涛教授，右二为路遥先生，右六为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李文海先生。
2003年6月9日，山东大学隆重纪念华岗诞辰一百周年暨华岗学术思想研讨会，展涛校长在讲话中提出：华岗是“一位战士，又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校长”，这既精炼而又准确地概括了华岗校长的一生；又说：“华岗精神是山大文化和山大精神的灵魂，他对山大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历史性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由为我们的老校长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几句话不仅道出了我们老山大人的共同心声，还表达了我们对华岗校长的缅怀与敬仰。作为校长，华岗是一流的大学校长；作为战士，他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与优秀的无产阶级宣传家；作为学者，他是一位有影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又是一位有建树的马列主义史学家。
(1) 山东大学校舍在青岛沦陷时为日军侵占用作兵营，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为美军盘踞。学校在青岛复校后，多方动员，与美军驻青司令部往复交涉，最终决定将鱼山路五号为大学本部及文、理两学院院址，泰山路为工、农两学院院址，广饶路为医学院院址，武定路及德平路作为先修班之用，另将大学路三号与欧阳路作为教职工宿舍。实际上直到1949年青岛解放，美军完全撤离之后，山东大学才将原有校舍全部收回。
(2) 丁西林（1893—1974年），原名丁燮林，江苏省泰兴人，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47年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国立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1950年调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
(3) 老舍（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30年任教齐鲁大学，1934至1936年到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学校复校后，被聘为文学院院长，然而因与曹禺一起赴美讲学，其院长职位则由赵太侔先生兼任。
(4) 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在北平、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济南等七地设立招生办事处。路遥先生是在1947年报考山东大学并获录取，当年新生报考总数为4307人，实际收录451人。这是山东大学复校后的第二届学生。
(5) 至此，学校5院14系在校的1946级和1947级两级学生共计768人，其中，男生669人、女生99人。
(6) 杨向奎（1910—2000年），字拱辰，河北丰润人，历史学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并留校执教，抗战期间辗转多校任职。1946年受聘至国立山东大学，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和历史系主任。1956年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职。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著有《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史论》《清儒学案新编》《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等书。
(7) 黄公渚（1900—1964年），字孝纾，号匑厂，福建闽县人，文史学家。在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群中，与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一并称为“五岳”。研究方向为古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古典文学，著有《楚辞选》《欧阳修文集选注》《黄山谷诗选注》《陈后山诗选注》《匑厂文稿》《金石文选》等书。
(8) 王统照（1897—1957年），山东诸城人，作家、编辑家、诗人。1921年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35年在青岛与老舍、洪深、吴伯箫、孟超、臧克家等人合办《避暑录话》周刊。1946年至1950年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执教。著有《鹊华小集》《王统照短篇小说选》《王统照诗选》《王统照文集》《王统照选集》等书。
(9) 陆侃如（1903—1978年），江苏海门厅人，中国古典文学史家。青年时期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读，1935年从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学成归国后在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执教，1947年来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著有《屈原》《宋玉》《乐府古辞考》《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等书。
(10) 冯沅君（1900—1974年），河南唐河人，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先后求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大学研究院和巴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47年起受聘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著有《中国诗史》（与陆侃如合作）、《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等书。
(11) 萧涤非（1906—1991年），原名忠临，江西临川人，文学史家。1933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转西南联大执教，1947年复回国立山东大学工作，曾任中文系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著有《杜甫研究》《唐诗鉴赏辞典》《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萧涤非文选》等书。
(12) 高亨（1900—1986年），吉林双阳人，古文字学家。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教授，1953年起执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著有《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楚辞选》《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辞典》等书。
(13) 丁山（1901—1952年），安徽和县人，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6年从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任职。1932年任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1946年重返国立山东大学任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字学、甲骨金文、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古代宗教学、神话学，著有《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商周史料考证》《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等书。
(14) 王仲荦（1913—1986年），浙江余姚人，历史学家。1937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1947年起任职于山东大学，曾任历史系主任，兼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史学会会长，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1981年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经济史和敦煌学，著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北周地理志》《北周六典》《
华山馆丛稿》等书。
(15) 殷焕先（1913—1994年），江苏六合人，语言学家。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1940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语言文字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校，1946年起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研究方向为语言学，著有《字调和语调》《反切释要》《殷焕先语言论集》《殷焕先诗词墨迹》等书。
(16) 赵纪彬（1905—1982年），笔名纪玄冰，河南内黄人，哲学家、政治活动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转入文化教育界，先后在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任职。1946年8月受聘国立山东大学，曾任校委会常务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0年调离山东大学，奉命筹建平原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著有《中国思想通史》（与侯外庐、杜国庠两位先生合著）。
(17)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之后，王哲、罗竹风、高剑秋等三人组成军管小组进校，建立共产党总支和青年团工委，从思想、组织、教学三个方面对学校进行整顿。
(18) 1949年10月，山东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包括教授17名、讲师助教代表2名、学生代表2名，共计21名。具体成员为：丁西林、杨肇燫、赵纪彬、童第周、王统照、刘椽、魏一斋、陆侃如、罗竹风、李善勤、郭贻诚、潘作新、陈瑞泰、杨向奎、许继曾、曾呈奎、郭宣霖等17名教授代表，王应素、候家泽等2名讲师助教代表，王方、魏金陵等2名学生代表。教授代表中的前9人担任常务委员，其中，主任委员为丁西林，副主任委员为杨肇燫和赵纪彬。
1950年3月，山东大学选举通过新的校委会，主任委员为华岗，副主任委员为陆侃如、赵纪彬、杨肇燫，常务委员为罗竹风、魏一斋、刘椽、童第周、陈瑞泰、丁履德、李先正，委员为樊翕、杨向奎、何作霖、许继曾、潘作新、沈汉祥、郭贻诚、鲍文尉、陈机、陆光庭、颜子平、王承瑞、冯祖寿、张学铭、董国楹、王明理。
(19) 早在1949年7月，山东大学还在“国立”时期就有意组建历史系，其校刊《山大生活》在当月4日报道说：“据文学院方面消息，下学期起，文学院将添增历史系、教育系及历史研究所等，一切详细办法，现在正在拟定中，一俟筹备完成即可正式公布招生。”10月，文学院增设历史系，杨向奎兼任历史系主任。另外，《山大生活》还刊发历史系教授及副教授的阵容，有华岗、刘导生、史甄、王育伊、童书业、黄绍湘、郭宣霖、赵纪彬、杨向奎诸位先生。
1950年3月，山东大学校委会常委会批准中文系和历史系合并成立文史系，杨向奎任系主任，萧涤非任系副主任，系内分文史两组。1951年3月，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后，由山大文史系历史组与华大历史系合并之新的历史系，杨向奎任历史系主任，童书业、陶官云任历史系副主任。此后，历史系独立成系，发展成今天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 该社前系中共党员宋斌等人在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复校后成立的第一个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新报社”，1947年10月由该组织改组成立。“历史研究社”以“历史研究”为题，经常开展研读马克思列宁书籍和宣传鼓动工作，举办政治学术讲座和讨论会，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扩大党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影响。
(21)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群众出版社，1949年。
(22) 刘建绪（1892—1978年），湖南醴陵人，中华民国政治人物。1942年任中华民国福建省政府主席，1948年辞政府主席职，携眷回湖南长沙。1949年7月迁居香港，并与龙云等40多位军政要人在香港发表联合宣言，与国民党划清界线，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中国。1951年举家移民巴西，1978年病逝于巴西，终年86岁。
(23) 向明（1909—1969年），原名巨同璞，山东临朐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在重建的新四军中担任政委。1949年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向明先后任组织部长、第一副书记、第二书记、代理书记兼山东省政府副主席。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兼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24) 杨向奎：《忆往》，载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编：《山东大学（青岛）人物志》，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199—200页。
(25) 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上海春耕书店，1931年。
(26) 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鸡鸣书局，1940年。
(27)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28)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
(29)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
(30) 郑鹤声：《中国近世史》，1930年代时为学校讲义，1944年经南方印书馆刊印。
(31) 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
(32) 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天津华泰印字馆，1925年。
(33) 详见路遥：《中国近现代史的奠基之作——评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二卷）》，《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4)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印书馆再刊，1963年。
(35) 可参见向阳：《丹心可鉴：华岗》，商务印书馆，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