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根据本土实际提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创新”
崔华杰：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中国和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旨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根据您自1951年毕业留校至今71年的史学研究经历，您是如何看待“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问题的。
路 遥：历史学是一门领域十分广阔的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这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者自身专长作适当选择，我现在就自己的研究经历简单谈一些感受和体会。
首先，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科学，要靠证据说法。回顾我几十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从义和团运动起源延至民间教门，再到更为丰富的民间信仰领域，可以说都是脚踏实地，层层拓展，不管是下乡进行田野调查，还是爬梳文献择取史事资料，都是穷尽一切方法夯实支撑史料。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学者，后来真正能够蜚声中外史的大学者都是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因为“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否则即使有了很好的观点，那也只能算是“巧媳妇”，若不下苦功夫积累掌握资料，就是“难为无米之炊”，也形成不了“独断之学”。
我过去71年的史学研究历程，更是将史料的地位置于史学研究的核心。我在1954年被提为讲师后，须在学术上有所造就。这时华岗校长告诫我说，他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只是给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观点，真正要成为历史学家必须跟郑鹤声教授学习。众所周知，郑鹤声属于史料派大师。我前面也谈过，我曾有幸得到郑老的赏识，他提出要我在研究上同他配合，说我有理论水平，他写出文章后要我帮着提高理论，同时他还表示要培养我在史料上的功夫。这样经过四五年的交流，我就培养起具有扎实功底的学风。因此，我一生的历史的著述，之所以被学界认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其史料价值。比如，我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的价值在于搜集了“弥足珍贵的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 (11) ，《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一书也是“搜集、积累了大量口述历史材料、族谱、教门图谱、经卷，抢救了濒于毁灭的珍贵资料” (12) 。
其次，在秉持历史学实证这一学科特性的基础之上，同时还得接受、吸纳方法论方面的指引。我认为在这些方法论中，首先得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要吸取西方的有关理论，两者互为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岗校长带动下，山东大学师生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我们都把理论学习放在最高的位置，我也尝试开始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并相继发表了几篇文章。我后来在义和团和民间宗教领域研究上，走出了一条外界称道的“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学术路向，其实这就是我对理论方法和史学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探索。起初我只是坚持将田野调查所获口碑资料与文献相结合，后来才逐渐意识到这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称之为“历史人类学”，只是我觉得称之为“历史社会学”更符合历史学者的研究转型。
为了及时有效获得理论前沿动态，我订阅了《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等报刊。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可以说是我的案头必读之书，这是因为这份刊物专门经常组织学者撰写文章，总结前一代学者在文学、历史、哲学许多领域的学术贡献，文章写得都很好。我认为这一点对搞文史哲方面研究的学者尤为重要，不了解前人的研究，怎么来继承前人的成果？到现在我还把每一期《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史哲文章做好目录索引，统统把它们抄录并保存下来。《中国社会科学报》常设新书介绍版面，我每次读来都如获至宝。我经常阅读书报、文献到凌晨时分，不掌握丰富的资料和信息是对我的科研生活来说是不行的。至于这些报刊所刊载的西方理论思潮和方法前沿，我当然不排斥而且注重吸收它们的可取之处，比如德国的兰克学派、法国的年鉴学派等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尤其是兰克学派和中国的史学体系差不多，年鉴学派重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历史学是纵向研究，而社会学是横向研究。《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等杂志从创刊号发行至今，我也基本上一本不漏地保存下来。
然而，西方输入的理论我们可以吸纳，但不能被其牵着鼻子走，我常给我的学生说“要根据本土实际提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创新”。也就是在吸收、学习海外理论、吸纳观点时，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与学术生态，使之本土化、中国化，一步步建立自己的思考框架和解释框架。现在有不少很优秀的年青学者，往往在这方面存在缺陷。对此，在历史人类学学科，我比较很看重北京大学王铭铭和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这样的学者，他们吸取西方理论的同时建构起自己的思考体系，结合中国历史、社会以及学术文化进行阐释，这是值得学习的。我在研究中其实不自觉地采用的就是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民俗学研究方面的海外知名学者科大卫教授也指导他的后学阅读我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作为年鉴学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参考书。
其实，根据我的了解，西方学者一般对那些好高骛远、华而不实的学风嗤之以鼻。最受西方学者重视的，是靠扎扎实实的学术功底建立起与他们各具风格的观点体系。周锡瑞在接受一次采访时也专门提到这一点：“中国老一代学者长于实证研究，过去我在国内的山东大学做研究时，深为这一优良学风所感染。现在年青一代也有长处，思维缴锐，视野开阔，外语比较好，但却不能把实证研究的传统丢掉。我们看中国学者的研究，有时要感慨，他要是再把题目作小一点，再明确一点，资料再多一点，就会有更大的突破。视野的游动，变化太快，这影响了把一个题目作透。” (13) 为此，要研究历史，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话，我宁可选择实证派而不要理论派。重实证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这是与“史料派”有所不同。当然实证派重史料考析，但也接受、吸纳理论之指引。
最后，要养成踏实稳健的学风。现在学术界多以论文为先，机械规定论著的分量，而且论著的字数都要有数量的要求。为了追求这些硬件数据，获取职称提升，不得不沾染上浮夸的学风，而对学风的培养并非很短时间内所能促成的。在这样学风基础上所写出的论著，是很难经得起考验而经久不衰的。研究中国近代史，我十分崇敬北京大学的邵循正教授 (14) ，他直到去世大概也只有40篇文章，然而每篇都是极有分量的，因此我非常钦仰他的这种学风，经常琢磨他的论著以为榜样。另外，我还常以戴逸先生的一句名言来告诫我的学生们要培养良好的学风。2017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曾接受访问时，谈了他自己一生学史、治史、用史的历程，说“做学术没有捷径”，提出了“勤、苦、乐、迷”这条成才必经的境界和道路 (15) 。对此，我亦认同这一境界或者是心得，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者治史生涯的真实写照。2022年6月，李术才校长前来走访探望我，我向他转送了我在2018年新出的两本书，并向他简要介绍了我过去71年的学术经历，也大致谈到了自己治史的这一心路历程。最后，我想把这一心路历程送给踏进新征程的历史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当做是对他们未来学术人生的寄语和期望吧！
图6-11 2022年6月2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校长
李术才教授探望时年95岁的路遥先生
(1) 雷家琼采访：《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是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访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9日第4版。
(2) （德）狄德满著，崔华杰等译：《西文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
(3) （日）小林一美著，赵志明译：《义和团战争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军队》，载《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5年第1—2期，第9—21页。
(4) 苏位智：《从华北到东北：沙俄与义和团战争》，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年。
(5) 刘家峰（1970— ），山东大学历史系1992届本科毕业生，2014年由华中师范大学调任山东大学执教，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基督教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著有《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大学》《福音与犁：美国在华农业传教士研究》《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等书。
(6) 路遥：《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
(7) 路遥：《德日帝国主义与淄博煤矿》，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
(8) 严中平（1909—1991年），江苏涟水人，历史学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7年赴英国留学，1950年起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职，历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曾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著有《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国棉纺织史稿》《上海棉纺织工人状况》《中国近代经济史》等书。
(9) 王方中：《评〈淄博煤矿史〉》，《光明日报》（史学版）1988年7月3日。
(10) 陶飞亚、赵碧芳：《略论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事件的学界书写和民间网络书写》，《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1) 任恒俊：《开拓之佳构，创新之力作——评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文史哲》1992年第3期，第105页。
(12) 庄吉发：《评介路遥著〈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台湾《清史论集》第11册，2003年，第336页。
(13) 韩毓海、董正华采访：《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和现代化进程——周锡瑞教授访谈录》，《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第50页。
(14) 邵循正（1909—1972年），福建侯官人，历史学家。先后就读于福建协和大学、清华大学，1936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受聘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起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方向为蒙古史、中国近代史，著有《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中日战争》《邵循正历史论文集》《中国历史概要》（与翦伯赞、胡华合著）等书。
(15) 陈斐采访：《“清史是我生命之安宅”——戴逸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