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9年之后的“返岗”
崔华杰：《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出版的2000年，其实您已经退休6年了。您是1927年生人，按照组织上的规章制度，应该在1992年退休，但根据您的相关档案的记载，发现您是在1994年办理的退休手续，实际上已是超期“在岗”两年了。
路 遥：我于1951年毕业留校担任助教，1954年被聘为讲师，1979年被聘为副教授，1983年被评定为教授。 (13)
图4-7 1990年山东大学公布第四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合影
潘承洞任主席，王承瑞、乔幼梅任副主席，委员有王祖农、邓从豪、田昌五、印永嘉、乔伟、李玉陈、庄德钧、杨孔章、汪嘉业、陈罡午、赵明义、胡燮荣、袁世硕、袁益让、黄浙、顾纪忠、梅良模、路遥、曾繁仁、鹿玉理、蒋民华、臧乐源。图中第一排左五为潘承洞，左六为乔幼梅，右四为田昌五，第二排右五为路遥。
说到退休这个话题，我不得不提山东大学历史学科尤其是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我原来也谈过，历史系自1949年建系，自此已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史，若是能用一句形象话来比喻这一阶段的发展，那就是倒过来的“马鞍形发展”。
具体来说，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7年“反右”前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发展史上的“黄金年代”，在1960年前后的史学革命后转入发展低谷，1963年之后又有起潮，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则是跌入谷底，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开始回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历史系本来有一次良好的机遇。当时的中国史除了中国古代史外，还有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史和专门史等方向在全国都较有实力。可是除了已建立的全国第一批博士点“中国古代史”这个学位点外，其他如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史和专门史等学科没能进一步抓住机遇，趁势发展起来，实在让人感到惋惜。我也给别人说过，国内史学界对山大历史系此期的衰落也甚为惋叹。举一个例子来说，张维华教授所呈报的博士点没有被通过，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就为此大抱不平 (14) ；还有郑鹤声教授，我前面访谈也提及他的史作《中国近世史》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得到史学大师顾颉刚的认可和推荐，像这样的老权威竟然也未获得博士点。
图4-8 退休后与来访的胡绳武先生在寓所合影
博士点未能取得突破，严重影响了山大历史学科的发展，当时大家对历史系之复兴所抱希望不大。我个人于1994年因超龄退休，虽然不在岗位，但时刻挂怀历史系的发展。2000年，山东大学与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医科大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大学，来年，由历史系组建的历史文化学院也换了新的班子。
就在学校颁布学院新领导班子任命通知的第二天，院长王育济与书记于海广来我家走访，我当时就敦促他们将复兴历史学科之重任承担起来。经四年努力，历史学科终又回到学校学科发展的前列。我在2007年接受他人采访时说，历史系所以能够迎来重兴，涉及三个要素：一是看到了发展的方向，二是领导班子比较团结，三是这一届年轻领导班子能把学科发展事业放在第一位。 (15) 王育济是“文革”后恢复高考体制第一批出来的佼佼者，硕士毕业后留系任教，他所撰宋史论文受到杨向奎、漆侠两位名教授的充分肯定。在20世纪90年代历史系的年青教师破格提升教授中有“三王”“一齐”“一陈”之誉，“三王”指的就是王育济、王晓毅 (16) 和王学典 (17) ，“一齐”是指齐涛 (18) ，“一陈”是指陈尚胜 (19) 。当然，这还不包括考古专业的方辉、刘凤君等人。
此期复兴起来的历史文化学院，有几个学科的发展令人关注。第一是考古，其成绩有目共睹，团队较强，优势方向突出，栾丰实教授 (20) 、方辉教授 (21) 的研究在全国考古学界影响较大。第二是中国古代史，从先秦至明清（除元史以外）各断代史研究都有学术带头人。第三是姜生教授牵头的中国古代宗教和思想文化研究。姜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自己培养的学生，后来去了四川大学工作，2002年重返母校，建立了独立的科研机构——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 (22) 。他的《中国道教科技史》等研究成果为海外权威机构所重视，曾获得一项国际学术大奖，与海内外学者开展跨国合作研究。
崔华杰：您谈到您在1994年就已超龄2年退休了，其实通过对您学术著述的整理，发现从1994年到2003年这十年，您分别在《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纪念戴玄之教授论文集》（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义和团平原起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0年）、《论邪教——首届邪教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光明日报》（2003年6月5日）等期刊或论文集发表各类论文10篇，当然还有您在2000年所出上下两册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以及前面提到的《山东民间秘密教门》这两部著作。这种高产，既反映了您对科研事业的本真热爱，又是对马西沙先生的“以生命来进行科学研究”这番评价的又一次证明。
路 遥：这自然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和信仰。当然，也正是由于这种“笔耕不辍”，在我1994年退休的9年之后，也就是在2003年11月底，我重新“返岗”了。根据当年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少数综合性大学可以严格遴选个别年逾七秩且有影响的退休教授，返聘为博士生导师继续执教。三校合一新成立的山东大学出于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工作需要，在全校遴选聘任五位已退休的资深教授，重新返岗，承担起博士生的指导工作。这五人分别是汉语言文字学的蒋维崧 (23)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王绍曾 (24) 、中国古代文学的刘乃昌 (25) 、中国古代文学的关德栋 (26) 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路遥。五人按照年龄排序分别是：时年王绍曾教授93岁、蒋维崧教授88岁，关德栋教授83岁、我76岁，刘乃昌教授73岁。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还给各有关单位下文，请他们制定政策，协助我们这五位老同志做好博士生的招收和指导工作，这样我从2004年就招收博士生了。
图4-9 “文革”期间与山东大学文史学科教授合影
左一为蒋维崧先生，左二为殷孟伦先生，左四为袁世硕先生，左五为路遥先生，右三为关引光先生，右二为殷焕先先生，右一为董治安先生。
常务副校长王琪珑曾召集中文、历史及文史哲三院领导和有关教师会议，讨论如何继续发扬我校文史学术优势，宣布恢复“山东大学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建制，继续聘我担任“中心”主任，把义和团研究的科研团队建设起来。义和团研究中心实际上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以“校”级名义对外，而对内则挂靠历史系和后来的历史文化学院。校方本来要把这个机构设为学校一级的独立处级行政单位，但我综合考虑后，认为还是归靠历史文化学院较妥。这时候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除苏位智和刘天路两位教授外，还有新引进的胡卫清 (27) 、刘平 (28) 两位教授，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专长，而且也有自己的国家课题，加之还没有从研究生中留下人才，所以从团队建设来说，本中心的力量在当时还仍有待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