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划时代的著作”再出发
崔华杰：日本佐藤公彦教授在其代表著作《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路遥氏等的调查成果于1990年11月以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的形式公开发表。这是研究史上划时代的著作……” (1) 从其评判语境来看，这番话语出现在其书第三章《梅花拳——华北农村社会与义和拳斗争、梨园屯村的反教会斗争》，显然佐藤公彦教授更看重的是《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在义和团组织源流探索方面的学术贡献。我们知道，学界在这个问题方面大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说它来自团练或私团，一是说它源自秘密会社或秘密宗教，是白莲教系统八卦教的一支，而您是后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的撰写过程中，您发现了秘密宗教在义和团运动兴起过程中的重要性，并由此进入了民间宗教这个研究领域？
图4-1 2000年佐藤公彦教授致路遥先生函
路 遥：其实我对民间教门这一课题之所以产生兴趣，就是源自对义和团源流的探索。其中，义和团运动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其组织源流问题。这一问题的症结，就是义和团同民间秘密教门的关系究竟如何？换句话说，义和团是否源自白莲教。对这一问题的廓清，有助于理解和评价义和团的性质问题。我早在1960年的《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就义和团运动中最主要几个组织的源流来看，显然可以看出它是继承了白莲教的组织传统。我在文中还认为义和团主要源流组织有二，其中之一就是从梅花拳发展到义和拳这条脉络。它们属于白莲教中八卦教的组织，尤其来自乾坎两卦。其后，随着田野调查的逐渐深入，我愈发感觉到解决义和团和民间秘密教门两者关系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根据搜集所得口碑资料，结合档案史料，我更是坚定了义和团和秘密教门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比如我在以威县为中心的田野调查中，调查了梅花拳的文场、武场的组织情况，将之与乾隆年间的档案相结合，基本弄清了义和拳的师徒传承过程，证实了最初义和拳运动的组织运动确实存在文场和武场之分，其背后有着民间宗教的重要成因。
另外，我在前面也说过，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所调查的真实资料同教材中所写对不上号。如新中国成立后所有教材基本都认定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的反帝斗争运动，但我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更多的实况是义和团乃与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前面所谈的大红拳和梅花拳就是这种宗教，也就是政府部门所说的旧社会“会道门”的组织，那么这种“反动会道门”能和反帝爱国运动“扯上关系”吗？这一疑点在当时政治环境紧张的背景下是不能有所表露的，否则会招惹出批判。不过，这种私底下产生的疑问，使我在做义和团田野调查时注意追踪民间宗教问题。
图4-2 1987年中日学者义和团联合调查团田野调查实景
左三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歗，右四为路遥先生，右三为日本山口大学教授佐佐木卫，右二为山东大学教授任明。
天津社会科学院李世瑜先生在我转向研究民间教门时给予了极大鼓舞。我和李老相识于1962年夏秋之际，当时他还是天津《历史教学》杂志社专职编辑，为组稿来到济南。那时我是历史系的讲师并兼任系科研秘书，所以系里派我负责接待。临别时，李先生将他所撰一篇论文转交于我，希望我能向《文史哲》编辑部推荐发表，后来这篇名为《青帮·天地会·白莲教》的文章顺利发表在《文史哲》1963年第3期。
李老在做民间宗教的过程中，发现了它同义和团组织源流的关系。1979年，他在《历史教学》杂志发表了《义和团源流试探》一文，认为义和团原叫“义和拳”或“义和门”，其所吸收的宗教成分相当复杂，但来自秘密宗教的占很大部分，因而义和团可以说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兼备秘密宗教与秘密结社说”。这种结论是对义和团组织源流“白莲教说”的有益补充，这是因为以往持“白莲教说”，多因对义和团复杂组成中的某一拳会之宗教性难以考察，因而未能得出上述两者兼备之说。
其实，在做义和团田野调查过程中，我已经观察到义和团同民间秘密教门有着密切关系，也积累了一些感性资料，这是我之所以接受义和团组织源流“白莲教说”，特别是李老所认定的“兼备秘密宗教与秘密结社说”的根本原因，不过我当时还没有把秘密教门当作独立课题加以研究。
1989年8月，我赶赴天津参加了李老组织的“首届中国民间宗教学术研讨会”，受到与会学者讨论发言之启发，我得以进一步体会到不深入民间秘密教门就无法追究义和团拳会之底蕴。尤其是李老详述了他几十年辛勤收藏的教门、教会文献在“文革”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并建议研究民间宗教须走田野调查与原始文献相结合的方法，这更是鼓舞了我开展田野调查民间教门的研究兴趣。可以说，正是经历此次天津会议，才使我决心继续深入义和团的同时，启动对民间秘密教门的探索。
此时，也就是在1989年，我刚好完成了山东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山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并在来年将之定名为《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出版。在结项之后，我当即向山东省委宣传部呈报新的课题“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研究”，请求经费支持。为何要单一考察山东区域？这是因为清代以来华北出现的许多教门组织大多源于山东，有些甚至扩展到全国，可以说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在中国秘密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华北秘密社会的类型中具有典型意义。因此，通过对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的考察，可以窥见华北秘密社会之一斑。
关于这一课题，我也得到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他在给我的一份函件中，特别强调了开展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再不做调查，后人将无从着手，你独具慧眼，力肩重任，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抢救珍贵的活资料，作出研究成果，为历史学补充了重要的空白”。后来，也就是在《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于2000年出版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西沙研究员在一次宴会上笑谈，说我的这项专题研究“算是空前绝后的”。 (2) 我当场表示：“‘空前’还勉强可以，但‘绝后’不敢承认。他追问我：“你近几年的调查所取得的成果能达到你十年前的情况吗？”我脱口而出说：“当然达不到，教门分子的两三辈后代基本都过世了，没人知道这方面信息了”。马西沙当即追问我：“这岂不是‘绝后’了吗？”我哑口无言，只好认同。这些学界同仁的支持和过誉，其实也说明了开展山东民间秘密教门这项课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图4-3 路遥先生与李世瑜先生（居中者）、马西沙先生（左一）合影
山东省委宣传部同意我的课题呈报后，让我先做实验性探索。1990年经专家小组讨论并获得全票通过，被列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第一批重点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结果没想到，这一“探索”历经十余年之久，直到新世纪之初才结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