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权威详尽的资料汇编”
崔华杰：既然谈到了义和团研究的资料库建设，不得不提2004年立项的清史纂修基础工程基础项目“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经过8年的努力，该项目结项成果终在2012年2月经山东大学出版社顺利出版。该套丛书涉及五种语言，共计5卷8册，凡计近550万字，应该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
路 遥：戴逸先生曾经说“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清史编纂工程在出版时特设立“档案”“文献”“图录”“研究”和“编译”等五种文献类型。我在申报“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项目，本来是在“编译组”投标，所谓“编译组”就是从世界范围搜集、博采世界各国关于清史的各类档案文献，这样既拓展国内学术界在研究上的史料搜集范围，也能吸取海外有益的研究成果，因此“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从其史料选择的范围来看，自然能够编入“编译组”。然而，在项目结项时，经戴逸先生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的议定，将我的这一项目改设在“文献组”出版，旨在凸显这套资料汇编在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
图5-8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书影
在这套共分五卷八册的《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中，我们除大量摘录当时中文报刊外，还选译了日、英、法、德等不同语种的文献资料。其中，中文资料一卷二册，英、日译文各一卷二册，法、德译文各一卷一册，约计547万字。对于日、英、法、德等4种外文文献资料的翻译，其难度相当之大，因为义和团活动在华北地区广大乡村，加之来华传播的天主、基督两教传教团体不一，因此传教士之汉名、传教士记录所载之村庄与地方人名以及各类小组织名谓等，很多难以对译出来；还有一些外文文献引用了地方大吏的奏章，多级地方官之禀文以及义和团在各地之揭帖和各种推背图等等，都只能先由译者翻译，最后再由我统编解决。对此，我所耗费的时间是难以准确统计的。当然，这也多亏了我几十年来一直在各省有关村庄所进行的持续调查和记录，对涉及的相关专有名词的汉译，有的从海外寻索，有的在各地案卷中爬梳而来。可以说，没有长期的积累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这些都是无声无息的工作，难于为外界所知晓。
图5-9 在《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结项工程上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先生合影
除中文文献外，这套文献资料汇编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四种：一是外国的官方文档，如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文件，涉及日本对华政策以及参与联军共同侵华过程的详细记录。二是西方的天主教内部文献，主要有德国圣言会和法国耶稣会对在华传教活动和民教矛盾的记载。三是侵略方的国内舆论，择选德、法两国国内有关报刊的评述。四是选自基督教传教士和西方学者最早或较早撰述义和团的论著。
在此次文献汇编所辑录的《中文卷》出版之前 (8) ，学界从中文报刊角度辑录义和团运动资料者只有两次。一次是1951年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卷，在其第4册“有关义和团舆论”栏目，选择了5种报纸的35篇评论，约5万字；另一次是1990年我校徐绪典教授出版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选自《中国旬报》《万国公报》和《汇报》等3种报刊，收录26万余字。我们所辑录的中文卷，在内容从1897年至1901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的17种报刊中进行择取，收录出版133万字，内容涉及史实和评论两大部分。我们认为报刊能及时呈现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形势，有利于对义和团运动作多方面考察。对于传媒的影响，我们过去估计不足。据狄德满在其《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中揭示，当时像《万国公报》等报刊都可在偏远的鲁中、鲁西北乡间看到。我们从报刊中还发现，在1897年南方某省就出现了“顺清灭洋”旗帜或口号。
英文世界过去翻译出版了部分英美外交档案，本文献汇编所辑录的英文卷主要择取有代表性的英美传教士的一些著述，多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时人记录。由刘天路、刘甜甜和郭大松、邓红风四位学者分别承担翻译的上下两卷，具体包括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 H. Smith）1901年所撰《动乱中的中国》、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司米德（Stanley P. Smith）所著《中国内幕：中国危机的故事》、法国天主教神甫弗拉里（D. C. L. J. Freri）神父所编《在北京的中心：樊国梁主教围困日记》、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卜舫济（F. L. H. Pott）所撰《义和团暴乱析论》、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所著《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克莱门茨（Paul H. Clements）所撰博士论文《义和团之乱：政治及外交回顾》、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所著《义和团及其他中国问题的回忆录》、英国外交官翟兰思（Lancelot Giles）所著《北京使馆被围日记》及上海文汇西报馆所编《义和拳起事：中国义和拳之乱的历史》等10种著述。 (9)
杨宁一、曹雯、陈涛与张利民、万鲁建、周志国等学者分别承担翻译的《日译文卷》分两册：一为日本外务省所编《外交文书》之《北清事变》卷，原书经日本岩南堂书店于1956年出版，本译本根据2003年所出第三版翻译。原书分九部分，本次翻译了第一至五部分，涉及日本于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各地的实地调查报告及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过程。二为日本参谋本部编撰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该书的发行者为日本川流堂，本次翻译的底本是日本陆军省小林又七工厂石版部明治37年版，其内容涉及八国联军在华的勾结、联合与斗争以及日本加入八国联军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经过。 (10)
刘驯刚和朱静两位教授翻译的《法译文卷》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加拿大传教士兰文田（S. J. Rosario Renaud）所著《徐州：中国的主教辖区》（第一卷），涉及耶稣会于1882年至1941年在徐州地区的传教史；第二部分则从《支那和锡兰耶稣会传教士的书信》《研究》等法文教会杂志摘选编译传教士亲历者的书信和文章；第三部分是《通信者》《天主教教会》《法兰西评论》《蓝色杂志》《马赛地理学会通报》等法国时政杂志对义和团运动的回应与评论。 (11)
陈晓春等学者翻译的《德译文卷》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圣言会兖州教区主教韩宁镐（P. Augustin Henninghaus）所撰《圣言会传教士福若瑟神父传记》；二是涉及德皇、德国在华外交官与传教士以及德文各类报刊等对义和团运动的记载和报告；三是德国方济各会士郎汝略（Vitalis Lange）所撰《山东开教史》，实际上翻译的底本是其1929年在济南出版的《济南宗座代牧区》一书，记述了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o Langobardi）开教以来到1929年天主教在山东尤其是济南地区的传播史。 (12)
崔华杰：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一书的出版，在当时推动义和团研究方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路 遥：从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上看，主要是因德占胶州湾而激发中国民族危机所致，同时也是反洋教、反教会斗争之延续与发展；而义和团之反教会斗争，又同长期民教矛盾密切关联。民教矛盾从西方宗教一方说，起主导作用的是教会及其传教士。义和团爆发于山东、直隶地区，在这些地区传教的天主教组织，有方济各会、圣言会、遣使会、直隶东南耶稣会与江南耶稣会等。这些修会在义和团运动地区设有众多堂口，均受总铎区或主教代牧区领导。不同修会所采取的传教方针有什么异同？ 它吸收教民的手段有哪些特征？各修会同其所在国家的政治关系如何？这些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尤其当民教矛盾尖锐爆发后，传教士同主教之间、主教同驻华公使、领事之间都有许多公文往来，教会内部更有大量通讯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吕实强所长曾于20世纪60年代整理过《教案教务档》 (13) ，从中已不难看到大量民教矛盾都因民事、刑事纠纷而涉及司法权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源问题。然而，在各教会内部对此更有不少外文档案记录，却在中文学界未有任何披露，这是导致教案研究难于推进的主要原因。
图5-10 1990年路遥先生在寓所与“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吕实强合影
图5-11 吕实强先生1990年9月30日致路遥先生函
现在所出版的这套资料汇编，我们将海外所藏德国圣言会、法国耶稣会的部分重要文献资料翻译出来，而义和团运动发展到战争阶段的资料，我们则是大致译出了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的有关档案。以上法文、德文、日文文献资料是中国研究者最为急需。但方济各会的意大利文相关档案文献，我们还未搜集完毕，只能留待以后解决。另外，教会相关文献之所以在这套汇编中所占篇幅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亦有现实意义的考量。
义和团研究走向21世纪，最大的争论仍然是能否把传教士视为侵略者？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帝运动，还有义和团运动算是爱国性质的运动吗？2000年11月在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前夕，梵蒂冈教宗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进行大规模宣圣活动，以千禧年庆祝仪式将来华的120位天主教教士和教徒封列圣品，其中有86位属于义和团时期所谓的“殉教者”。在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戴逸教授在开幕式上就作了态度鲜明的驳斥，认为这是“在翻历史的案”，否定和污蔑义和团运动。因此，从教会内部挖掘史料，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004年6月，在台湾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单国玺枢机主教在会上说我主编的110多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为何没有向教会进行调查，更加促动我进一步挖掘教会内部史料并推动义和团研究的再次转向。
通过《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对教会内部资料的汇集整理，我们明显发现教会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在此我仅举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方面。一是传教与政治，特别是教会与帝国主义的关系。1897年11月1日巨野教案发生后，圣言会主教安治泰（John Baptist Anzer）从荷兰和德国接壤的圣言会总部斯泰尔地区赶往柏林，于7日晋谒德皇。德皇向其询问在华港口事宜，安治泰就提到了胶州湾，还在报上申明说胶州湾关系到在华传教事业能否繁荣兴盛，“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有，因安治泰常回德国，副主教福若瑟代管教区行政，他本人也多次干预诉讼。尤其是在德国占领胶州湾后，福若瑟从济南赶赴青岛拜谒德驻胶州总督并迎候亨利亲王，代表整个传教团感谢德国政府的“有效保护”。
二是教会与武装的关系。这里我要重点谈一下直隶景州“朱家河教案”。这个堂口属于直隶东南耶稣会，建于乾隆年间，历史比较悠久。义和团运动期间，附近各堂口约3000名教徒集聚在此，并在该村周围筑起可列队达1000人的防御工事，储有各种武器、弹药。据教会内部记载，传教士已成为集宗教、民事及军事权力于一身的头领，是大家公认的唯一权威。总铎任德芬（Léon⁃Ignace Mangin）每天早晨在弥撒之前都要讲话以鼓舞士气，然后让教徒分赴防御工事备战。义和拳于1900年7月15、16日两次来攻，都被教民武装击退。朱家河最后一次战斗是在7月20日，据天主教耶稣会直隶东南代牧区献县教区所编的《义勇列传》记载，这次死了“三四千教友”，是“死于官兵之手，而非死于义和拳之手”。然而在作为“宣圣”事迹的《中华殉道圣人传略》（台湾主教团宣圣委员会编，2000年10月1日印行）中，没有谴责官军，却把责任完全推到义和拳身上，这大概是教会武装事先无故开枪打死一名官军而自觉理亏之故。还有，该教区一名神父的信件披露，拳民在7月16日的战斗中被“十字军”追击，死伤七八百人。这些事实都很重要，但却未收录《义勇列传》和《中华殉道圣人传略》这两种教会资料，而这些历史事实都在《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中有所披露。
总之，这套资料汇编的价值，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曾专门撰文发表评述，认为：“这些文献在西方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国内尚未翻译，对相关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目前最权威详尽的资料汇编。本次汇集的出版，必将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进展和研究取向的转变产生巨大的影响。” (14) 我们通过出版《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这套史料集成，就是想推动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走出起源和性质的论域范畴，扩及于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教案、基督教在华传播、华北农村社会、民间宗教与国际关系等五大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