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得把义和团抓起来”
崔华杰：您谈到了自己之所以从事义和团研究，除了华岗校长的引领作用，还有其他几重因素，其中一条就是政治气候背景，它具体指的是？
路 遥：1960年就要迎来义和团运动60周年，北京的中国史学会在1959年给山东方面寄来一份专函，函示山东史学会要投入人力弄清义和团运动是如何在山东发生及其地点、时间、组织、政治思想和各阶级态度诸问题，还说为了纪念这场大会，应该开一场全国性的学术大会，要山东省有所准备，最好和山东大学合作开展义和团研究。
这个时候，山东大学已由青岛搬到了济南，进驻了老校，也就是现在的洪家楼校区 (2) 。历史系的办公场所分到了老校区的3号楼，占了3个房间，同楼层的还有挂靠在历史系的山东省历史研究所 (3) ，他们占了1个房间。历史研究所和历史系的牌子挂在了一起，两个单位可以说是“合署办公”。此时历史系的系主任是蒋捷夫，蒋捷夫本来是华东大学副教授，合校来山东大学后本来想给他提教授，但他表示说山东大学的名教授很多，加之自己威信不高，所以谦让不做 (4) 。历史研究所的负责人是陈锡德，他的党龄比蒋捷夫还要老，然而两家的工作开展实际上以历史系为主，所以在行政工作上以蒋捷夫为主，由蒋捷夫主持开展工作，不过陈、蒋两人的工作配合得很好。另外，历史研究所除了陈锡德还有3名成员，其中2人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其中一位就是我的老同学洛洋。
因此，山东省委宣传部接到中国史学会的专函后，就把迎接1960年义和团运动60周年纪念大会的工作交给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和山东省历史研究所。此时，正好全国上下正在大搞“四史”，要搞史学革命，要边干边学，号召高校师生走出学校，去搞历史调查，撰写革命史、公社史、厂史和家史。这次“史学革命”使整个史学研究方向发生了大变化，其负作用是显然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厚今”这个倾向，因为其也有其积极性的一面。山东大学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尤其是长达半世纪的田野调查工作，就是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拉开了帷幕。
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说，开始想做一点义和团方面的研究，除了师长引导、个人兴趣、组织安排，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受中国人民大学戴逸先生和刚来我们系工作的青年教师陆景琪的影响。陆景琪在1955年从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之前，去拜访他的老师戴逸先生。戴逸先生告诉他说：“你去了山东之后，其他什么方向都不要搞，专门去做义和团，因为现在学界连义和团的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陆景琪来系里任教之后，和我交谈中多次透露了戴逸先生的此番期许，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5) 。另外，我在政治运动中被人批作“只专不红”，所以如果能转向“三大革命高潮”之一的义和团研究并能作出一些成果，可能在“政治”上对我也比较有利。
图3-1 路遥先生与陆景琪先生等学者留影
自左至右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歗、路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陆景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敦奎。
崔华杰：此时要做义和团研究应该相当不易，毕竟它是以农民阶级为主体，不像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其他重要事件那样为后世留存诸多文献资料。
路 遥：1954年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起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一道被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并为多数学者接受。不过，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早在建国前就出版过不少研究成果，也有丰富的史料文献可资利用，而义和团运动则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运动，研究成果少，可征引的文献也不多，虽然翦伯赞先生早在1951年就出版了四卷本的文献资料《义和团》，但是仍然无法钩沉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另外，在1950年代，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可以说是当时学界关于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较为详尽，然而在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描述上还仅是列举了朱红灯及其平原起义等若干片段史实。
不仅在文献史实方面，就是对义和团的性质方面也多有争议。195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接见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时的讲话，提到义和团运动“是我们50多年来中国走向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但事实上直至今日，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都未取得一致。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运动中，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均得到了解决，唯有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直到今天仍处于争论状态。这是因为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相比，其研究之所以存在着更大的难度，主要是缘于这场运动缺乏统一组织和统一领导，它是多种的历史契机和复杂的民族、社会矛盾所激起的下层民众运动的总汇合。它所产生的国内外影响超过了太平天国运动，但是它又没有像领导辛亥革命那样的卓越政治家，其基本上是下层民众自主迸发起来的运动，因此这就使得这场运动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更为特异，也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为复杂的、典型的群众运动。
因此，一系列学术问题亟需解答：义和团运动是从山东、直隶的哪些区域开始爆发的，原因如何？义和团的组织和源流又是如何？义和团运动如何从其源起地向外扩展的，它的政治要求又是什么？以往文献缺乏对华北村落社会结构的完整记载，即使在旧的方志中也仅是片鳞记述，难以说明概貌，再则原在土改时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村落土地、人口、财产以及家庭、家族等变迁情况的簿册，亦经政治运动而散失无存。因此，在大搞“四史”的历史背景之下，对义和团运动的社会调查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崔华杰：义和团运动除了在华北爆发，在东北、西北乃至长江流域实际上都有各种程度的拳民活动。所以既然谈到了社会调查，那么当时除了山东大学之外，其他高校也投入力量开展义和团的田野调查，比如南开大学历史系发动1956级这届同学，在1958年利用一个月多时间，深入静海县的独流镇和杨柳青镇以及武清县的落垡，走访了包括123名健在团民在内的1100余名村民，当然其调查主要针对的是天津及其近郊的义和团运动，多关涉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及其高潮阶段，而对于义和团运动起源因为调查区域所限而未有深入开展。
路 遥：从事义和团田野调查的应该是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大概是在1958年，该校的何若钧教授带着陈周棠副教授专程来到济南，希望找到一些同志合作开展在山东地区的义和团调查研究。他们首先联系历史系副主任孙思白，孙思白因为做的是现代史，所以就让这两人联系我，并告诉他们说：“路遥这位同志希望做义和团研究”。当然，我们取得联系之后，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成行，不过他们的田野调查给我带来很多启发。接着，他们去了天津，联系了南开大学历史系郑天挺先生 (6) 和青年教师魏宏运 (7) ，准备在天津地区开展田野调查。但是他们应该所获不多，所以没有继续开展相应的研究。另外，在这一时期前后，四川大学也做过田野调查，出版过一份义和团调查专刊，主要涉及大足教案。
图3-2 路遥先生在寓所与已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孙思白先生（居中者）合影
崔华杰：既然要开展调查，就必然需要人手。考虑到当时的交通状况，恐怕只能依赖徒步调查。因此要做调查，必然也只能发动学生，利用集体力量赴各地开展地毯式调查。其实根据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史档案所载，在全国高校大搞“四史”的背景下，历史系师生在义和团调查之前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展了社会实践，将“四史”写作当作对青年教师和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和史学实践的“主战场”。比如1959年2月，历史系可以说是调集全系力量，组织了一支由73人组成的调查组赴淄博和青岛等地搜集革命史和工人运动史资料，接着又去往高唐、范县、寿张等县调查人民公社史资料，另外又和山东省历史研究所前往枣庄煤矿编写《枣庄煤矿史》。应该讲，此期开展义和团运动的田野调查，不仅有了人手，还积累了一些经验。
路 遥：义和团运动田野调查之所以能够成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00年，据我们开展调查活动的1960年仅仅过去了一甲子，因此参与这场运动的老人还有不少人健在，这样就有了田野调查的采访对象。开不开展和如何开展，这两个问题上是经过蒋捷夫的拍板。1959年在接到中国史学会专函后，蒋捷夫就定下决心要开展调查，当年年底先派下去4名教师，其中2名还是外校过来的进修老师，分赴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摸底，去调查义和团首发地的线索。结果跑了一个多月，始终没有摸清首发地，因为有的文献虽然提到了“冠县十八村”字样，但在冠县县城却问不出十八村的具体地点。
看到这种情况，蒋捷夫决定不能只找几个人下去调查，要发动一个班级学生的力量去做地毯式搜查，便提出让三年级的学生下去搞调查，因为这个班同学新学期要上近代史的课程，正好可以将之作为他们的社会实践课。另外，还要发动近现代史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将这项调查列入工作考核和年终成绩评审，因而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全力以赴投入到这项田野调查之中。蒋捷夫找到我，让我来做一个提纲，并嘱托我再找历史系的老教授，比如郑鹤声先生看一看，请他们提提看法。实际上，后来我们还派专人跑到了北京，请当时还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几位同志提了意见，对采访提纲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1960年这次调查的采访提纲，主要围绕着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起因、组织和发展过程为要目，大概分为以下几项：一是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的社会背景：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特别是教会和传教士的活动）与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等2项。二是义和团的组织来源：分产生原因，如何从义和拳发展到义和团，义和团与白莲教、大刀会的关系以及与团练的关系，义和团组织本身与首领，成员阶级成分等6项。三是义和团运动的政治口号：分运动口号的提出及其转变等2项。四是义和团的斗争情况：分义和团斗争锋芒、规模、发展、阶级关系以及它同直隶义和团的关系等6项。五是清朝统治者与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的经过：分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等不同统治时期等6项。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1960年的1月，历史系派遣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郑鹤声、陆景琪、陈月清和我，另外还有哈尔滨师范学院孙孝恩和安徽大学李文海这两位进修老师，以及1名在读研究生和1957级49名学生，下乡去做田野调查，主要任务就是找出义和团运动的源起地。
这支调查队伍总共有56名师生，去往山东、安徽、河北、天津四省市的27个县开展地毯式调查。学生队伍中又分了两个大组：许玉琪领头赶往鲁西北一带，李廷朝领头奔赴鲁西南一带，当时我们老师要服从学生领导进行调查。我刚开始前往的是鲁西南地区，调查鄄城、郓城、曹县、单县、巨野、金乡、济宁和嘉祥一带的义和团活动情况。
当时正好赶上1958年“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只能随身携带干粮和水壶，又缺乏交通工具，许多乡村没有大路，下去做规模调查相当辛苦。有的老师因为身体等各方面原因住在了县城，由于我在年轻教师中资格最老，又被当作“只专不红”的典型，所以就一直跑在调查的第一线，和学生一起下乡去搞材料。我们首先坐车到县城，或者到当地公社，找招待所先安顿下来，然后再分成两三人一个的小组，步行下到各个村子摸底。这次调查持续了2个月之久，跑了将近30个县和600多村庄，共记录谈话资料70余万字，最终形成了山东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
崔华杰：其实此时您还没有决意以义和团为此后学术之志业，因为您于1962年、1963年和1964年在《光明日报》《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发表了数篇思想史的文章。
路 遥：我之所以发表这些文章，除了个人兴趣，还和历史系的系主任蒋捷夫有着关系。他原来在解放区的华东大学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后来随华东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并出任历史系主任。当时历史系的青年教师葛懋春、庞朴是研究思想史的，老教师孙思白研究过陈独秀的思想，于是大家志同道合，决定以系里名义成立一个针对青年教师的学习班“中国思想史讨论班”。思想史讨论班由蒋捷夫发起组织后，向校长成仿吾做了报告，得到校方大力支持。接着，思想史讨论班聘系副主任孙思白当班长、华山教授当副班长。孙思白是“老北大”，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在1946年也就是山东大学复校当年就来学校工作了 (8) 。华山比我要大半辈，早年在清华大学读书，能写文章，撰述很多，因此担任了副班长 (9) 。本来蒋捷夫也想邀请童书业先生加入思想讨论班，毕竟他是思想史的权威，但童先生当时资格很老，不好安排“位置”，所以请他担任顾问一职。
中国思想史讨论班的学员名字，按照顺序是葛懋春 (10) 、庞朴 (11) 、路遥和陈之安。其中，葛懋春和庞朴本来属于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是被蒋捷夫拉到历史系的。葛懋春长我一岁，比我早一年来山东大学读书，是山东大学1946年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刚开始读的是外文专业，1949年从外文系转到历史系。庞朴比我小一岁，刚来山东大学工作时负责校刊的编辑工作，1954年从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转到历史系工作。葛懋春秉性聪明，看到了我们其他人看不到的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庞朴的悟性更好，写文章很快，史学基础也好，所以两人合作，以笔名“鲁春龙”发表系列文章，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哲学。至于陈之安，他是1958年从历史系毕业留校工作，入党较早，是作为党口的同志被蒋捷夫选中参加这个思想史讨论班。所以在参加这个思想史讨论班的过程中，我虽然已经触及到义和团研究领域，但实际上依然没有放弃思想史的研究，在该领域相继发表了几篇文章。
图3-3 青年教师时期的路遥先生、庞朴先生等人合影
左二为庞朴，右一为路遥，右二为朱玉湘。
随着思想史讨论班的开展，蒋捷夫看到葛、庞二人专做孔子方面研究，加之听闻我在义和团方面曾得到华岗校长的赞许，就给我说“路遥同志，你搞完思想史讨论班后，给你个任务，你得把义和团抓起来，现在没有办法了，义和团只有你一个人能搞了”。此后，也就是大概在1964年后，我就转向单做义和团研究了。
崔华杰：这里我穿插一句，历史系下去调查，当时想必也得到了学校层面的支持，比如在联系地方政府、协调安排食宿，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没有组织予以证明，恐怕也难以得到采访对象的信任，更谈不上得到有用的信息了。
路 遥：1958年9月，成仿吾从东北调来青岛担任山东大学校长，我认为在他在山大百廿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性，仅次于华岗校长 (12) 。成仿吾校长和华岗校长一样，比较重视历史学科。1953年，华岗校长让学校向高教部送呈《关于我校理、文两科发展重点与方向》报告，确定历史系的历史专业为发展重点，以中国近代史专门化为重点发展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就此开始成型。1962年，成仿吾校长组织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将历史系和中文系、数学系等七个学系为学校重点发展学科。所以说没有学校一级的支持和协调，我们下去搞田野调查可能就无法开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