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深入农村调查”
崔华杰：您刚才谈到了1960年此后的田野调查对您学术道路的塑造影响，也就是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这一学术风格的形成。我这里看到戴逸先生在1991年2月22日给您写的一封信函 (18) ，上面说您“长期深入农村调查，收集许多活资料，赢得中外学者的高度赞扬”。在义和团田野调查方面，您在此后的农村调查情况开展如何。
路 遥：1960年的这次调查，我们派下去的14个调查小组，共搜集到75万多字的口碑资料。3月底，历史系师生完成了《山东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内分16个专题，近30万字。4月中下旬，为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系里举办了义和团运动科学论文讨论会。有不少参与调查的师生，都写了义和团方面的专题文章。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哈尔滨师范学院孙孝恩和唯一一位下去调查的研究生江海澄合写的《试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郑鹤声先生撰写的《论铁拳》、宋家珩与人合作的《义和团运动中的妇女组织》等文章后来和我的那篇《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一道被收录到《山东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这是我们开展义和团田野调查的第一份重大成果。
图3-4 路遥先生田野调查记录本
采访时间：1965年12月25日。采访地点：山东齐河县胡官屯公社赵官屯村。采访对象：时年66岁的孙永昌。访问人：路遥、后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任教的历史系1962级本科生李华。
1965年底至1966年初，继1960年义和团调查后，我们继续开展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调查。历史系又把任务交给了徐绪典、陆景琪、孔令仁、许玉琪和我等5名教师，但实际上下去带队的还是我和陆景琪与许玉琪这三位教师。我们带领1962级36名学生下到4省34个县开展义和团第二次田野调查，主要区域大概是：鲁西北的临清、冠县、禹城、高唐、茌平、聊城、阳谷、莘县、长清、齐河、平阴、东阿、肥城，济南以东的历城、章丘、邹平、高青、济阳、商河，鲁北的临邑、惠民、阳信，河南范县以及河北威县、临西、故城、吴桥、景县、枣强、衡水、武邑、冀县、阜城、盐山等地。最终我们收集到的口碑资料大概60多万字。
若不是60年代开展的这些田野调查，那么以后就无法进行接续调查了，因为亲睹义和团实况的老人，本来就已老迈，加上此后经历了困难时期，很多人先后过世了。另外，若不是发动学生作为调查主力，也无法在一两个月内勾画出来义和团在山东发生的概貌，当然这也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总之，60年代的这两次调查就是终于梳理出义和团运动地理源流和组织源流的线索，我们第一次发现了义和拳组织以及义和拳运动的由来，特别查清了梅花拳（义和拳）斗争实际上起源于冠县梨园屯与威县沙柳寨，绘成了一个符合实况的概貌。这是我们山东大学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没有这一成果，可能直到今天还是一笔糊涂账。
“文革”爆发之后，正常的学术研究中断，更谈不上下去调查和继续做义和团研究了。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在1980年，我和另外两名老师带领1977级2名学生和1979级23名学生，共计28名师生去了河北威县，专门调查冠县十八村。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摸清了“十八团”问题，“十八魁”与“十八团”的关系，梅花拳（义和拳）与“十八团”的关系等等。
图3-5 改革开放之后，路遥与《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宋士堂下乡调查
1982年，我和商鸣臣、于家福两位老师带着1979级部分同学再次前往威县进行实地调查，主要对梨园屯、干集、固献、贺营、邵里、王村、方营、李寨和白果树等公社进行调查。除了和当地的老人进行攀谈外，还走访了一些在地方教会工作的神父。这些人的年龄年长的有90来岁，一般在七八十左右，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但还是能够将他们从父辈那里听到的有关义和团的事迹讲述出来。
1984年，我独自一人带着我的研究生马春庆以及1981级17名学生去往河北新城、涿州、定兴、涞水和山东茌平等地调查，这是因为我始终觉得直隶白沟河水域一带是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发展的重要源头，其中一支应该北延从新城经定兴、涞水、涿州到达黄村，最终构成了北京义和团的主力。
为了迎接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受国家教委委托，1988年，我和许玉琪、王德刚等三位老师带领我的两位研究生王栋和路义忠以及1985级40名学生等45名师生专赴河北威县，重点调查历史上的山东冠县十八村、邱县十八村以及直隶曲周十八村这一带区域的社会结构问题，这是对1980年田野调查的补充与进一步完善，又一次记录了数万字的口碑资料。1989年我又和山大数学系燕子杰教授带领我的研究生孔祥涛，在威县县长顾自忠、县委副书记黄成俊等14名地方党政干部陪同下，继续对威县做社会结构调查。
图3-6 路遥先生和他指导的硕士生合影
右一为孔祥涛，右二为王栋，左一为张波，左二为路义忠。
崔华杰：山东大学在义和团研究上形成的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的方法，实际上不仅为国内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路径和身份标识，而且还为国际学界所瞩目。
路 遥：山东大学和海外学界进行的中外联合调查比较成规模的共有三次，一次是1986年12月底到1987年1月由中日学者组成的联合调查团，一次是1988年10月至11月“山东大学—山口大学”联合发起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联合考察组，还有一次是在1992年由青年教师刘天路带头做的中英联合调查组。
图3-7 中英学者义和团联合调查
右一为伦敦大学狄德满教授。
这里我着重说下中日学者联合调查团。实际上早在1984年，这一中日联合调查计划就已酝酿出台，后来国家教委给予了批准，日本文部省则拨出专款支持。1986年，经过中日两国教育行政部门的分别批准，中日双方于1986年和1987年之交赴义和团运动的摇篮——河北威县、山东平原、临清、高唐、济宁和巨野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中方学者负责人是我，其他学者是山东大学陈月清和任明、南开大学陈振江、中国人民大学程歗、《历史研究》杂志社阮芳纪，日方学者负责人是山口大学副教授佐佐木卫，其他学者是神奈川大学教授小林一美、日本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文次、东京外国语学院讲师佐藤公彦，任明担任调查团的翻译。这次调查的议题是“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第一阶段下到平原、临清、高唐等鲁西北地区和威县等冀南地区，第二阶段下到济宁、巨野等鲁西南地区。
我们的调查深入到农村和城市地区，重点取得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口述史料。我们深入到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发生地，如平原县杠子李庄、冠县梨园屯、威县沙柳寨、巨野县曹庄、高唐县琉璃寺等农村地区，着重从村庄的历史、户口、土地、种植、家庭手工业、集市、洋货、阶级、阶层、宗族、宗教、民教矛盾、团练、拳术、秘密结社、灾荒等方面进行调查。而在城市地区，则着重从商业、手工业、钱庄、当铺、物价、洋货、民教矛盾以及运动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对于义和团一些重要人物，如赵三多、阎书勤、朱红灯、李长水等以及重要传教士、教民领袖、地方官员和士绅等也进行了重点调查。我们通过对当地民间宗教、宗族关系、秘密会社组织、习武风俗、庙宇供奉等调查了解，补充和纠正了史料的不足和错误，对义和团运动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这次中日两国学者联合调查的学术成果，收录在我和佐佐木卫教授主编的《中国的家、村、诸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一书，经东京的东方书店于1990年出版。
当时，我们这支中日联合调查团出席见证了“义和拳议事厅”和赵三多纪念碑厅在威县沙柳寨村的落成。我在典礼揭幕仪式上做了讲话，指出从1960年以来，经过若干次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相互核对、彼此论证，基本上弄清了义和拳运动就是起源于当时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我还应邀为“义和拳议事厅”的匾额题字。实际上这个地方应当是义和拳首领们议事的场所，并无“义和团议事厅”这个专名，参加过义和拳的河北文史馆馆员郭栋臣曾将之命名为“义和拳办公处”。
崔华杰：在采访中您要深入田间地头，和当地村民打交道，他们有基本的历史叙事能力吗，或者说他们的口述历史在史实呈现上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路 遥：义和团的反教斗争多是由村民自发，组织隐蔽，行事秘密，不仅清廷地方官无从了解，甚至连一般士绅也摸不清楚所以然，因此很难从文献上爬梳出其相关行迹。我们下去调查，除了重视村里的长者，还着重对村庄的老师以及搞过乡土教育的村民进行专门访问。1960年2月，我们去到南宫县梨园屯公社沙柳寨访问，见到了时年80岁的郭栋臣 (19) ，那时郭的身份是河北文史馆馆员，他年轻时跟着赵三多闹过拳。因此，他能够讲述光绪年间的梨园屯庙产纠纷、“十八魁”、“六大冤”、赵三多的梅花拳等事迹，就是像郭栋臣这样仍然在世的老拳民，才给了我们研究义和团的第一手直观史料。
还有，在当时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将冠县梨园屯教案看作是义和团运动产生的重要部分，但说法不尽相同。根据义和团爆发的时人记述来看，有说是义和拳“作俑于冠县之十八魁”，还有说义和团就是起于冠县十八团。那么，什么是“十八村”，什么是“十八魁”，什么又是“十八团”？已有研究也讲述不清。戴玄之说，“冠县十八团系由十八魁而来”“因十八村习拳，故称十八团”，萧一山也说“十八魁虽系绰号，实代表十八村，或十八团”，这些说法明显把十八魁和十八团混为一谈。
而我们在干集的集中走访，起获了十八团的重要史事，事实上也得益于当地村民的历史口述。早在同治年间，干集就已经出现了为应付捻军而名为义和团的乡团，而捻军失败之后，乡团亦因而解散，光绪年间重新恢复。所以即使我们过去调查，距离事件发生时已有120年或者至少100年的年景，难以找到亲身见闻者，因此我们过去调查时，即使是年逾古稀的老大爷也不知道此事，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存在十八团此类事情。
我们将重点调查地点放在了干集，干集在历史上也叫作中兴集，是十八村的政治、经济中心。全村农商共约一千户，设有布店、盐店和当铺。全村分为八个角（街），各角都有会首，多由富户管理。所谓“八角”就是四面八方之意，实际上有六条街，当时在直隶和山东两省来说是较大的农村集镇了。
干集所在的“十八村”，远离冠县县城130多里，与冠县在山东的最北境相距也有100多里之遥。十八村中只有梨园屯和干集这两个村有集，但前者只设集而不课税，而后者则是兼集税的所在地，这里设有钱粮柜让“十八村”的农户过来纳粮。官府对此地区的统治鞭长莫及，干集无形间成为十八村的统治中心。道、府、州、县各级官吏要到十八村，总是光临干集，召集八角首事告以来意，进行商议。如对梨园屯的民教矛盾纠纷，东昌知府和冠县、邱县等官绅来调解时，就是召集十八村士绅来干集开会商议。在调查中，有干集“五大座”之说，即由五位有影响的豪户和士绅来管理干集，但是那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的事情了。
鉴于干集在十八村是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估计若对干集进行大规模访问，有可能弄清十八团的真相。但事与愿违，在干集有一个最了解十八村历史的老人，叫孙老国（去世时91岁），当我们去访问时刚去世半年，因此在干集的访查最终没有找不出什么线索。
但在一次偶然访谈中，有一位老大爷说干集的大财主潘老济是梁庄人，家有好几顷地，世代大地主。我们循此线索，带领几位同学奔往离干集六七里外的梁庄调查，但遍访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闭口不谈潘老济事。这是因为潘姓是梁庄的大姓，潘老济家又是世代大地主，一般村民前期经过前面政治运动的冲击，顾虑重重，不敢多谈。
幸亏我们找到了一位名叫杜杰堂的老大爷（时年86岁），此人年幼时读过书，是他首先告诉我们十八村有乡团，并有团总、副团总，而且举出了团总就是本村的潘老栋（即潘老济之祖父）。据此，我们又找了许多潘姓老人攀谈，但是他们仍然不肯实告。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位年轻的潘会计，他没有什么顾虑，翻看家谱后，告诉我们有关潘老栋、潘老彦的情况。至此，我们才对十八团以及团总、副团总获得了可信的记录。
据潘氏家谱记载，潘老彦名光美，字彦士，按照当地习惯，取其第一个字加上“老”字作为对其号的尊称，所以大家称其为“潘老彦”。我们既已查清潘老彦就是潘光美，这就对“十八团”的探究取得重要论证；再联系诸文献记载，对十八团性质大体可以弄清。据档案记载，在光绪十六年四五月间山东巡抚张曜与总署互致咨文以及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东昌府禀文中，都谈到了潘光美，说他在1887年以后的拳教斗争中是以士绅身份出面调解民教矛盾的，实际上他倾向于拳民；但当后来义和拳遭到官府镇压，阎书勤告诫各村不准团练时，他就转而站在义和拳的对立面，向官府请兵“剿办”。对此，地方禀文中也说十八村团长潘光美等绅民对义和拳“恨之切齿，而畏其凶暴，莫可如何”。我们依据田野调查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似乎可以对十八团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拳是拳，团是团”，“十八团是乡团，而不是义和拳”，十八团与义和拳的关系是从“拳民、团众势颇固结”转向拳、团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