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是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
崔华杰：通过上述几次义和团方面的大规模田野调查，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田野调查资料的学术风格，当然，固然重视田野调查资料，但不意味着您对文献史料的轻视。《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在2013年对您专版采访，题目是“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是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如果进行事后审视的话，这句对您学术风格的经典定义，明显可以发现它起步于且成形于义和团运动的系列田野调查之中。 (20)
路 遥：为了庆祝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成立60周年，1985年10月举行了一次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当时到位的有160多人，探讨历史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我在会上发表了《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开门见山地指出档案是历史的记录，也是研究历史的最主要依据。我在文中分析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资料部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刊《义和团档案史料》《筹笔偶存》《山东义和团案卷》《义和团档案史料》收录之上谕、奏稿、电文、咨文、照会、函牍、告示等官方藏档以及笔记、杂录、日记、传记、揭帖、诗文等私人著述在义和团研究上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也被称为“近年来我国大陆上对多种义和团档案史料进行综合而深入研究的少有的好文章”。 (21)
田野调查的结果，自然可与文献记载彼此印证。比如，山东巡抚张曜在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四日（1890年5月22日）致总督的一封咨文中说，当年梨园屯有“居民近三百户”，而我们派遣了几批学生下去摸清义和拳爆发时期该村到底居住了多少住户，结果得来的调查数据前后不一。没办法，1988年，我亲自带领10多个学生再次来到梨园屯，走门串户，屡次核实，前后搞了一个月才得到与文献记载较为贴合的数据。我采取上溯祖父三代、逐代追查的办法，查清了该地农户实有283户，这与张曜所说的“近三百户”几近一致。
然而，义和团运动是以分散、自发斗争为其显著特点，文献资料对于这场运动发展过程缺乏系统记述，而时人笔记、日记书函、各类杂录的相关记载也多东鳞西爪，难成系统。比如说《山东义和团案卷》所录档案记载，直隶威县境内有山东冠县、邱县、临清等县插花地，统称为冠县“十八村”、邱县“十八村”和临清“十八村”。实际上经过田野调查，发现这些档案记载实系有误，如临清“十八村”不在冠县“十八村”以南的小芦，而是在冠县“十八村”以北，且被分割成两块飞地。直隶南宫县也有一片飞地在威县境内。冠县“十八村”是最大的飞地，而且是完整的一大片，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冠县“十八村”，实际上有“24村”之多，那么为什么还仍叫“十八村”呢？这是因为，那时纳粮按里、排、甲组织交纳，有的村太小或是后来出现的，都必须合到别的村去交纳。譬如赵村交粮就归于固献，合在固献的名下交纳，作为纳粮单位来说，总数仍是18村之数。另外，临清“十八村”实际上有15个村子，邱县“十八村”有22个村子，南宫“十八村”有15个村子，曲周“十八村”则更有36个村子之多。
我们在沙柳寨至沙河辛庄一带的调查，发现当时沙河以东和沙河以南这一带是拳会林立，互不统属，它有梅花拳、大红拳、小红拳、六趟拳等等，派别很多。即以梅花拳论，也有文拳、武拳，大门、二门之分，而且在梅花拳内部门户之见也很深，同属赵三多系统的梅花拳也有不参加反教运动的。在那一带，还有同白莲教有联系的六式拳。赵三多所在的沙柳寨，是梅花拳的集聚中心，同时也遍布着红拳。当赵三多号召起事时，当地的红拳竟与梅花拳毫不相关。冠县十八村所习的是红拳，不是梅花拳。从这一调查记录中，使我们认识到梅花拳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在反洋教斗争中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统一组织。这一地区的义和团斗争后来所以得到发展，首先是由于德占胶州湾后所出现的民族危机形势，使该地区的外国教会侵略更加恶性发展，再则是由于有了赵三多、阎书勤等“十八魁”这样的人物在斗争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威县城南也有十八村。这个十八村与城东各县插花地的十八村，其性质大不相同。根据文献所载，威县城南十八村属于团防性质，它创于同治四年五月，由前河南巡抚郑元善创办起来的。郑元善所统的三府乡团，不下十万余人。同治九年（1870年）捻军失败，“团练亦奉令解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威县县令为“防盗起见”，重新整顿起来。威县城南十八村，从其历史沿革看是从卫营发展起来的。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朱元璋封其第21子朱模为沈简王，其藩地在山西潞州，其卫军号“沈阳卫”，食采群牧于威县，号为“沈阳卫十八营”。在威县的十八营分为南七营、北十营，加上群牧所方家营。威县城南十八村的渭上营、第十营就是属于南七营。光绪年间，这里的团练势力很强大，所以拳民活动没有在此展开。
在长清、茌平和平原一带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神拳组织的出现，在起初并不是一概自称为“神拳”，更多是以“大刀会”称之。在长清、齐河地区，这些组织先叫大刀会，后叫神拳，而在茌平、博平一带，则是将大刀会和神拳合在一起混称，至于高唐、禹城地区，则叫神拳、神团。当然，这几个地区后来都叫作义和拳了。义和拳改成义和团，实际上它并不是团练，既不是官团，也不是私团。当地的老人说，所以称之为“团”，是一伙一伙、一团一团之意。这些实地得来的口碑资料，很明显是对官方档案文献的有益补充。
崔华杰：在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这条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上，其实还明显可见的就是您立足本土史学资源、吸收域外理论，坚守史学本真、融通跨学科方法的路径取向。
路 遥：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的学者侧重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探讨，把义和团运动单纯地视为与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一样的民族战争，多是直线性分析和解释，这样就把复杂的历史因素简单化、线性化。1955年，戴逸先生在《人民中国》第13期发表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文，发现了义和团反教会斗争这一重大事实。由于西方教会和传教士比外交官、军队、商人更深入地渗透到中国社会基层，因此19世纪以来才有散发在各地的反洋教斗争。当然反洋教斗争之所以大规模出现在鲁西南和直隶交界地区，也与这里的民间传统尤为相关，所以要开展特定历史时期的民众意识的探索。
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大量揭帖、歌谣和小册子，正是当时社会底层朴素的社会意识的直接反映，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心理状态、政治要求，直接规定了斗争的水平和风貌，揭示了侵略与反侵略为主要矛盾而展开的中西文化撞击的历史画卷，不能因为其背后因素而否定和无视。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外国商品经济入侵导致大批小农破产，激化了社会矛盾，但我通过社会调查，发现这一现象在义和团运动开始地区并没有普通性。如鲁西北农村地区，五口之家、二三十亩的自耕农占多数，但因地理、生态自然环境等原因，还不能温饱。正是这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始终影响着农民为主体的反洋教斗争。另外，单纯地停留在阶级斗争的视角，特别是将义和团运动看成如同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一样视为民族战争的范畴，实际是不足取的。它把本来奇幻、多彩的历史画面僵化为单一、固定的模式，阻碍人们对义和团运动复杂特性的认识。要想推进义和团和教案研究，必须转换研究方法。
考虑到在欧美和日本都有专门的口述历史课程，而我们长期以来未能重视田野调查，因此我认为要想了解过去的情况，除了运用传统史学考证分析，还必须与社会学、民俗学结合，进行田野调查，从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从社会史角度对包括反洋教在内的义和团运动进行反思和再探讨。
义和团、教案都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从社会结构可以寻找突破口。这是因为义和团、教案是爆发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且在一个广阔的农业社会舞台上展开的，它所涉及的社会成分极其复杂。因此，它不仅是侵略和反侵略、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还有带着浓厚的宗族、地域、下层群众组织、民俗信仰、宗教差异等色彩；农民、游民、地主、教会、官僚、宗族、秘密结社、教门等各种力量都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层次表现了自己。对此，要想研究义和团和教案必须从文化传统、历史契机、斗争主体的成熟度、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以及地域特点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要从历史的纵向和横向、从社会诸种矛盾的相互冲突和制约、从其特殊社会环境、独特思想风貌和不同社会结构方面探寻其复杂的社会成因和运动发展规律。
图3-8 1987年中日学者义和团联合调查
第一排：左一为山东大学许玉琪，左二为中国人民大学程歗，左三为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左四为日本山口大学佐佐木卫，左五为路遥，左六为南开大学陈振江，右三为《历史研究》杂志社阮芳纪，右四为日本神奈川大学小林一美。第二排：左一为山东大学任明，左三为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佐藤公彦，左四为山东大学陈月清，右一为调查团记录员、路遥先生硕士生马章安。
在1987年中日联合调查中，我们就是将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方法融入史学研究当中。比如我们既要摸清当地基层政权的构成、教会在地方社会的势力、地方领导人如何产生以及何种程度上影响地方社会、教会势力和地方官府的关系等政治结构问题，以及调查地方社会的私塾学堂情况、知识阶层对教民和拳民的态度、地方民间信仰在义和团兴起时的作用等文化结构问题，还有当地土地分配、集镇贸易、自然灾害等经济结构问题。这种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应用，就是要求我们把义和团运动置于当时广阔的社会环境，置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从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生态环境等诸多社会结果或层次入手，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探究义和团的源起因素。
1988年，我又率团在威县深入到10个乡的1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村庄，考察义和团运动时期这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民俗、心理等，实际上就是想重点从社会渊源、社会结构以及民众意识角度进行研究。当然，至于义和团研究此后的学术路径转换，我们可以放到后面章节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