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要有时不我待之感”
崔华杰：2018年，您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 (6) 和《德日帝国主义与淄博煤矿》 (7) 两书。其中，《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是1990年出版《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的修订版本，这本书也广为学界所知。而《德日帝国主义与淄博煤矿》一书却出乎学界的意料，因为很难将您与经济史研究联系一起。
图6-2 2018年1月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的《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和《德日帝国主义与淄博煤矿》两书书影
路 遥：我先来说《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一书。该书原名《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是1990年义和团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献礼书，当时给每位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每人一册。这本书原本是我独立撰写而成，因为要赶在会议之前印发给各位学者，加之参加义和团实地调查者有50人之多，如威县党政干部阎恩奎、潘炳章、李连波、张云华、田连朝、石振峰、杨春旺、贺永欣、李双旭、李西华、张桂菊、王明习以及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宋文瑄、王德刚，还有我的研究生王栋、路义忠和85届本科生40名学生等参与实地调查。所以当时也来不及广泛征询意见，我就个人独自择出几位参与调查者列为“副主编”和“编者”，以示共同负责。现在来看，这显然不符合“文责自负”的学术惯例。2017年，历史文化学院为我举办了执教66周年的座谈会，我就有意着手修订工作，完成这一夙愿。我趁着此次修改完善之际，联系了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原党委书记许玉琪、山东大学数学系燕子杰两位教授、威县党政干部顾自忠、黄成俊、李金鹏等人，征得他们的同意，将他们的原署名方式更改为“共同调查者”列入书内，因而也将此书之作者与书名改为“路遥著《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以符其实。
图6-3 2017年路遥先生执教六十六周年座谈会，山东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院长方辉、党委书记刘军与路门弟子代表留影
第一排由左至右分别是马章安、赵爱国、刘军、路遥、方辉、马春庆、路义忠、孔祥涛，第二排由左至右分别是高志伟、张运春、崔华杰、彭淑庆、朱伟、张建国、张波、陈建坡、张红梅、赵建玲、李莉、夏红、李娉、李楠。
较之1990年版本，《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一书的内容和篇幅有了较大扩充，由原来的22万余字扩充到近49万字。此次版本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除了收录原版九章内容，还增设我以“吴松龄”署名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的长文《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这样共同构成了十章内容；下编“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为新增设部分，收录了1980年我在《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发表的文章《论义和团的源流及其他》、1987年包德威等人翻译并发表在其所主编《中文学界关于拳民起源最新研究》一书的《义和团的起源》、1988年在齐鲁书社与程歗合作出版《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一书所收录的文章《义和拳教钩沉》、1988年佐藤公彦翻译并发表在日本期刊《辛亥革命研究》上的文章《近代华北农村秘密拳会调查分析》及其中文原版论文。在该书的附录部分，除了收录1990年版的各类图标和外文资料，还增补了对我义和团研究的相关书评、文摘等。
至于我何以研究淄博煤矿史，说起来实属偶然。1975年，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个时候山东大学刚从曲阜搬迁回来，恢复办学不久。此时位于鲁中地区的淄博矿务局有意兴办一个阶级教育展览馆，对群众实行革命教育，便向山东大学提出要借调几位教师入驻矿务局，进行淄博煤矿史的编写。这个任务自然是交给了历史系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因此我也被校方指定前往淄博主持编写，另外还增派讲授隋唐史的宋锡民和刚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来山东大学的商鸣臣两位教师，随我同赴淄博。矿务局也从其所属单位抽出三名政工干部，组成编写班子，并决定以我为主编，总揽调查事宜和矿史编写。其中，商鸣臣参加一段工作之后便被学校召回，宋锡民虽患有严重的心肌梗塞，但他未向组织透露，依然伴我到工作基本完成。
淄博煤矿经历德、日两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占领、掠夺、统治达42年之久，其中被日本以“中日合办”为名占据23年。矿务局所藏档案中虽有一部日本人所编的《鲁大公司二十年史》，但远不合乎我们编写所需。于是我向中国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严老中平研究员请教 (8) ，他给了我指导、鼓励和支持，解决了我所需档案资料之出处。后来，在矿务局的支持下，我又从山东大学在张店举办的日语短训班调来几位学员，随我共同赴京摘抄了严老提供的日本外务省密档。
这部矿史历经三年终于完成初稿，其后我们发给国内几个主要煤矿和部分专家学者，征求他们的意见，获得了一致肯定。这样我们将书稿定名为《淄博煤矿史》，1986年交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本人撰写了四章十三节的内容，翟绪孔、宋锡民、刘元熙和张迪亚同志分别负责了个别章节的撰写，整部书由我负责编纂、统一修改定稿。
图6-4 淄博煤矿史编纂小组合影
居中者为路遥先生。
这本书见刊问世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教授王方中于1988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书评文章“评《淄博煤矿史》”，指出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煤矿史”“这是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内的一个可喜的收获” (9) 。当然，这份书评也指出了该书的一些缺憾之处，加上其他同行也多番向我建议重新修订再版，但我此后忙于义和团和民间教门研究而一再拖延。这一晃就是30年的光阴，恰好在2015年底，我偶然注意到黄河出版社于当年9月所出《淄博煤矿工人运动史》某些章段所述参考《淄博煤矿史》不少内容，这又激起我久存多年的心思，决定择取原著主体部分，删除文体不协调的工运部分，定名为《德日帝国主义与淄博煤矿》，交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版本中的第1至4章由我撰写编定，第5章初稿原由宋锡民老师撰写，经我修改、补充定稿，而且此次再版中，我又对该章最后一节进行了压缩完善。
2018年12月，樊丽明校长在学院刘军书记陪同下来我家走访看望，听说我刚出了这两本书，对我说做研究“要细水长流”，“节奏不能赶得这么快”。但对我来说，我当时已是92岁的高龄，学术研究的节奏不得不快，这也是我常说的“学术研究要有时不我待之感”的寓意所在。
图6-5 2017年7月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和校长樊丽明走访路遥先生
图6-6 2018年12月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看望路遥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