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的一些缺憾

崔华杰：义和团调查资料实际上在还未刊印流播以前，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和重视，如美国学者周锡瑞在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指出：“对我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所做的口述历史调查的原始采访记录”“在这些手稿中，访问者记下了当年的义和团成员以及旁观者对义和团运动最初阶段的回忆”“它对我重新探索和构建义和团的早期历史成了不可缺少的材料”。 (25) 然而，也有部分海外学者立足于意识形态角度予以辩证看待，指出了这份调查资料的缺陷，如美国哈佛大学柯文在其《历史三调》中说，“尽管这些口述史资料有时可以加以利用，但其价值受到下述因素的制约：口述者年纪较大；所述之事是很久之前的事；做访问记录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访问者提出的一些特别的问题；最后的文字处理和编辑过程” (26) ；英国伦敦大学狄德满在《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一书中也持有类似观点：“在采访时，这些回忆性口述资料和结论性判断，受到当时普遍盛行的意识形态影响。” (27)

路　遥：义和团田野调查是靠几代历史系师生接续努力取得的成绩，当时既交通不便，又碰上三年困难时期，可以说在1960年代能够铺开地毯式的调查并能取得不菲成果，那是极其不易的。

我在其他场合也谈过，在1960年代的义和团调查上，其最大不足之处就是我们以贫下中农为主要调查对象。为什么当时要下去专门调查贫下中农呢？这也是出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着时代之局限，因为贫下中农具有天然的反帝反封的政治立场，是新中国国家建设所依赖的重要力量，而且他们又身处乡村社会最下层，因此我们当时认为他们所提供的情况应该是可信的。当然，抛去时代的这一局限，我现在认为最能提供情况的应该是村庄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水平，也能够记录纸端，虽然当时我们下去调查曾对这些知识人进行访问，但其所占比例还是不高。

我们开展的义和团田野调查，主要依赖的还是学生，靠学生分头记录。我们要求学生下到任何一个村庄调查时，都要找年纪最大的人进行个别访问，当然能够找到当事人后代或能记述本村历史的老人进行口述采访那自然更好。我们还要求学生同这些老人采访时，不要打断他们的叙述，顺着他们的思路将话题引到我们所要的内容上来。然而，学生在做采访记录时，有的采访按照口语记录，有的则夹杂调查者知识化的语言笔录，这是因为有的师生听不懂当地方言，不得已用自己习用的语言代之，但均经核查不失原意。另外，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有的人不熟悉山东地方情况，在原始记录中对所调查村庄行政区划的记载也不统一，比如冠县十八村之一的梨园屯，有的原始记录本记作“南宫县梨园屯公社”，有的记作“威县梨园屯公社”或“威县梨园屯大队”，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一些缺憾。

2000年，我们经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册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收录了130万字左右的原始调查资料。但是，最终见刊出版的也并非口述调查原始记录的全部，因为有部分记录本因“文革”期间学校搬迁曲阜而散失，如曹县、德州、惠民等地的调查资料至今仍然无法找到，平原、高唐、单县等地原来都有两本以上记录本，也都各散失一本。 (28)

原来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邝兆江先生，在1960年代专门讲述口述历史，听说我搞了义和团田野调查的不少口碑资料，专门从香港来到济南，想看一下调查资料。当时没有复印设备，我只好把单、曹两县的部分调查底本借他带回香港阅读，他也承诺来年再回内地后送还于我。结果，他后来调往加拿大列城大学之后，加上此后中国政治形势出现变化，我们就失去了联络，这部分调查底本也就无从寻回了，而且这是我从事义和团田野调查所得的第一份资料。

最后，我要专门提一下历史系的一位资料员，他在资料整理上出了大力，付出了很多心血贡献。这个人就是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资料室的傅友休副研究员，是他负责将义和团调查原始记录进行整理、抄录并制成卡片。由于他的细心保存，百万余字的原始记录连同田野调查拍摄的一些珍贵照片，才没有因“文革”的劫难而散失，绝大部分最终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在1980年在齐鲁书社主编出版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中，将傅友休与孔令仁 (29) 、李德征 (30) 、陈月清、商鸣臣、杨桂兰诸位历史系老师一道列入编辑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