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中国民间教门田野调查”
崔华杰：中国秘密社会一般被分为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两大系统。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陶成章在其《教会源流考》一文中把发源自北方的“教门”“道”“会”“门”组织均纳入白莲教系统，凡在南方打着“会”“山”“堂”名目的都统属于天地会系统。山东在清代是华北民间教派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所谓白莲教系统活动的重要中心。在您的山东民间秘密教门这项课题开始之前，国内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之后相继出版了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秦宝琦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胡珠生的《清代洪门史》等专著。您的这项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研究，除了区域性特点，在书写立意和考察路径较之这些成果在哪些方面拟实现研究突破？
路 遥：我当初提交山东民间秘密教门这一课题计划时，本来计划从历史学视角加以考察，但是山东省委宣传部社科规划办与项目专家评审组均认为这一课题具有现实意义，建议在研究方法上不要只局限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还要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的组织、教理、信仰、仪式、活动，还提议在研究时段上不要囿于它的已往历史，也要深入各地考察一下现实情况。有鉴于此，省社科规划办在这一课题立项时，将之列为史学组的第一个重点项目，并将项目名称改为“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会社的调查与研究”，就是突出其现实意义。
既然要立足现实维度，揭示其现实意义，那么就不能仅从文本文献中爬梳史实，更要从田野调查入手，摸清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的时代传承及其现代影响。况且，秘密教门不管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被政府视作“邪教”予以镇压，致使其活动始终处于秘密状态，各类文献资料鲜有披露，即使其辗转流传下来的内部经卷等各类内部资料也多自家保存，很少向外公开，总之，仅仅依靠文献史料加以研究明显存在着史料不足或者文献不足征信的天然屏障。
当然，要想下去做调查，尤其是做民间教门方面的调查，仅靠学术研究的一腔热血还远远不够，因为政府对民间秘密教门抱持的是“取缔”态度，要想为研究取得“合法性”和开拓必要的实践空间，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我早在1989年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全国首届民间宗教学术研讨会上曾向与会学者呼吁，说根据我自己长达30年的田野调查经验来看，义和团和民间教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存留在民间社会和地方部门的民间秘密教门的资料很是丰富，但是想要有所斩获，定要请得公安部门的支持。因此，项目专家评审组在一致通过对该项目批准立项的同时，还请山东省委宣传部与山东省公安厅联系，为我争取必要的支持，以便项目顺利开展。这样我才有信心去尝试揭开山东民间教门的“盖子”。
即使获得立项并有望征得政府支持，但我对该项目能否取得如期成果，还是感到希望渺茫。在项目立项之前，我曾建议天津、北京的同行从河北、天津、北京与山东分头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口碑资料和文献史料，以彻底弄清义和团同民间秘密教门关系之全貌，也就是要把我所坚持的“白莲教说”通过跨省调查进行验证，但由于缺乏经费、人力、政府支持等各种条件，最终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程歗教授愿意投入这个项目 (3) 。但他的单位属于人民大学党史系，既没有相关经费支持，也无法取得政府部门支持，所以只能根据文献进行研究。这样，我只好孑然一人在山东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对民间秘密宗教进行摸底，并给自己留下了一年时间的实验期，看看能不能干出点眉目，再考虑下一步的发展。
崔华杰：此次民间教门调查在路径上实际上与义和团调查研究相仿，就是采用田野调查和文献结合的方法。但两者也有着明显差异，就是调查的时代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60年开展的义和团田野调查毕竟发生在三年困难期间，加之被采访对象也多出于天然的政治正确性而使得采访记录多少带有思想意识形态，而这次民间教门调查则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经济条件与20世纪60年代可以说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众的精神与思想相应地也有着不小的开化。这次民间教门的田野调查开展情形如何？
路 遥：我刚才说在真正投入这个项目之前，我要花费一年左右时间的尝试，摸一摸民间教门的“盖子”。经过一年左右的实践，我认为自己还是搞出了点名堂。当然，背后最主要的是获得了山东省公安厅的大力支持。当时省公安厅具体掌握会道门工作的是一处的封维新处长，他很支持这项工作，并向公安厅孟昭炬厅长做了汇报。经孟厅长批准，封维新处长不仅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还派张东海等公安厅的同志一并参加进来，陪同我和许玉琪以及我的研究生孔祥涛一起下去调查。但不久之后，许玉琪同志就调到威海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校长，以后就没再参与此事。当然，不仅是许玉琪同志，因为这项田野调查工作前后持续期七八年之久，调查人员变动极大。封维新同志退休之后，继任处长修先哲和宋宪纯两位同志也同样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这么久的调查过程中，张东海同志始终和我一起坚持工作，在工作和生活上给我极大照顾，可以说出力最多，奉献甚大。后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一书正式出版时，我将张东海同志撰写的《“法轮功”邪教与秘密会道门》长篇文章收录文末，以扩读者见闻。
正因如此，我才给其他人常说，我的这项田野调查被各级公安机关、地方法院和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联合开了三盏绿灯：一是通知到各县公安局，并由它转告有关法院、县文史办，要配合我的田野调查工作；二是派人带我到各地与地方上的会道门成员和道首访谈；三是满足我的要求，满30年的会道门档案可以让我涉猎，并开放道书让我查询线索。公安厅最后选派了公安厅的张东海同志，专责陪我下午调查。这一决定使我研究信心大增，再艰苦的地方我都要去，所以我踏遍了山东境内及河北部分地区的70多座县城，可以说除了个别专区外，我对山东全省会道门重点活动的市、县做了普遍考察。因此程歗教授才这样说，认为我的这项田野调查不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从地域范围看，都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教门田野调查” (4) 。
当然即使有了绿灯，也不见得路路畅通。我的研究生孔祥涛撰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过我的田野调查经历，也被我收录进《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的附录，其中谈到了调查过程中的艰辛或者说是困难。现任国家公安部研究室副主任的孔祥涛是我1989年招来的研究生，入校后正好赶上我的项目开展之际 (5) 。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入学的研究生要下到地方上锻炼一年，正好他被派到了青州市供销社。我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在青州看看能不能找出一贯道前身“末后一著教”教主王觉一的地方口碑资料和文献史料，但是文献记载对王觉一的老家坐落在青州的哪个乡村却没有明确披露。如同祥涛在这篇文章中所言，他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骑着自行车就一路跑到离青州城约20公里外的石佛口村，看看能不能从当地农民口中“套出”一些口碑资料。但当地人很有顾虑，三缄其口，毕竟有人知道王觉一是“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头子”，所以哪敢有人过来攀谈，生怕惹出什么是非。祥涛没有任何气馁，多方游走，四处打探，终于获得当地一位一贯道传人后代的信任，得其指引，前往青州城东大王庄一带寻访。结果，在那里果真发现了王觉一的老家——大王庄大队下面的自然村“阚家庄”，找到了王氏家族的后人以及原一贯道坛主王兴孔，不仅摸清了王觉一的家庭背景，还查出王觉一非但没有死于文献史料所记载的光绪十二年（1886年），而是活命到20世纪初。我得到这一消息后，赶紧奔赴青州作进一步核实并扩大调查点，认为祥涛的这一调查结论是可信的。
图4-4 路遥先生深入基层开展田野调查掠影
至于你所问的生活上的艰辛，虽然改革开放此时已历10余年，社会生活也有了历史性变化，但是毕竟要深入乡村一线、走上田间地头做调查，交通不便、生活恶劣等情形也是可以想见。和1960年代的义和团调查一样，我们下到县里去，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只不过那时我们下去靠“11路”也就是徒步前行，现在能租赁自行车奔走在乡间而已。孔祥涛在文中回忆说，我们从县城出发前要带足一天的干粮，有的时候为了获取有效资料，害怕交流信息中断，边吃边与村民攀谈记录，这可以说是我们调查工作的常态。山东也是多山地区，有的时候顾不上吃饭，累了只能就地休息。我们傍晚回到县城后，常常是买几个小火烧，再顺带着夹着几片熟牛肉，如果当天调查有大收获，就会跑到大街上喝碗热辣辣的羊肉汤，这也是我们调查过程中的幸事。当然，回到旅馆后，我们还要整理当天调查记录，列好次日调查提纲。
即使在城区，调查工作也相当不易。在公检法机关调阅“会道门”档案时，只能从那些旧纸堆里一页一页翻、一行一行看，一旦发现有可以利用的资料，就抓紧时间一字一字的文本摘抄。为了节约我们的时间，档案管理员中午下班就把我们“关在”档案室，容许我们就地“查抄”，我们一边吃着随身携带的饭食，一边继续翻看。这些细节，都反映在孔祥涛的那篇名为《路遥教授的学术研究与田野调查》的文章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