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乐意加盟义和团国际研究中心”
崔华杰：山东大学在推行终身教授这一学术荣誉制度的同时，基本同步推行了“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的人才引进计划，要求应聘到岗的一级教授不仅是海内外著名学者，还能在聘期内全职来校工作。英国伦敦大学狄德满教授就是此期应聘来校，并加盟到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路 遥：谈到狄德满先生的加盟，还要从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国际化发展上谈起。2004年，我被学校返聘为博士生导师时就萌生了促进义和团研究的国际联合。当时中心内部经过多次商议，选定了海内外10名左右的学者，计划邀请他们以各种形式加入中心。我们还商量创办一个《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研究》的刊物，以书代刊，将之作为推动义和团研究国际发展的重要平台。为此，我向日、美、英等国以及港台地区学者约稿，但寄来的文章不多。其中，台湾辅仁大学陈方中教授如约寄来了两篇文章，还有其他学者所撰法德两语相关史料，然而因缺乏合适的译者而没有翻译出版。总之，这份刊物的创办运营后来也就没有顺利提上日程。
2010年，山东大学举行了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闭幕式上的自由发言环节中，英国拉夫堡大学孔正韬（Thoralf Klein）指出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材料丰富多元，一个人难以掌握中文、英文、日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德文等多国语言材料，因此应该成立国际性的研究中心，将中国和西方的学者接纳进来，推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不同方面的课题研究。孔正韬的这一提议得到其他与会者的响应，大家均希望由山东大学牵头推动这一工作。我即代表主办方在大会上响应了这一呼吁，因山东大学义和团研究从60年代起已历经半个世纪，若以80年代召集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算起，也已有了30多年的历史。由山东大学义和团研究中心来承担这一重任，是责无旁贷的。我在会上还“动员”当时的中国史学会会长也是中国义和团研究会长的张海鹏先生 (3) ，希望能在他和其他研究会副会长支持下，将义和团研究的国际协作中心给成立起来。
图5-3 2010年出席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大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程赶赴济南，就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宗教性质等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对我专访。其中，我特意谈到了义和团运动的国际化发展。我认为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亦应移向对入华教会的详细考察，这应该算是义和团研究中急待补救的一个严重不足之处，因为我们缺少教会内部记录材料，这方面的文献都藏于所在国。另外，我还专意提到语言能力对于推进义和团纵深研究的重要性。我说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即研究者对外国语言的掌握太欠缺了。即使能掌握一两门，也很难对这场战争作出全面分析。相蓝欣在其所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他自己虽然能够识读多国语言，但亦感到仅凭个人力量仍是无法完成《义和团全史》的撰述。因为许多国家都卷入这一事件，这一性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任何一次重要历史事件所未具备的。 (4)
在开完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大会的来年6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狄德满来山东大学探望我，此时他年届七十，刚办理好退休手续 (5) 。我托刘天路教授问他是否愿意加盟我中心共同推动义和团学术研究的国际发展，他很爽快地答应说：“我乐意加盟义和团国际研究中心”。我当即向校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学校学术委员会于7月6日讨论通过聘任他为一级教授，这是山东大学第一批13名一级教授之一。
图5-4 2012年狄德满先生到岗之后与路遥先生进行学术交流
左一为路遥先生，右一为狄德满先生，居中者为翻译崔华杰。
其实，在此次获聘之前，狄德满教授与义和团研究中心已有30年的渊源史了。那时还是在1990年，他来山东大学参加义和团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提交《基督教、帝国主义与清末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文，其史料征引之丰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92年他再赴济南，和山东大学联合组建中英联合调查组赴义和团源起地进行田野调查。在这次访问山东大学期间，他打印了一份刚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华北乡村动乱：以鲁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1868—1900年）》交我参考，我当时看到其文涉及英、德、法、意、西等国语言材料，就希望他能早日付梓。可是狄德满先生治学向来严谨，是一名真正的“书生”，再三推辞说待来日修改完善再行出版。
图5-5 1992年路遥先生在寓所与来访的狄德满先生合影
2001年6月，在狄德满教授推动下，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三个单位联合举办了“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规模不大，大概来自英、美、德、法、日、澳以及中国的29名学者参加。当时我与刘天路教授被邀请为中国特别代表与会，可见山东大学义和团研究中心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反映了义和团研究走向国际化的新起点。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我继续敦促狄德满先生早日将那部大作出版以嘉惠学林。然而自其大作定稿一晃就是20年的光阴，直到2011年被纳入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之一种，定名为《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才得以向中外学界展示了他的这部名著也是义和团运动史的“又一代表作” (6) 。对于这本书的价值，我在其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其研究以分析缜密见称，行文谨严，言之有据，每一论点均蕴含有极大容量，其所征引史料之丰富，如天主教圣言会、耶稣会藏档，传教士传记、著述和通讯，有关各代牧区修会、教士与教廷及其同所在国政府之往来信函、汇编等等，是他著所难以与之比拟的，“足以称为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的又一代表作”。
就在狄德满教授与山东大学签署一级教授聘任协议之后，柯文于2011年10月随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来济南参加山东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哈佛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论坛。他刚一落地，就联系我约见一面。我就去往了他下榻的济南喜来登酒店，将义和团研究中心聘任狄德满先生一事向他做了交流，并代狄德满先生向其赠送了《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一书。在谈话中，柯文对义和团研究中心拟开展的国际协作表示了赞许。
图5-6 2011年路遥先生向造访的柯文教授转赠狄德满教授所著《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一书
至此中心有专职研究人员8人，其中教授5人，45岁以下年青学者3人，已初步形成一支学术结构合理，老中青三代结合，研究方向特色鲜明，具有整体优势和学术竞争力的研究团队。
义和团运动不同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事件，一是自其酝酿或爆发之日起，就以极其神秘特征出现，二是它涉及复杂的政治、外交关系。近四十年来，我一直带领山大师生从事义和团的田野调查，在义和团的起源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分析已有学术成果和国际学界发展态势基础上，我和其他学者一道呼吁，在义和团研究上应逐步实现学术路向的转换，即由其起源性质研究转向义和团战争研究，得到学界的积极响应。而义和团战争所牵涉的国家之广、相关外文材料的语种之多、官方档案挖掘之难，更对下一步的战略转移在智力支持上提出更高要求。
图5-7 2015年与周锡瑞先生在山东大学重逢
中心经过商议，决定开展两项工作：一是建设国际性义和团研究资料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丰富的资料，就无法实现长远发展目标。中心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应将建设具有国际性义和团研究的资料库列为巩固、发展学术优势的基础工程和首要任务。当时计划投入三年时间，按资料来源、语种、研究方向分类归藏，到2015年出版第一批成果 (7) 。该项工作要求高、难度大，因为各类文献散佚各国，需多次奔波，且需多种语言人才，但若资料库得以建成，这不仅将给义和团研究带来新的增长点，带动海内外义和团研究之新一轮高潮，而且能够使我校在义和团战争领域研究上处于先导地位，在义和团战争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史、八国联军侵华史、基督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等诸领域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二是海纳人才，加强团队建设。作为山东大学传统优势研究领域，义和团研究中心素来注重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与锻炼，其中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则是决定此后数十年山东大学义和团研究能否在国内外学界保持这一重镇地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