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得注意历史的在场性”
崔华杰：长期以来，学界内部实际上在义和团性质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认知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这场近代史上革命高潮的价值判断。如有人根据义和团在揭帖中说“屠戮西人，焚毁其居”“降下八百万神兵，扫除外国洋人”“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等，更多关注其排外活动中野蛮落后的一面，据之否定义和团在反帝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其正义性与革命性的一面。当然，还有人认为应该将义和团当作沉痛教训来加以接受，更是彻底否定了这场运动的历史正当性。陶飞亚教授2020年发表的《略论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事件的学界书写和民间网络书写》一文即是构建了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研究与公众历史认知在义和团历史价值书写上的“裂痕”和“代沟” (10) 。
路 遥：对义和团的批评，其实自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日起，就已十分歧异。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歪曲宣传，二是义和团本身之浓厚神秘性，人们对其组织与活动感到扑朔迷离，难于捉摸，尤其是其“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之术更是给外界授以其愚昧迷信之口实。
2006年10月，我赴北京参加了清史编纂通纪组所召集的一次关于太平天国的编纂研讨，讨论中涉及了如何看待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也就是如何评价太平天国宗教这个重要的问题，其中就有民间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影响及作用问题。太平天国宗教中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显而易见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是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之融混。其实对巫文化应如何看待，在东亚的中、日两国有所不同。中国视之为迷信，而日本对神道教则视为民族凝聚力之所在。中国的义和团之降神附体与太平天国之降僮之术多来自下层群众，这类巫文化在中国历有数千年历史，已积淀成为民间“俗信”的一部分，又为当时革命斗争凝聚力之所需。中国巫术的历史发展有多种形态，如阴阳、八卦、占卜、算命、测字等等，同天命结合之命运思想、观念，这些已烙印在中国广大民众的信念中而成为俗信，也可以说是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今天盛行于港台的“扶乩”，就是一种高级的巫术。对于这种巫文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说它是小传统文化走回大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积淀虽似难消除，但可以改造，并可进一步与大传统文化融合，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烙印在中国广大下层群众中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基因。
图6-7 2006年路遥先生赴京参加国家清史通纪纂修专题学术研讨会
第一排右二为马大正先生，右五为龚书铎先生，右七为路遥先生，右八为金冲及先生，右九为李文海先生，右十为戴逸先生，左二为张海鹏先生。
中国近百年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次重要的反帝爱国斗争事件，这一观点至今仍为我国史学界所认同。当然也有一些海外学者表示过质疑，我可以我自己经历的例子为证。
2000年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日本爱知大学马场毅教授以爱知大学中国现代研究中心名义特邀柯文、周锡瑞、佐藤公彦和我等人，以“义和团：爱国与排外”为题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座谈讨论，主要是就义和团运动算不算是反帝爱国运动各抒己见。在这次会议上，柯文不否认有帝国主义存在，但认为义和团并不知道何谓是“帝国主义”，所以不能称义和团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毕竟它区别不了帝国主义，所以只能笼统排外，因此怎能称之为反帝运动呢？他还认为义和团所谓是“反帝爱国运动”其实是研究者的后见之明。日本学者对义和团的反帝性质是承认的，但并不承认其爱国性质，如佐藤公彦说日本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才有“近代国家”的概念，而中国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还没有形成这一概念。
图6-8 1987年路遥先生赴日本山口大学讲学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当然认定义和团既反帝又爱国。1987年我在赴日文化交流期间，专门就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做了专门演讲，在2000年的这次中日欧美多国学者会议上，我又一次做了重申。义和团的确不会有“帝国主义”的科学概念，但他们在其揭帖或乩语中却充满了反对洋人侵我土地、蹄我人民、慢我政府等反侵略精神，这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义和团运动同戊戌变法都在民族危机刺激下发生，在客观上具有反帝国主义侵略性质毋庸置疑。至于“爱国”，在中国应有传统与新兴的两种爱国观并存，其实早在秦汉时代就已把“皇权”与“政权”结合在一起，而有了“国家”概念。义和团所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它对待清朝不是以臣民身份出现；“扶清”，对于“清”是“既能扶之，则又能倾之”，但亦隐示有清朝代表国家之象征。“扶清”又与“灭洋”连在一起，这就比已往有所提高。
图6-9 日方接待路遥先生一行
图6-10 与日本学者合影
左一为山口大学佐佐木卫，左二为山东大学任明，左三为路遥，左四为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
其实“爱国”与“帝国主义”之词汇在当时报刊上也已出现。如“爱国”，在1897年的上海报刊上就已有“爱国说”；而“帝国主义”之译词也已出现于1901年的《清议报》。这些信息很快就传播于各地。康有为的“保国”，岂不是也把他所要保的“国”与光绪帝的“朝廷”连在一起？这里我还得穿插一个细节，即2000年的这场座谈讨论会因系临时召集，大家都没准备书面稿，全系当场交谈、口述，后来日方据录音整理刊在爱知大学所办的《中国21世纪》第13期上。
由于我的福建口音太重，日方整理我的发言稿时将“扶清”讹音为“父亲”，这样就把我口述的“他们扶的‘清’亦有代表国家”之意讹为“他们的父亲就是国家”。在有影响的日本刊物上出现如此错误实属罕见，幸亏有佐藤公彦教授帮忙勘误，指出该译文存在的20处错讹，最后刊在《中国21世纪》第17卷予以修正。
“史学研究得注意历史的在场性”，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要结合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加以考察。我们倘若设身处地回到义和团运动时期，就会发现当时的西方侵略者拿的是洋枪洋炮，手握冷兵器的义和团如何与之对抗呢？降神附体可以说能够激起义和团民的民族情感，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也难以促成这场运动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