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路遥先生研究海内外反响

附录三 路遥先生研究海内外反响

路遥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一直参与搜集、编辑和出版义和团运动实地调查资料、地方文献以及国外新资料的工作。他的文章每一条阐述背后都包含着极大地研究容量。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教授包德威《近年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研究》(1987年)

路遥教授将大量调查资料与文献档案相结合,一举发现义和团源于离卦教和梅花拳,解决了九十年来长期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远流问题,开创了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成功的路子。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世瑜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1990年)

这几年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贵校是公认的中心和主力,而阁下(路遥)在其中起到了领导、组织作用。你们长期深入农村作调查,收集许多活资料,赢得中外学者的高度赞扬,其艰苦探索、辛勤钻研的精神实令人感佩。

——戴逸先生致路遥先生函(1991年2月22日)

从研究力量的分布来看,各地区、各单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重点,如北京大学的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北京师大、华东师大的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清史,南京大学的元史、太平天国史,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历史文化,南开大学的明清史、世界史,武汉大学的唐史、吐鲁番敦煌学,中山大学、华中师大的辛亥革命史,山东大学的义和团史,等等。

——周溯源《新中国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戴逸教授访问记》(《求是》杂志1991年总第389期)

中外学者认为,山东大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和《义和拳教钩沉》一文,乃是义和团研究的重大突破,解决了义和团运动发生90年以来悬而未决、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甚至被誉为是“划时期性的成果”。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3年)

作者和他的助手们费时近10年,足迹遍及山东境内及河北部分地区计70多县的广袤的乡村集镇,不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从地域范围看都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教门的田野调查。

这部书的资料主要就是他经过十年工夫踏遍山东全省70多个具,在各县的有关部门里起出的当年贮藏的民间秘密教门抄本经卷及其他相关资料,它们都是研究工作者千方百计想得到而得不到的。路教授为民间宗教学走出了一条新路,揭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

路老厥功甚伟,他抢救了一大批行将销毁的宝贵资料。当然能够这样做,得到省委宣传部、公安厅、各级公安机关、地方法院及各级政协文史办的支持是根本保证。这些机关部门的领导是可敬的,他们能认识到道门问题不只是历史学的课题,还是社会人类学的课题,让那些贮库的资料起死回生,让那些历史成为现实的借鉴——防微杜渐、防患未然,这是多么明智的决定!路老为民间宗教学的研究开拓了一条阳关大道……《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一书也就成为划时代的著作了。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世瑜《民间宗教研究之方法论再议——兼评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2001年)

这种奠基性的调查和研究,使得《山东教门》已经超越了历史学研究者对话的范围,对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研究者,对于在国家机关从事安全、法律、民政、宣传等项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员,对于在地方基层从事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们,都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智慧。…… 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山东教门》看成20世纪中国学者关于教门史研究的一项总结……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歗、曹新宇《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中国民间教门田野调查——评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2002年)

山东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路遥所著《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一书是近年来华北民间秘密教门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作者对山东民间秘密教门所以感兴趣,主要是起于对义和团源流的探索,其成就则与他多年来坚持走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学术道路分不开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庄吉发《评介路遥著〈山东民间秘密教门〉》(2003年)

1989年起路遥和他的弟子脚踏实地地在山东大地上开始民间秘密教门全方位的缜密的调查。这种调查达10年之久。路遥的调查涉及很宽,其中包括义和团、一炷香教、八卦教、圣贤道、九宫道、皈一道、一贯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及红枪会,调查所及达70个县。路遥1989年已年近花甲,完成调查时已达古稀之年,是以生命来进行科学研究,完成45万字的《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这部著作以历史资料与现状资料相参证,丰富的资料加上缜密的考证,很多发前人所未发的结论,使这部书成为又一部令人赞佩的力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马西沙《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40年》(2004年)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可以使关心义和团研究的中国读者比较中西两方学者在研究同一课题,使用基本相同材料时,分析方法上的异同。1979年至1980年当我在山东大学做这一课题研究时,受到路遥教授及其他同行的相当关注,对此我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帮助不仅在于提供了60年代山东大学所做的口头历史调查资料,还在于他们的研究直接影响了我对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的看法。关于鲁西南大刀会、直鲁边界的义和拳以及鲁西北神拳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就是直接接受了他们的分类方法。

另外,路遥先生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在研究方法与角度上,与我也有着某些相同之处。首先我们的研究基础都是建立在历史文献与口头历史调查资料上;其次是区域性的研究,特别是义和团发生地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在对社会背景的研究上,路先生与我所持观点极为相似。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译本,2005年)

在本项研究开始之初,邹明德(Mingteh Tsou)帮助我从中国获得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报刊上发表的极有价值的文章。邹先生还介绍我认识了上海图书馆的祝均宙,祝为我搜集了不易见到的“文革”政治漫画。在我开始查阅有关义和团的史料时,贺萧(Gail Hershatter)就提醒我,天津存有未出版的义和团口述史资料。由于陈振江和南开大学其他学者的慷慨相助,1987年我前往中国时复印了其中的许多资料。在此次访问过程中,我与山东大学路遥教授的谈话也使我获益匪浅,他是中国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权威历史学家之一。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教授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译本,2005年)

笔者幸运地于1986年12月末访问梨园屯村,得以听闻村民的谈话,其后又参加了以山东大学路遥教授为核心的1988年夏有关义和拳的大规模的实地考察,取得了巨大收获。路遥氏等的调查成果于1990年11月以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形式公开发表。这是研究史上划时代的著作……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公彦《义和团运动与清朝国家权力》(中译本,2007年)

路遥在义和团方面的著作之外,又出版了关于山东诸多教派的力作——《山东民间秘密教门》。……正是路遥先生的著作首次将我带入山东西部,我非常感谢他这些年来慷慨而坚定的努力。从我们首次见面至今,已经很多年了,现在终于看到这部山东故事得以翻译出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译本,2008年)

自博士论文完成后,笔者从义和团运动研究著名专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的大作中汲取了新的见解。在本人数次逗留济南时,刘天路和陶飞亚两位教授给予了大量的鼓励和帮助。对于以上诸位,我深表谢意。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中译本,2011年)

本文所要介绍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路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堪称中国民间信仰研究领域中极佳的引航者。在中国宗教中,民间宗教信仰是最丰富、亦最复杂者,它兼融儒、佛、道、巫各种内容,又含括大、小传统诸种文化,既存古老之貌,亦纳当代新意,也因此吸引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投入,相关研究成果确如同汪洋宏肆,引航者的角色便更重要了。

在学术研究日益蓬勃的当代,充斥着浩瀚似海的论著,作为引航者角色的研究评述更显的重要,以中国民间信仰而论,过去固然有心者为之,但多是个别性的进行,而本书确是全面性地涵盖中外学界,其格局与完整性前所未见,既可为新手入门之砖,亦堪启后来者之师。

——台湾东华大学副教授李世伟《学术汪洋史的引航者——简论〈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2012年)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不仅是义和团研究专家,而且在文献整理上同样硕果累累经验丰富。由其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项目,实为最佳人选。……这些文献在西方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国内尚未翻译,对相关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目前最权威详尽的资料汇编。本次汇集的出版,必将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进展和研究取向的转变产生巨大的影响。

——上海大学教授陶飞亚《走向多语种文献研究的义和团运动》(2012年)

路遥(原名吴松龄),1927年生,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之一。国内外公认的义和团史与民间宗教史著名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率领研究团队在义和团与民间宗教研究领域锲而不合地从事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在义和团运动组织、源流、思想、信仰等方面做了拓荒性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山东大学作为海内外义和团运动研究学术重镇的地位。

——《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是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访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9日)

第一次真正在中国做研究是1987年秋天,当时为了研究义和团,我在济南的山东大学度过了卓有成效的几天,阅读了义和团运动相关的口述历史资料。那次还去了天津的南开大学,复印了关于天津、河北义和团的未发表的口述历史文献,数量可观。在济南时,我有一次几乎跟路遥聊了一整天,他是中国研究和团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山东义和团口述历史调查的主要推动者。我之前与他有信件往来,还寄给他一本《在华方济各会会志》(Hierarchia Franciscana in Sinis,1929),因为他研究所需,但在中国找不到。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教授柯文《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中译本,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