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如前所述，韦伯对宗教和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已经遭到了来自两个不同角度的批评。在东亚四小龙崛起之后，有学者开始以如下的理由来批评韦伯：儒家伦理（包括勤勉、持家、教育、遵纪守法、节俭等）对于经济发展完全是积极的，而且对于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功来说至关重要。此外，那些关注早期现代经济发展的学者则倾向于批评或忽略韦伯的洞见，转而强调：导致中国“失败”、欧洲“胜出”的是人口/生态甚至是一些偶然性的因素，而不是儒家文化。现在我准备针对这两种批评来为韦伯辩护。不过，此处我将主要关注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就第一种批评来说，他们所反对的论点，并不是韦伯在书中试图或可能提出的观点，因此，这些批评意见很容易被轻松驳倒。概括说来，韦伯在其书中分析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而不是这种模式已经确立之后，在西方枪炮的威压下其他国家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学习。由此，尽管韦伯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不太可能出现在儒家文化下，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儒家文化包含着某些能阻止中国采纳既有的、被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的根本性因素。事实上，韦伯也确实提到过，“中国完全有可能——甚至比日本更能够——吸收技术上和经济上已在现代文化区得到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Weber，1951，p.248）。换句话说，如果有人问韦伯，假如工业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已然确立，哪种文化更有利于学习它，他很可能会选择中国作为答案。
在韦伯出版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Weber，1951，1958）和其他相关著作之后，西方崛起的问题已经强烈地吸引住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过去的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在一些关键的韦伯式见解的基础上来追溯西方的兴起：从中世纪商业城市的崛起开始，随后是一系列松散相关的事件，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航海革命、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英国资本主义农业，最终是技术革命和工业化。因此，虽然欧洲的奇迹直到很晚才变得不可避免，但其他文明却没有机会领导这样一个突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某种不断增强且扩散的“理性的躁动”，而后者正蕴含在上述事件以及其他许多相关历史转折点的背后。
然而，这种共识现在被斥之为欧洲中心论，被称为“加州学派”的一群学者对其发起了挑战。他们采取了一种批判性立场，或者干脆忽略绝大多数的韦伯式论断，转而强调生态条件、新兴技术甚至时偶然性因素在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兴起时的重要性。接下来，我将通过讨论彭慕兰广受好评的著作《大分流》（Pomeranz，2000）来展示一些韦伯式洞见被忽视之后所付出的代价。
彭慕兰比较了18世纪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的经济与技术发展状况。他对比了两地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指标，包括技术的发展、土地管理、交通运输能力、生活水平、寿命、消费模式、城市化和工业化、人口婚姻系统，以及生产要素市场等。他试图表明，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在大多数指标方面是类似的，即便有差异，也并不影响大局。他还提到，18世纪前后，这两个地区都遇到了由经济繁荣导致人口高密度所带来的沉重的生态压力（所谓生态压力，他的意思是，食品、燃料、建筑材料和纺织品的限制，这是任何传统经济都不得不面对的限制）。彭慕兰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直到18世纪晚期仍保持着相似的发展，此时此刻，“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发展会必然导向［工业革命］”（Pomeranz，2000，p.206）。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Pomeranz，2000，p.13）：“为什么长江三角洲没有像英格兰那样？”由于崇信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彭慕兰还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英格兰不像长江三角洲那样？”针对这些问题，彭慕兰的答案极其简略：英国之所以能设法维持其增长，进而导致了朝向工业资本主义的最终的经济突破，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利用从新世界获取的大量资源和转嫁人口压力，而长江三角洲（以及日本和印度）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因此，无法走出传统经济的马尔萨斯陷阱。
彭慕兰的论点包含一些洞见，我也相信他对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分析是对传统观点的有益补充。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带来的决定性的技术突破，以传统经济为基础的一些早期发展很快就会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在这个意义上，以辅助能源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经济转向工业化经济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新世界的存在也许的确在使英国避免落入马尔萨斯陷阱、遭遇经济衰退方面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强调，我们很难准确判断从新世界流入英国的资源对英国发生工业革命这一大突破究竟有多么重要。假设英格兰并未得到新世界，并且也发生了马尔萨斯危机，我怀疑，只要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欧洲蓬勃发展的重视工具理性的文化没有消亡，这场马尔萨斯危机也许就只不过是欧洲社会长期转型中的短暂耽搁而已。
但是，我对彭慕兰著作的反对意见更集中在他对中国方面的分析上。虽然彭慕兰的大部分实证分析，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却带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当韦伯写《中国的宗教》的时候，他的主要比较对象是近代欧洲已经发生的工业资本主义。这种比较背后的逻辑是，工业化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政治与文化现象。然而，通过比较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彭慕兰隐含地假定，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条件下，长江三角洲实现经济突破的机会并不比英格兰少。换句话说，彭慕兰特别强调了18世纪英格兰（一个国家）和长江三角洲（中国的一个地区）在经济指标方面的可比性，这实则假定了国家性质和地域文化状况等因素并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由于这种强烈的预设几乎与当代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理论）背道而驰，因此也就很容易从不同的角度对之做出批评。例如，彭慕兰此书一个核心的隐含预设是，假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们发现某个“新世界”并展开殖民活动，就有可能缓解生态压力，进而有机会取代英格兰，成为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这里的问题在于：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只不过是中国政府若干省区控制下的一个地区。这些省级单位的长官是清廷任命的文官，权力有限。他们不能决定国家政策，也不掌握像英格兰那样的保护地区利益或是从事对外探险的军事力量，哪怕他们也有过这种想法。他们甚至对许多自己地盘上的内部事务也没有自主决定权。实际上，由于长江三角洲对国家税收至关重要，这里也是帝国晚期最受国家严密控制的地区（冯贤亮，2002）。数位权力有限的文官的各自为政，怎么可能像英国政府一样，到新世界去探险呢？
《中国的宗教》一书的核心信息是，中国的宗教及其相关的文化和政治，与导向资本主义的西欧文化和政治，差异极大，19世纪的中国文化不利于产生内生性的工业资本主义。换句话说，韦伯认为，这两个地区在西方崛起之前是沿着不同路径发展的。彭慕兰将这种韦伯式的洞见批判为欧洲中心论。他告诉我们，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非常相似，最为关键的区别只在于一两个因素（如新世界的存在与否），而正是后者打破僵局，从而促生出两个地区间一个突然的“大分流”。至少这一论证仅凭彭慕兰所提供的材料是难以支撑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著作里大部分的材料都有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信息量不足，以及这两个地区材料性质的巨大差异，彭慕兰所做的一些实证分析无疑将会遭到严重的挑战（参考Brenner and Isett，2002；Huang，2002，2003；Wong，2003）。问题是，即使我们完全相信彭慕兰在呈现并分析这些材料方面都做得无可挑剔，或者说，即便我们大度地完全接受他的结论——18世纪的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发展极为相似——《大分流》一书的主要论证仍然不怎么站得住脚。为了搞清楚这一点，请允许我做一个简单的数学类比。在数学中，两个不同的函数，在某一点或是某几个点上，会有相同的值（例如，2x和x2是不同的函数，但是当x等于2的时候，它们都等于4）。因此，两个函数在某一点上呈现出同样的值，并不能证明它们是相同的函数曲线，或者说是同一函数。如果我们想要证明中国和欧洲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那么，仅仅指出18世纪这个点上它们达到了一个相似的发展水平，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18世纪英格兰和中国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技术的相似性放在历史背景下，检讨18世纪英格兰和中国的历史场景，以及这两个地方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轨迹，进而判断这些相似性是根本性的，还是表面性的。
就历史背景来看，18世纪中国开始于康熙（1662—1722年在位），结束于乾隆（1736—1795年在位），涵盖了清朝的全盛期。换句话说，彭慕兰所拿来与18世纪的英格兰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做比较的，是一个处于鼎盛期的帝国中最发达地区的经济与技术情况。如此的比较，无论是就空间维度还是就时间维度来说，都存在重大的偏差。
至于历史轨迹，在第二个千年之初，当欧洲人还基本上依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维生之时，中国已经开始了伊懋可所谓的“中世纪农业革命”（Elvin，1973）。从第二个千年开始，直到18世纪，中国经历了宋、元、明三个王朝，每一个王朝都有其繁荣鼎盛期，尤其是存在时间相对较长的宋代和明代。这几个朝代的一些经济、技术成就也可以拿来跟18世纪的清代相比较，但它们都没有能够导向工业资本主义的突破。很明显，除了比较18世纪的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我们或许也有必要拿18世纪的英格兰与宋明两朝鼎盛时期的最发达地区比较一下。如果后者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与18世纪的英格兰没有质的区别，甚至于生态压力更小，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追问，何以中国有几乎上千年的机会，仍然反复地“失败”，而不能实现导向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突破？
这里我只谈宋代中国，这是一个中世纪城市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3]宋朝建国于第二个千年之前，而此时的欧洲尚处于“黑暗时代”。当时的几个宋代最大的城市，人口均已超过百万，这一规模甚至后来的明清两代也再没有达到过，尽管后世的人口总数更为庞大（陈振，1999，p.684；Skinner，1977，pp.29-30）。这些宋代城市全都高度商业化，拥有复杂的信用体系，使用纸币。这些城市里的商人们使用商标、品牌和广告等现代营销手段。他们还拥有精彩的夜生活，娱乐业的分工程度极高。[4]
宋朝还有几次技术突破的浪潮，这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Mokyr，1990；Needham，1981；Temple，1986）。[5]推动西方崛起的几种关键技术，诸如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是由宋代中国发明的，后来在欧洲派上了用场。彭慕兰举过一个中国技术成熟的例子，发明多锭纺车（跟19世纪发明的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织机和凯的飞梭极为相似）的时间，是13世纪左右，而不是18世纪（Pomeranz，2000，p.54）。宋代的工业和商业也极为发达（Haeger，1975，姜锡东，2002；Shiba，1970）。以制瓷业为例，在长江三角洲的某些县城（比如慈溪和龙泉），保守估计，当地家庭中大约有18%～29%专门从事商业性的瓷器生产，很多产品销往国外（苏基朗，2004）。因此，当琼斯说“中国在14世纪离工业化只有一步之遥”（Jones，1981，p.160）之时，他并非完全言过其实。[6]
我们也很难把宋、明两代中国没有实现工业革命归咎于生态压力。13世纪初，宋代中国的人口达到了一亿，但是到13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国人口有三亿。[7]即便清代农业有了更强的承载能力，我也并不认为，两亿人口的差异是可以轻松解决的。彭慕兰指出，煤炭的广泛使用对18世纪英格兰缓解生态紧张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相比以后的朝代，宋代对煤炭的使用要更普遍得多，而且宋代的煤炭采掘技术水平很高（许涤新、吴承明，2003）。[8]此外，在明代初期，亦即15世纪早期，郑和率领的船队已经具备实力，可以航行到世界任何地方，其船队规模不仅哥伦布的舰队无法比拟，甚至18世纪的英国舰队也达不到。[9]如果中国人也像欧洲人一样有到新世界去探险和殖民的精神，那么，今天的新世界将会成为中国人的家园。宋代没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也是没有严重的生态压力的信号（Goldstone，1991）。然而，即便宋代高度商业化，工业和技术快速发展，也未遭遇像晚清那样严重的生态压力，但是导向工业资本主义的某种突破仍然没有发生。
概括言之，彭慕兰把18世纪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加以比较，这一比较的意义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两个社会的发展轨迹遵循的是同一个模式。但是，宋代经济史表明，甚至早在第二个千年一开始，中国就已经高度商业化了，而同时期的英格兰尚处在一种非常原始的经济状态。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在第二个千年的多数时候都远远超出欧洲，因而，不存在中国和欧洲“不分上下”的状况，而且，如果仅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来说，中国在18世纪之前就理应有多次机会实现突破了。甚至在整个社会仍然有强大的创新冲动之时，中国也未能实现工业资本主义的突破，那么，又怎么有可能在创新冲动已经消失、很多过去的发明也几乎被遗忘的情况下来实现这种突破呢？中国的发展和社会变化具有“中国特有的环境所限定的形式”（Mote，1999，p.769）。看到18世纪的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出近似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就认为二者沿着同一条道路发展，这无异于看到两个数学函数在某一点上具有同一个值，就判断它们是同一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