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点的总结

唐宁的著作中提出了以下问题（Downing，1992）：为什么在一些近代欧洲国家，战争摧毁了中世纪的宪政传统并促成了绝对国家（如法国）的兴起，而在另一些欧洲国家，中世纪的立宪制度却在战争中得以保存并促进了代议制政府的形成？他的论点是：当一个国家不需要汲取巨大国内资源以应付战争时，该国家的中世纪立宪制度就会得以保存。当一个国家不得不汲取大量国内资源以赢得战争时，为了有效地汲取资源，该国家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而导致该国家朝着绝对国家的方向发展。最后，如果面临战争威胁时既不能在国内也不能在国外获取相应资源以应对时局时，这些国家就只能灭亡。

珥特曼从另一个角度对唐宁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Ertman，1997）。他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18世纪，欧洲某些国家转变成了科层制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却依然停留在封建国家的形态？他将这一差异归因于不同国家卷入战争的时间的不同。其中心论点是：在公元1450年前，科层制这一管理模式在欧洲尚不为人所知，欧洲当时也缺乏训练有素的科层专业人员。因此，在1450年前就已经大量卷入战争的国家只能通过强化其封建国家机器来确保战争的胜利，这确立了封建体制在这些国家的地位。而在1450年之后，科层体制已逐渐被欧洲国家接受，与之相应的专业管理人员亦已大量出现，因此，此后频繁卷入战争的国家就能通过强化科层体制来确保战争的胜利，这造就了科层体制在这些国家的大规模发展。

与前两位作者相比，蒂利想要解释的东西要多得多，但是其核心问题是近代欧洲霸主国家的更替规律，以及为什么所有欧洲国家最终都转而发展成了现代民族国家（Tilly，1992）。他的中心论点是：在第二个千禧年期间，欧洲战争的发展经历了封建骑士战争（patrimonial warfare）、雇佣军战争（mercenary warfare）、常规军战争和民族化战争四个主要阶段。早先的封建骑士战争对疆域和封建贵族势力较大的国家（如波兰）有利，而盛行于1400—1700年之间的雇佣军战争却让商品经济发达但人口有限的城市—国家（城邦），如比利时、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繁盛一时。在几百年的战争中，欧洲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对国民的控制力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许多国家因此而发展出常规军。随着欧洲国家对国内兵源的依赖日益加深，那些兼有大型城市和广大腹地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和法国，在战争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由于怀有民族主义情感的士兵在对他国的战争中会表现得更为勇敢，因此，欧洲国家一旦面向国内寻求兵源，就会在本国推进民族主义化和军队专业化进程，以便在战争中胜出。于是，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式便在欧洲扩展开来。

芬纳关注的是军事发明与其他社会结构性条件，包括统治性意识形态、社会分层体系和国家建设进程（state building）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Finer，1975）。他分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欧洲过去一千年的时间里，军事发明是如何改变战争性质的；第二，军事发明是如何推动统治者在战争中借助提高国家税收能力、巩固领土、推进政府职能专门化等手段而不断加强自身权力的；第三，上述过程又是如何促进欧洲的国家集权化进程，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的。芬纳的研究虽然没有触及欧洲的国家建设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异，但为蒂利、唐宁和珥特曼的分析提供了具体机制。在芬纳对战争和社会发展的分析中，最为经典的是他对骑士战争消亡的研究。芬纳指出，欧洲骑士战争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瑞士长枪兵的兴起。在瑞士长枪兵兴起之前，欧洲重甲骑士以其勇敢和跨马冲锋所产生的冲击力，曾经在欧洲世界所向披靡。但是，瑞士地处山区，贵族力量薄弱，百姓因不易控制而具有较大的自由。因此，瑞士在卷入欧洲战争以后，其主导军事力量是由自由民组成的步兵。为了抗击重甲骑士的冲击力，瑞士步兵数百人一组，手勾手组成了一个个密集的长枪阵。面对这样的“刺猬”，重甲骑士的冲锋自取灭亡，但在荣誉的驱使下，骑士们又不得不勇敢地向前冲。欧洲骑士战争因此而迅速消亡，以瑞士步兵为核心的长达数百年的雇佣军战争兴起。

麦克尼尔感兴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什么起源于欧洲（McNeill，1982）。他的视野因此是全球性的。麦克尼尔的论述从第二个千禧年中基督教欧洲所发生的双重社会演变，即市场化行为的涌现，以及武器和军事组织的持续创新开始。在麦克尼尔看来，这两种变化均得益于中国北宋在经济和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本土，由于国家权力和儒教文化的双重压迫，经济最终未能取得突破性发展；而在欧洲，国家以及教会非但未能遏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依赖市场来筹集日趋增长的战争费用。这种市场与战争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不仅加快了市场经济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并且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形成。

与麦克尼尔相似，迈克尔·曼所关心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民主社会在欧洲的率先“兴起”。不同的是，迈克尔·曼所想要揭示的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Mann，1986，1993），欧洲兴起仅是其所想要解释的内容的一部分（Mann，1986，ch.12-25）。迈克尔·曼认为：第一，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个基本表达形式。围绕每一种权力，人类都会建立起相应的组织和权力网络。第二，人类围绕以上每种权力所建立的组织和权力网络都不是纯粹的。比如，国家是政治权力的表达，但同时可以建立工厂、掌握军事暴力并捍卫某一意识形态；中世纪欧洲教会既是意识形态权力的表达，又像是一个非地域性的国家且拥有武装，还因为拥有欧洲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而有着强大的经济权力。第三，社会变迁是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的权力和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第四，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下，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四种因素的耦合方式以及其中的每一种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完全不同。因此，任何非历史性的社会学解释都是错误的。但是，在特定的时空下，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这四种因素又可能会结晶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crystallization）。这一相对稳定的关系为有限的社会学分析提供了可能。

基于上述理论假设，迈克尔·曼认为，欧洲社会的发展乃至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民主社会的形成，发端于中世纪欧洲在意识形态、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个特殊耦合，即，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世界（Catholic ecumene）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整合力量，为中世纪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距离贸易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并在很长时间内担当了欧洲各国政治的协调者、领导者，甚至保护者。中世纪欧洲的无头封建制（acephalous feudalism，相对于我国西周时代的有头封建制）造就了欧洲的弱国家传统，给社会发展提供了空间。欧洲社会的经济力量就在天主教世界和无头封建制的夹缝中得以逐渐恢复（interstitials development）、壮大，并发育成一个有效的权力行动者（power actor）。大约在12世纪，或者说在经历了以上初级发展之后，欧洲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为战争（军事权力）的加剧和国家力量（政治权力）的增强。但是，在宗教势力和城市经济势力的制约下，欧洲没有发育出高度专制的国家，而是逐渐发展出弱专制、强协调的地域性国家，并且社会的经济权力在同一时期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进入15世纪以后，欧洲国家的宗教势力（意识形态权力）在天主教与新教的争斗，以及理性意识形态的冲击下逐渐下降；欧洲战争由于战争技术的改进变得越来越昂贵，为了维持越来越昂贵的战争费用，国家必须在社会中汲取财富，欧洲国家在此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壮大（请注意迈克尔·曼对战争与英国国家税收能力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的精辟分析）。但是，在宗教势力和城市经济势力的制约下，欧洲国家继续向对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的、弱专制强协调的有机国家（organic states）发展。这些有机国家的对外竞争和对内协调促进了社会权力的全面增长，并为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民主社会的来临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