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民变（1599—1601年）
武昌民变与苏州的相比无论在发生到发展上都有很大差别。太监陈奉是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被派遣到荆州市征收店税的。与苏州不同，陈奉在抵达荆州后所面对的是当地官员的强烈不合作。例如，荆州府的推官华钰公开责打了擅闯府署的陈奉随从，并上报巡按御使要求严惩陈奉。华钰还同黄州经历车任重在临近的沙市、黄州等地暗中组织商民，武力驱逐陈奉派往这些地区的税官。另外，襄阳、荆门等地的官员也在不同程度上阻挠陈奉征税和开矿（参见《明史》，卷237、305；《明史纪事本末》，卷65）。同年夏季，在接到陈奉的上疏后，万历下旨逮捕了在鼓动民众阻挠陈奉征税和开矿问题上崭露头角的华钰及车任重，并对另外三名知府和知州做了降职任用的处罚（《明神宗实录》，卷338）。
万历年间，中央官员之间有着实利派和道德保守主义派之间的争斗。具体划分谁是实利派或道德保守主义派官员不是易事，但是一般来说实利派官员多为内阁大员，他们更能理解和接受万历的“新经济政策”。而道德保守主义派官员则以科道官为核心，他们认为万历在派遣宦官到地方开矿征税和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做法“不合祖制”而加以激烈反对。[20]对万历来说，武昌地方官员的态度是对他“新政”的公开挑战，而武昌官员和太监税使之间的剧烈对抗以及万历任性的决策使得武昌问题马上就与中央的派系斗争交织在一起，其结果是武昌的地方科层成了中央党争的牺牲品。
武昌地区官员和太监税使之间的争斗发生后，地方官员通过巡按御史以及南北直隶的科道官员向皇帝反映陈奉的种种不法行为，但他们的报告往往被万历束之高阁（即“留中不发”，不发给内阁讨论）。万历有时甚至会把这些报告视作朝中官员有意向他的“新政”提出挑战，因而谴责提交报告的科道官员，迫使他们提出辞职。而对于陈奉递交的弹劾当地官员的报告，皇帝则立即要求内阁加以讨论并拟定处罚措施。这种偏袒陈奉的做法显然不能使得在京科道官员心服，而当时业已开始的京城官员的党争纠纷迫使高级官员们在这一问题上小心翼翼。[21]高官的沉默加剧了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的对立，这些都大大减低了在武昌民变爆发后国家的决策能力。
更重要的是，万历和科道官员紧张的对立关系改变了湖广地区太监税使和州府官员之间的力量对比。一些地方官员被整后，陈奉被赋予的权力进一步扩大。除了拥有在湖广地区的主要行政及商业中心征税的权力外，陈奉还负有湖广境内采矿及铸币等多项任务（参见《明神宗实录》，卷344；Tsai，1996，pp.180-181），陈奉手中握有的权力要比苏州的织造太监孙隆大得多。此外，湖广地方官员面对上疏无效（甚至会带来更倒霉的结局）这一事实，只得对陈奉和他的税官表示顺从。于是乎地方科层的自主性急剧萎缩，而税使则肆意攫取地方税收以及其他相关权力，直至能动用地方的行政及军事力量为自己服务。
地方科层权力的萎缩不但危害了当地的一般百姓，而且危害了地方精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史料如此记载了陈奉和他的征税人员敲诈勒索武昌、汉阳等地士绅和富裕商人：“陈奉暨常千户等指称搜税，诈骗官民之家。武汉二府尤甚。如常乡官周乡官等家……其次生儒之家……又次商贾之家……各勒数千百金，总计不下十余万。”（文秉，1976，pp.353-354；《明史》，卷305）这种敲诈勒索可能还不仅仅限于武汉两府。大学士沈一贯在奏章中提到：“……不独省城，即通省无不怨奉。”（《明神宗实录》，卷358）
陈奉还借口开矿，大肆开掘湖广各地的古墓。鉴于中国民众历来信奉风水之说的传统，这种行动引起了古墓附近居民的恐慌和怨恨。征税人员还经常诬陷当地名流盗取古墓财宝，以便勒索更多的钱财。湖广巡按曾上疏要求皇帝阻止这种随意开掘古墓的行动，但他的上奏同样被“留中不发”（参见《明史》，卷305；《明神宗实录》，卷340，345）。
不同于苏州民变，湖广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抗税骚乱是由武昌的一名生员发起的。[22]据记载，陈奉的税官在该生员家敲诈钱财的同时，还侮辱了他的妻女。这显然突破了当地名流可以承受的心理极限。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众生员一齐前往设在武昌的湖广（巡）抚（巡）按衙门口击鼓鸣冤，要求当地官员为他们讨回公道。
隆隆鼓声迅速引来了数万名曾经遭受过陈奉及其爪牙欺诈的当地士民，但是抚按及其他当地官员却不敢露面解决这一争端。于是就有人开始大哭鸣冤，悲情很快在人群中蔓延开来。这时，有人开始攻击临近的陈奉署衙，向其丢掷石块并纵火焚烧。许多人乘机涌进署衙。地方官员动用军队驱散了涌入陈奉署衙的民众，但陈奉已被打伤，陈手下的许多税官也在冲突中丧命。愤怒的士民在巡抚、巡按和其他湖广主要官员的反复劝告下几天后逐渐散去，但陈奉却借此机会调动武昌驻军配合自己的私人卫队对当地士民进行了报复。许多当地居民因此丧生，住宅被毁无数。
次年二月（1600年），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将此次民变的详细情况上奏万历，希望能够惩办陈奉和隐瞒真相的湖广巡抚支可大。根据吴的奏报，在大规模骚乱发生前就有居民向当地官府报案，要求惩处滥用权力的税官。但当地相关部门的反应却是“付之长叹，无可奈何”（参见文秉，1976，p.354）。吴中明的奏疏同样没有得到万历的批复。更为不幸的是湖广佥事冯应京，因为他曾逮捕过陈奉的下属，还上疏皇帝弹劾过陈奉，故而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二月遭到降职并调边疆地区的处罚。这一圣旨发往吏部后，遭到京城科道官员的联合抵制。户科给事中田大益和御史李以唐等联名上疏，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万历接到救疏后气愤异常，指责田大中等人结党营私包庇冯应京，并索性将冯革职为民永不录用。三月六日，刑科给事中杨应文等再次上疏援救冯应京。万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除了训斥杨应文等人之外，将对冯应京的处罚进一步上升为就地逮捕。为避免官员的阻挠，皇帝使用了由宦官掌握、并对他直接负责的情治系统锦衣卫来执行这一命令。锦衣卫缇骑持圣旨星夜兼程奔赴湖广，要将冯应京扭解回京治罪。同时遭到逮捕的还有两名襄阳府的官员，一名武昌府的同知和一名枣阳县的知县（参见《明史》，卷237；文秉，1976，pp.323-324）。
万历二十九年三月，锦衣卫缇骑进入武昌，当地士民“向率痛哭”，为冯应京等人喊冤。缇骑进入武昌后，陈奉得意之余竟然派遣随从在全城张贴告示，揭示冯应京的“祸恶”。这等于公然挑衅士民的情绪，并把冯被逮捕的消息传播开来。面对陈奉这种做法，当地政府竟然慑于淫威而给予了默许（参见《明史》，卷237，305）。这些告示一经出现后，马上就有几万名愤怒的士民涌向税使署衙。一个规模达整个湖广地区的民变由此引发。陈奉见情势危急不得不躲入附近的楚王府中。因为楚王府守卫森严，且冒犯王府是谋反的重罪，士民转而泄怒于地方政府。他们放火焚烧了巡抚衙门的正门，痛骂巡抚支可大袒护陈奉，并把多名来不及躲进楚王府的税官手脚捆绑后扔进长江，两名锦衣卫缇骑也在动乱中被砍伤。
由于武昌当地政府的军事力量已被税使控制，因此陈奉在躲入楚王府后，暗中派遣参随三百人带领赶来的官兵追杀起事的士民。聚众的士民虽然被杀散，整个事态并没有因为镇压而平息下来，事实上军事镇压成了整个骚乱走向扩大化持久化的一个转折点。
武昌民变的消息传开后，整个湖广地区的主要府、州和县都发生了类似的抗税骚乱，全省的行政和交通陷于瘫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被捕的湖广佥事冯应京在囚车中一再呼吁士民不要和朝廷对抗，才稍稍平息了武昌的局势。但是，其他湖广地区的骚乱依然在延续着。陈奉躲在楚王府中，一个多月都不敢外出。
至此，当地政府完全丧失了自主平息民变的能力，不得不求助于中央政府的干预。而京城的党争连同皇帝和科道官员的意气之争却给民变的妥善处理带来了极大的干扰。湖广巡抚支可大见局势已经失控，遂请求万历将陈奉调回。陈本人也表达了这个意愿，但万历却拒绝回应这些请求，并荒唐地扣押了这两份十万火急的报告。从万历接到支可大要求撤回陈奉的报告开始，到大学士沈一贯第一次上奏请求撤换陈奉和支可大为止，整整间隔了19天。而又经过了8天后，皇帝才给内阁作出了正式的答复。[23]但此时万历仍认为群臣是在借助武昌事件来挑战他的新政。
万历此时可信任的只有太监了，他于是决定派江西税监李道前去调查情况。李道于四月发回的报告中证实了陈奉贪赃枉法的行为并提到陈奉“征多解少，欺匿国课”。至此万历才传谕内阁讨论平息湖广局势的事宜。然而，万历又不能容忍群臣以此为借口，在开矿收税的问题上质疑他的所作所为。[24]于是，在传谕内阁的同时，万历同时指责了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僚不能及时处理此次民变来替他分忧。[25]
万历对巡抚紧急报告“留中不发”的做法固然是导致武昌民变加剧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京高官因为害怕卷入这一政治风波而不愿挺身而出陈请皇帝，这也肯定延缓了民变的处理。从沈一贯的第一次上奏中可以发现，他对湖广局势的了解程度比起支可大此前透露给皇帝的信息要深入得多。那么，他为什么不马上将这些信息传递给皇帝呢？沈是京城官员中的“实利派”，[26]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不愿去催促皇帝撤换税使的原因。因为这不仅会得罪万历，而且也不利于自己在实利派阵营中的领袖地位。所以，直到形势发展急转直下后，沈一贯才递交了这封语气颇为无奈的奏疏，反复强调撤换陈奉并不影响新任税使征收同等的税额，并希望万历能够理解他“不得不奏”的苦衷。
沈一贯的第一次上奏在8天后才得到万历的回应。与苏州的例子相比较，这种迟缓也许和万历与保守主义派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据史料记载，直到湖口税监李道发回了一份弹劾陈奉的奏疏后，万历才要求内阁针对沈一贯的奏章提交详细的应对措施。[27]但万历在措辞中似乎更在乎惩处当地平乱不力的官员而非税使本人。
在把握了万历的心理后，沈一贯在前后两次连续的奏疏中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28]他避谈“新政”，只是建议革除湖广巡抚支可大的职务，并派遣工部左侍郎赵可怀接替他。考虑到新任巡抚的资历威望对平息民变的作用，沈一贯力主派文职官员前往，以免引起当地百姓“再生他变”。沈建议新任巡抚应该以安抚为主，其次才是暗中查访民变的组织者以及民愤极大的税收人员。等局面得到控制后，再将他们逮捕治罪。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沈在奏章中强调了推选赵可怀是经过内阁、六部及都察院的高级官员秘密讨论后决定的，这样就避免了公开廷推这一关。在当时的情况下，公开廷推势必造成科道官员趁机挑战“新政”从而惹恼万历的糟糕后果。一旦万历被惹恼，新任湖广巡抚的人选问题就可能被再一次搁置，这会使局势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接到沈一贯的奏疏后，万历马上发布了一道上谕给吏部，批准了赵可怀的任命，限五日之内启程赴任。赵可怀到任后便发回报告描述当地局势的发展情况。根据赵的描述，当他进入荆州的时候，数万名士民包围住他的车队，哭诉陈奉的罪行，在他反复告知陈奉已经“取回治罪”后仍不散去。惶恐中，新任巡抚只好拿出随身携带的吏部咨文交给士民传阅。众人看到了上面的确写有处罚陈奉和支可大的字样，方才满意并逐渐散去。这时距离中央政府接到最初的警报已经过去了75天，而从万历二十七年的民变初发算起，湖广地区民变竟前后断断续续两年才最终得以平息。[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