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时代的终结

传统史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印象：随着弭兵大会后晋楚战事平息，吴越扛起了霸主的旗帜，因此，春秋的霸权政治终于吴越的兴起与消亡。这种看法与事实可能有较大的偏差。无须否认，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旦强大后一般会有控制他国之野心。但问题是，由于吴越二国地处南方一隅，向西发展因有长江、淮河两系水道相助，有着很大潜力，往北方中原发展则无法借助中国的东西走向的水道。（在古代的战争中，水路的运输能力在陆路的二至五倍之间。）以水军见长的吴越两国即使在修了邗沟、菏水等以军事目的为主的运河后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随着晋楚弭兵，延续了二百来年的霸主政治走向了末路。下面我们为这一论点提供几个证据。

在争霸时代，当一个国家取得霸主地位时，这一国家一般就会召集诸侯举行盟会。因此，一个国家召集诸侯结盟的次数与来参加结盟的国家数往往能反映该国的实力。我们从《左传》的记录中可看出，晋楚二国（特别是晋国）在强盛时曾举行了十分频繁的结盟活动。即使在弭兵大会后，这两个国家力量相对衰落时，我们仍能经常看到他们与邻国结盟的记录。但是，在《左传》中，以越为主导的结盟记录仅一次，那就是公元前468年越与鲁在平阳的结盟。以吴国为主导的结盟记录仅两次。一次在公元前487年，当吴国攻入鲁国后鲁被迫与之结盟。另一次在公元前482年，吴、晋及中原国家之间的黄池之会。但在那一年，越国军队已趁吴国北上争霸之际袭击并攻入了吴都。吴国当时显然已扩张过度力不从心，因此在被越攻击后实力迅速下降，并在公元前473年为越所灭。吴的争霸在历史上最多只能算是昙花一现。

在霸权政治下，当一个霸主要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时，它往往会带领一些附属国军队一起进攻他国。例如，在晋国称雄时，晋国有时能率领多达十三国的军队来对另一个国家发起战争。霸权政治下的这种战争性质为我们检验春秋时的霸权政治在弭兵大会之后是否还继续存在提供了思路。如果弭兵大会后参加一次国际战争的平均国家数显著低于弭兵大会前参加一次国际战争的平均国家数并且又十分接近于二（因为至少有两个敌对国家冲突才能构成一次国际战争），这就说明霸权政治在弭兵大会后已经垮台，否则就可以认为霸权政治还主导着当时的政治。因为晋楚弭兵发生在公元前546年，笔者选择了公元前611—前546年与公元前546—前481年作为两个对称的比较时间段。之所以把比较终止于公元前481年，是因为那一年被许多历史学家定为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界。计算结果显示，弭兵大会之前，在由晋或楚发动的战争中，每次战争卷入的平均国家数为4.0，但在弭兵大会之后，这个数字降到了2.35。晋楚在弭兵大会后霸主地位的大大下降是显然的。弭兵大会之后，最有争霸实力的国家是吴国。弭兵大会前后，在吴国攻击他国的战争中，每次战争的平均卷入国家数分别为2.0和2.68。这显示吴国在弭兵大会后对他国的支配能力的确有显著增强；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弭兵大会后吴国所发动的战争的平均卷入国家数（2.68）并不比同期内晋楚二国发动的战争的平均卷入国家数（2.35）显著得大。换句话说，即使在弭兵大会后晋楚衰落的情况下，吴国对他国的支配能力也并不大于晋楚二国对他国的支配能力。显然，即使在其巅峰阶段，吴国也从未达到弭兵大会前晋楚二国统领天下的地位。

以上的讨论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晋楚从争霸政治中淡出后，其他有野心的国家自然想趁机争夺更大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在弭兵大会后齐国、吴国及以后的越国均频频用兵。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吴越甚至创造过短暂的辉煌。在其鼎盛之时，吴国几乎灭了楚国，并随后在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修了邗沟，公元前482年完成了菏水建设。邗沟贯通了长江与淮河及淮河的支流泗水，菏水则贯通了泗水与济水。这两条运河修成后，吴军能直接通过水路挥师北上直达中原。吴国的一系列动作的成果之一便是在公元前482年由吴、晋、鲁及其他一些中原国家举行的黄池之会。但是吴国整年穷兵黩武过度扩张，早已是外强中干，因此在黄池之会后九年（前473年）便被越所灭。越灭吴后，也曾试图北上争霸，但是即使是越国将其首都从南方的会稽北迁到琅琊，越也没有达到在吴国鼎盛时期的辉煌。

楚晋衰落后，当时其他的大国或者由于地域政治的不利因素（如吴、越），或者是由于有限的军事力量（如齐国），均未能对整个时代的进程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因此，虽然吴、越、齐都曾想在历史舞台上一试身手，但决定春秋霸权政治垮台后历史进展的却是当时已是危机沉沉的晋国。弭兵大会后，在晋国的内战与分裂中，涌现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与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全民战争。正是这种官僚体制与全民战争的互动，促进了战国时期国家动员能力的空前增强与战争规模的空前加大，并最终导致了秦国的一统天下。至于霸权政治，它已成了明日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