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中国式宗教改革”
明朝末年，非正统思潮和非官方的新儒家思想就像路德教和加尔文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一样应运而生。如果成功的话，它们将像宗教改革分裂天主教世界一样让新儒家世界也分崩离析。然而，不同于宗教改革，非正统儒学并没有在任何方面明显地动摇新儒家世界。这一结果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因为它显示了新儒家政治制度的韧性，表明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本土是不可能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的。
儒家学者们对僵化的理学道统和竞争日益激烈的科举考试的不满，以及日益重要的南方市场经济，这些都推动了晚明非正统儒学的兴起。王阳明（1472—1529）是该运动早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朱熹（1130—1200）认为理具有客观性，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而获得。王阳明则认为“心即理”，认为实现美德的关键不在于朱熹所主张的要通过学习和提升自我修养，而是“致良知”，只有这样才能“知行合一”。王阳明自己无法预见到他理想主义理论的后果。虽然他也强调学习和修身养性在达到“致良知”中的重要性，他的“心即理”为进一步阐发道德修养只需向己心求的各种理论打开了大门。在南方高度商业化和明末黑暗政治的背景下，王阳明的理论促进了代表着非正统儒家思想的两大群体的兴起。
李贽（1527—1602）可以说是较早出现的群体中激进的一员。他强烈抨击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礼教，推扬佛教和其他思想流派。他称赞孩童的率真，并认为修身的目标是追求童真。[66]他肯定人类追求天然欲望和功利行为，甚至称赞反叛英雄，提倡平等对待女性。晚年李贽的生活更是离经叛道。在他54岁那年，李贽辞官离家落发，悠游在僧儒之间。他被指控经常出入酒肆，且与妓女往来，甚至还和尼姑、寡妇以及其他女人有亲密关系。令人震惊的是，他甚至连否认这些指控的兴趣都没有。[67]
作为早期非正统儒学学者群体的代表，李贽将王阳明哲学自然主义倾向推向了极致。与李贽不同，以黄宗羲（1610—1695）、方以智（1611—1671）、顾炎武（1613—1682）和王夫之（1619—1692）等为代表的这一部分学者都经历过明清之际的丧乱。满族的征服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他们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它的政治。他们也批评李贽的自然主义思想和离经叛道行为，乃至和李贽有关的整个泰州学派。他们相信是泰州学派的思想导致了道德的涣散，乃至明朝的崩溃。[68]但是，这些学者也深受王阳明的影响，且在思想上和泰州学派有不少相似之处。与李贽相比，这些非正统儒学学者在道德上恪守传统，但是而在政治上却主张变革。经这部分学者发展的政治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其中大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对明代专制主义的抨击。[69]首先，国家是公器是“主”，而君王不过是客。其次，皇帝和官员应该是同事或朋友，而不是主仆关系。第三，通过设立掌握实权的宰相和扩大地方的自治权来对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皇帝也要接受士大夫的监督。宦官和外戚的权力也应该受到限制。第四，追求财富是合法的，士农工商均应享有平等的地位。
这些非正统的儒学理念对正统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冲击应该说不亚于路德贴在维登堡教堂大门上的《九十五条论纲》对天主教的冲击。如果其中的一些想法能付诸实施，它们肯定会引起一场“中国式宗教改革”，摧毁儒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并为新的可能性铺平道路。然而，尽管新的非传统观点在儒生群体中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两个相关的原因使它不可能产生同欧洲宗教改革一样的影响。首先，前现代的天主教教廷不仅坚持《圣经》是唯一的真理，更将《圣经》的解释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路德的维登堡宣言一经公开，立即引起一场你死我活的“真理问题大讨论”，最终导致天主教世界的分裂。而儒家学者则更多地将儒家思想视为道德体系而非超验真理。当李贽表达他的非正统的观点时，它引起的是李贽和与他交好的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之间带有私人性质的争论。[70]主流儒生更感兴趣的是掌握理学经义以通过科举考试，而不是这种辩论。明朝中央政府甚至没有插手其间。因此，非正统的儒家思想运动无法对新儒学一统地位产生任何长期性的冲击。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存在欧洲一样的多国并立局面。当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口贴出他的论纲后，他得到了萨克森选侯腓特烈的“保护”，拒不出席罗马教廷的传唤，防止遭致可能的迫害。如曼指出，这“立即阻止了单纯意义上的宗教妥协”，导致欧洲在思想和政治上同时的分裂。[71]在中国，尽管国家对各种思想学说可以说更为宽容，[72]但一旦国家决定压制，统一的国家体系使镇压远为有效。以李贽为代表的早期非正统儒家的发展终止于1602年——在学者批判和当地官员迫害的双重攻击下，李贽最终选择自杀。在明清之际出现的第二批非正统的儒学家也随着领袖人物的凋零而失去影响。尽管满人保留了相当多的游牧部族的特性，他们同时也重建了儒教的正统。[73]当新一代的儒生参加科举成为清朝官员时，他们父辈的改革理念随之烟消云散。
尽管明清代之际的改革声音已然泯灭，明清代之际学者的道德保守主义得到了满人统治者的支持。清朝早期学者的著作和活动促成了社会转向保守：宗族组织和儒家礼教对乡村的影响增强；忠贞观念被强化和更广为传播，对女性的控制更为苛严；随着国家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流行的文学形式和城市娱乐业也有萎缩。[74]
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实行比明朝中后期更为专制的思想控制。许多写于明末和明清之际的著作被禁止发行，文字狱使文人深为畏惧。一方面由于思想压制，一方面顺延明清之际学术的自身发展，清代文人的兴趣转移到考据上。[75]他们“强调精确的研究、严密的分析和对历史文献和文本的收集与梳理”，[76]他们的学术活动也颇有可称道之处。
然而，参与这一学术运动的主要学者多是文化保守主义者。[77]他们怀有盲目的文化沙文主义，对越来越被精英们所熟知的西方科学和技术持排斥态度，[78]其研究兴趣和方法与早期现代的欧洲科学极不相同。[79]
此外，理学继续保持正统地位，读书人依旧需要掌握朱子学说以求功名。19世纪，当欧洲帝国主义抵临之际，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理学在政治统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仍然稳如磐石。只有在反复的军事失利之后，新儒学世界才开始出现裂缝，中国才被迫踏上现代化的道路。只有在20世纪初，晚明非正统的儒家思想才被那些试图在中国本土传统中寻找改革思想的学者誉为“中国式宗教改革”或者“启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