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由古德斯通首次提出，[1]用以归类一群对“大分流”或“西方的兴起”（即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于西方而非其他地区）问题持有特定答案的学者。这些学者被归并在一起，是由于其中大部分人与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大学有关联。传统上关于大分流问题的答案十分多样，然而它们全部将大分流的根源追溯至欧洲18世纪以前长期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包括：欧洲拥有一个多国体系和弱国传统；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拥有由资产阶级支配的政治上独立和半独立的城市；欧洲拥有教义上与资本主义精神契合的开明宗教；欧洲经历了科学革命与农业革命；等等。

上述论点，被加州学派学者批评为“欧洲中心论”。加州学派学者们对于大分流的解释颇有差异且难以总括，但他们或多或少共享如下理念：第一，在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和中东而非欧洲从经济和技术上主导了世界；第二，欧亚文明高度相通，且在西方兴起之前，欧亚文明发展的步调相近；第三，就西方的兴起而言，外部和偶发的因素与（或）经济/人口机制比宏观结构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因素更为至关重要；第四，工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关键时刻降临于西方的偶发事件。因此，布劳特（James M.Blaut）认为，欧洲和亚洲之间并无主要的制度与文化差异，且资本主义在1492年之前的世界许多地区都在缓慢发展，欧洲抢占先机仅仅是因为它在地理上比其他大洲更接近新大陆。[2]古迪（Jack Goody）认为，欧亚文明的发展总是差不多处于同一步调，大分流的发生仅仅因为历史钟摆在工业革命这一关键时刻摆向了欧洲。[3]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4]和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5]不约而同地试图展示工业革命开启于西方仅仅是因为东方的经济凑巧在错误的时刻出现了暂时的混乱。古德斯通指出，17世纪中叶以前，欧亚主要文明的发展处于同一步调并在此后趋于保守，英格兰是事实上唯一的例外，因为它碰巧发展出了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必不可少的多元政治体系和牛顿力学。[6]

加州学派学者们同时强调，西方的兴起和欧洲的支配地位在世界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其他国家会很快赶上。事实上，“欧洲中心论”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例如韦伯认为，虽然儒教文明在中国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它却非常有能力接纳资本主义。[7]对于“欧洲中心论”学者来说，西方帝国主义赋予了工业资本主义太多的侵略性，以致当英格兰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后，世界其他国家要么面临灭亡，要么被迫吸收学习从而生存。[8]只有在西方帝国主义残酷的同构压力之下，许多非西方国家才被迫修正甚至破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制度来开展工业化。这其中，少数“幸运”者似乎在这“世界历史的一瞬”中赶上了西方。

加州学派传统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当属彭慕兰的《大分流》。这本书试图解释为何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而非江南（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9]彭慕兰认为，英格兰和江南的发展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从生活水准（卡路里的消费、日用家居和纺织品、储藏和分发粮食以备饥荒的能力）到商业化的程度，以及农业与手工业劳力的分工和人的寿命等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限制，两个地区同时面临着相似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它们都不具有走向工业革命的必然条件。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仅仅是因为两个外在的偶然因素：英格兰的煤矿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工业发达地区，以及英格兰能够取得来自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资源，而中国未曾拥有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