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行动者的弱势

我已经确定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关键条件。在前现代欧洲，商人控制着城市国家的政治，并且在欧洲大国中也拥有着一定的发言权；大的跨国经济组织拥有一定规模的半官方或私人武装；具有城市背景的知识分子著书立作为盈利行为提供合法性。这些商人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他们所享有的自主权在欧亚历史上可谓是前所未有。让我们以此为参照来探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中国商人的地位。

在中国城市的研究中，施坚雅的六角型模式堪称典范[81]，因为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乡镇的经济功能。然而，施坚雅模型最适合集市和镇，其次是县府。这是因为政治因素对于决定县城及更高级别的城市的位置、功能和命运变得越来越重要。[82]总的来说，中国的城市自宋朝的“城市革命”之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功能，[83]并且帝国晚期的发展与欧洲的城市发展拥有许多相似之处。[84]但是，中国的城市仍有不同于欧洲城市的几个关键方面。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拥有过自治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并且它们也没有像中世纪一些获得特许状的城镇或自由城镇那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军队。[85]因此，研究中国城市的学者都承认政治和行政命令对中国城市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86]

中国的经济行动者缺乏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对商人做任何事情，或是国家有意消除经营性行为。除了明代早期的反商业政府行为这一例外，晚期中华帝国是相当务实的。[87]大多数时候，政府为不同的目的保护、支持、参与和垄断不同的商业活动，[88]同时根据资产与商品的不同特性而默认或者是承认不同程度的“产权”。[89]

然而，缺乏自主性意味着中国的商人完全没有像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使用的政治权利、军事手段以及思想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所谓的“产权”也是完全任由国家支配。这就对中国商人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国家的政治主宰和理学思想的统治地位，明清商人非常热衷于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儒家教育，取得科举功名并致仕。[90]他们与地方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并且与仕宦家族联姻。他们为政府征收税款，并且介入乡镇治理活动。[91]他们参与地方慈善活动，仿效士人的生活方式，[92]旨在获取尊重与信任，并使得商业活动能更顺利开展。[93]然而，这些经济行动者无法构建诸如自由主义或“看不见的手”这样的非正统的价值观来为他们的经营性行为正名，而且他们必须严格隶从官府。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经济行动者的弱势，更进一步表明在西方到来之前工业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自发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