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崛起背后的关键
笔者将从两个关键性概念开始论述：市场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笔者将市场经济定义为一种生产体系，在其下，相当数量的货物是为了通过交易赚取利润而生产的。渴求更美好生活与获取利益是人之共性。只要社会有盈余可用于交换，且国家并不积极或者没能力限制商品活动，市场就会出现。当社会生产力提高，贸易和利润导向的生产越来越重要，市场经济就会兴起。[40]以中国为例，自北宋开始，经济始终保持高度的商业化，仅仅在朝代更替之际的战争破坏和明朝前期禁商政策的破坏下有过短暂中断。[41]
工业资本主义不同于市场经济。在工业资本主义下以盈利为目的的，使用节约劳动力的机器的私人企业成为生产的主要模式。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决条件是：经济行动者需要从社会中的次要存在转变成主要的精英集团，手握政治权力、军事手段，并且同时掌握可为他们的私人利益导向行为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行动者必须为了金钱及殖民地的扩张而有与经济行动者结盟的兴趣；社会上必须存在以盈利为导向的发明的需求，以使诸如蒸汽机、焦炭熔铸法、珍妮纺纱机及其他对工业资本主义兴起至关重要的发明得以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断裂。
行文至此，笔者总结一下自己对于西方崛起的解释。笔者的解释并不全新，因为从韦伯到布罗代尔（Braudel）、芬纳（Finer）、琼斯（Jones）、霍尔（Hal）、曼（Mann）、拉赫曼（Lachmann）等以秉持“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他们的观点都或多或少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我的看法。然而，笔者强调的是经济行动者的特性，以及与军事与经济竞争相关联的机制的重要性；笔者同时强调以私利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成为正面价值观是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一个关键。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笔者的观点具有新意。
笔者所理解的“西方崛起”包含五个交叉重叠的历史进程。（1）军事竞争（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推动下的强烈的理性化取向，以及积累性发展（cumulative development）。（军事和经济这两种竞争形式有明显的胜败标准，此标准促成了工具理性的发展。而且，为了争取胜利，每一方都需要生产更多更好的武器与产品，结果无意中带来了社会在科技、生产和组织能力方面的积累性发展。）（2）欧洲国家力量强大之后天主教世界的崩塌以及其他宗教、世俗意识形态的兴起。（3）资产阶级权力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方面的纵深发展。（4）新的政治权力分享框架的兴起，在此之下，国家权力日增，但同时也受到非政治性精英（尤其是日益兴起的中产阶级）权力的约束。（5）政府与商人联盟的存在：政府依赖商人敛财创收，以及维持殖民地的运作；而商人则仰赖政府的保护，以此进行市场扩张。
我解释的中心是欧洲存在竞争关系的精英行动者的性质及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在其他文明中，精英们为了争夺支配权而竞争，但冲突很少会破坏社会中制度化了的精英关系。然而，在欧洲，包括国家、贵族、教会和（在中世纪中期以后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资产阶级在内的精英行动者们在西罗马帝国[42]崩溃后从来没能在他们之间建立稳固的关系。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也一样）的意外诞生并非是什么“历史性进步”，而是欧洲不能制度化的精英竞争所产生的意外后果。竞争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精英行动者的力量对比与结盟关系，催生了有益于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新基础的出现。然而，为了行文简洁及配合我对于中国案例的分析，下文将集中讨论两个历史过程及其后果：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天主教世界的崩溃。
虽说人类有天生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是由于典型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有以下三个弱点，人类的资本主义倾向在传统社会中不能够发挥出其潜力。第一，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是分散性权力。它制造出多重权力中心，并鼓励人们在空间上的移动，这些都对国家的控制力有破坏作用（尤其是对向社会渗透能力有限的前现代国家而言），并且经济活动分权化的性质使国家行动者更难统御社会。第二，典型的经济行动者的目标是牟利，在这样的活动中，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性计算能力是无比重要的。然而，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性计算能力（或理性）被所有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视为利己主义，这使经济行动者很难抵制来之道德价值主张的挑战。第三，经济权力也是一种延伸扩展型的权力。所有类型的社会权力都有扩张的趋势，但是没有一种权力，甚至军事权力，都不能像经济权力那样像病毒般地扩张。经济权力的扩张属性会促发一种线性的社会变化，它会破坏以维持原态为目标的传统国家的基础。由于经济权力的这些“弱点”，传统的统治者大多不喜欢商人，即便他们也必须或多或少参与某种盈利活动。[43]
理论上，假如经济精英能够通过染指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精英的权力基础使自己变成一个功能多样的社会行动者，那么以上三个弱点是可以克服的。然而，由于经济权力的三个固有弱点，这一转变在传统社会几乎无法实现，但在欧洲却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包括一个竞争性的多国体系的形成，[44]获得特许状的城镇和独立/半独立的城市的出现，[45]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及为私人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辩护和张目的哲学及新兴宗教的兴起。
多国并存体系，连同天主教会的强力存在，导致欧洲的弱国家传统并诱发连绵不断的战争。与经济竞争不同，军事竞争所宣称的目标总是某些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因此，战争不仅促进了积累式的发展，而且刺激了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这促进了国家及其官僚机构的发展。[46]正是在欧洲弱国家传统下，我们见到了获得特许状的城镇和独立/半独立商业城市的兴起。这一兴起不但刺激了经济竞争，而且使得市民（中产阶级）有了管理和保卫自己的城市的力量，或者说获取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经济竞争还促进了私人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兴起和积累性发展，而独立/半独立城市则赋予了经济行动者以相当的政治和军事手段，并且保护了新兴的民族国家中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要素——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它们是激烈的政治和经济竞争的产物。但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也有着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西方议会民主制便源于两者之间的权力分享架构）。
宗教改革崩裂了天主教的一统地位，这削弱了宗教精英的权力，使欧洲政治精英在其势力范围内获得了更多的对宗教事务的支配权。[47]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也掀起了欧洲理性思维的巨浪。作为希腊—基督教传统的一部分的理论理性和形式理性[48]得到了复兴。理论/形式理性复兴之所以重要，其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允许一部分为资产阶级张目的知识分子发展各种理论以证明以盈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是合理的和正面的价值观，于是就出现了诸如自然法、社会契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新教伦理、甚至“看不见的手”等“理论”。[49]渐渐地，工具性的商业活动不再被视为自私和备受歧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正面价值，可以与任何一种价值观抗衡。以自我为中心的市场行为被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是促成自由和繁荣的关键。这一过程被我称之为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的价值化”。它给予了盈利活动以全面的合法性，提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并成为现代化的构成要件。随着这个价值化过程热火朝天地进行，工业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第二，理论/形式理性主义的兴起伴随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崛起，共同刺激了科学的发展。虽然科学的“进步”在其早期阶段并未对技术发明产生直接影响，但它孕育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并且提供了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知识元素。随着科学发展和以商业盈利为动机的发明激增，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也被拉近。[50]
从多国体系的延续到独立和半独立城市的出现，再到天主教世界的分崩离析以及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的价值化，都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因为它们属于更高层次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加州学派学者所强调的经济/人口机制和技术因素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虽然这些高级因素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对必要，但仅有它们还远不够，因为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工业革命也不会自动到来。这时，加州学派学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就有了意义。众所周知，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均来自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51]一些外部因素，比如海外殖民地的存在和资源剥削，以及煤炭储备的地理位置，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也可能对英国和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52]。最后，如果当时没有能够节省劳力的机械制造业的重大技术突破，英国和欧洲可能已经被人口爆炸而摧毁，还可能会导致战争、流行病的出现，并造成历史发展逆转。[53]因此，古德斯通所认定的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牛顿物理学的出现和蒸汽机的发明确实对英格兰的发展至关重要。[54]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前现代西方的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有利于英国和西方兴起的经济/人口条件也是欧洲长期跌宕不安的历史所带来的后果。这起伏动荡的历史则源自欧洲始终无法稳定下来的精英竞争格局。因此，虽然加州学派的学者所认定的对“大分流”至为关键的经济、人口和技术因素对于解释在英国和西方的兴起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却完全不能解释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审视中国的科技发展，我们将立即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模式。[55]至少两类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的要素与那些促进欧洲技术发展的要素是不同的。[56]中国有较高程度的历史延续性和许多时间绵长的朝代，强大的中华帝国政府也频频发起大型工程。这些都有利于创新和知识的积累。[57]此外，在19世纪之前，历史上的大多数发明属于培根所说的经验型发明。[58]中国人的务实心态非常有利于这种发明。最后，在中华帝国晚期，无论发明人的背景如何，新儒家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发明和对科学的兴趣不会带来财富、声望和权力，[59]以自我为中心的商业动机也不能成为发明家的动力。因此，虽然中国能持续保持技术优势达两千年之久，但在宋代以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大大放缓。[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