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国家的转型挑战

在今天的中国，尽管知识分子们的某些关注点受到广泛认同，但建设与倡导以儒教为中心的道德及政治愿景的参与者毕竟寥寥无几。西化仍然是当前中国发展的真正驱动力，特别是追求富裕的普遍诉求，越来越被接受的个人主义文化以及广泛存在的进步主义史观。在包括现代西方在内的其他主要文明中，各种世界宗教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幸存下来，并成为发展主义的制动器，平衡社会的进步冲动。几乎完全崩溃的儒教并没有为中国留下类似的制动器。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保守主义力量十分弱小。进步史观受到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普遍认同。因此，西化在中国得到了最毫无保留的展示。

儒教国家的崩溃及儒教文化社会影响力的衰落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历史与今天的中国无关。在许多方面，儒教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几乎每个阶层的中国人都注重教育的价值，直到今天，他们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依旧十分巨大。当然，这种文化不仅是儒教遗产，因为现代中国创建出许多机构来维持教育导向型文化。然而，现代中国政府如此容易地提倡教育导向型社会，中国民众又是如此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个事实展示了儒教遗产的重要性。

儒教国家传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势国家的传统和文治的共识，这在后发国家中是很罕见的。中国的疆域如此广阔，任何一个军阀都很难单独通过武力来控制整个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尽管军阀主义主导着中国的政坛，但没有一个军阀公然宣称己方为军政府。他们反而在这段时期内，在其势力范围内促进并建立文职机构。当中国重新走向统一时，不论当政的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国家都得以毫无阻力地推行各种分治和制衡机制。因为存在强势国家的传统和文治的共识，中国总是能迅速恢复文官统治，并致力于改善政府、社会的治理。

儒教国家传统的遗产迄今赋予了中国一种强烈的内向特质。中国悠久的历史及频繁变幻的帝国命运，使西方国家无法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在中国人心理上留下持久的印记。中国辽阔的疆域和庞大人口数量使中国人很少担心外部威胁，而是要求政府聚焦于无穷无尽的内部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奉行温和而非强硬的外交政策，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传统的表现。

就人类社会的政治经验看，有三种理想型途径可使国家权力合法化：允诺更好未来的意识形态、定期换届选举和政府治理绩效。中国从天命观念中继承了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的强大传统，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经济绩效、道德表现是其统治权力的主要依据和来源。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促使中国政府更加积极地施政，因此，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另一方面，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也是社会张力的重要来源，将塑造未来的中国政治。在绩效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问题上，中华帝国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因为当时政府面临的任务有限，维持权力实际上才是其首要目标。然而，现代中国是一个目标导向型国家，在此意义上，它承诺要让大部分中国人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他们并不一定更加幸福。中国人很快认为过上富裕新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并有了更高的期望。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开放政策出现了新问题，比如，不平等加剧、社会冲突、贪腐、失业及环境污染等。虽然中国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去解决这些问题，但骚乱、抗议、暴力冲突仍然不断增加。现阶段，受益于经济繁荣，中国政权并未面临重大危机。然而，当经济减速，社会危机很可能激化。

（本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11期，第8—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