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阴影下

许田波在书中所采用的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比较历史学方法。这一方法的标准做法是把两个（或数个）不同案例放在对称的位置上加以比较，并从中找出一个作者认为是关键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俄国和中国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道路，日本和德国走了法西斯道路，而英国、法国、美国却走了民主道路［Moore，1966］），作者的任务则是找出导致这些案例之间的不同（或相似）理论或是关键机制。但是，这种比较历史学方法有着以下致命弱点：第一，为了使比较有意义，这些案例就需要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案例之间有许多不同点的话，就很难确证到底是哪一个不同点导致了我们所想解释的历史发展轨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处在不同时空及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差异多如牛毛，我们因此很难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有意义的对称性比较。就这点来说，韦伯的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兴起在19世纪欧洲而不是同时期的中国和其他文明）就要比许田波书中的问题显得有意义，因为韦伯把不同案例放在同一时间背景下，或者说至少在时间这一点上对不同案例进行了控制。

第二，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下，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单一性。比如，许田波所想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近现代欧洲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局面，而中国先秦却走向了统一”，而另一个由凯瑟和蔡泳（Kiser&Cai，2003）所作的研究则是要解释“为什么科层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而不是同时代的其他文明”。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就一个案例提出多个要解答的问题时，我们将会很难为之找出一个合适的对称性案例来。比如，把以上许田波、凯瑟和蔡泳的问题糅合成如下问题“为什么先秦中国不但走向了统一还产生了科层制”的话，我们将会很难为这一复合问题找出一个对称性的案例来。近现代欧洲肯定是不行了，因为近现代欧洲虽然没能统一却形成了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古罗马帝国也不行，古罗马帝国虽然造就了当时欧洲的统一，却没有能形成先秦中国式的科层制。

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在提出问题时就违反了科学方法中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则，即一个有效的理论应当是一个能解释更大变异的理论（如果x能解释a不能解释b，但是y不仅能解释a而且能解释b，那么y就是一个更好的理论）。[3]这就是说，所要解释的现象越多，提出不同的能同时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的难度就会越大，而对于单一的问题，我们往往能建立许多不同的解答，甚至是与经验事实毫不相干的解答（试想，对于两个路人吵架后打了起来这一事实的原因，你能提出多少在逻辑上合理的解答）。具体到许田波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她所想解释的说到底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能统一中国而拿破仑却不能统一欧洲。对于这样单一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解答是非常容易的（我在本文的后半部分还会举例说明），并且，只要一个学者有着说得过去的完形能力，他所提供的解答在外行看来也总会有一定道理。一般来说，平衡性比较历史学方法理论所揭示的往往不是某一经验事物发展的真正内在机制，而仅仅是该理论的逻辑结果与该经验事物的结局具有同构性。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形式理论。[4]

第三，历史叙事的关键在于时空，即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和什么场合，以及以什么方式在时空中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叙事手法下，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理解甚至解释历史动态中一些有意义的规律。但是，受到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一些固有局限的限制，采取这一方法的学者一般重比较而轻历史，或者说他们的历史叙述往往缺乏很强的时间/空间感。在书中，许田波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下来分析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的。但是我们知道春秋战国的霸主期、转型期和全民战争期都有着各自十分不同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形态。被她所标记为“聪明”的那种尔虞我诈的国际政治谋略直到全民战争中期才逐渐占据上风。比如，作者在书中强调了早期欧洲一些大国，如法国的瓦卢瓦王朝（1328—1589年）在与哈普斯堡王朝争霸时，采取的都是自衰性策略（Hui，2005，P.36）。其实，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在取得领土后普遍把新占领土分封给贵族和军功贵族（史称二级封建化）。这一过程加强了贵族的势力，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导致了晋国和其他一些中原大国相继垮台。显然，在春秋战国的早期，诸侯国在争霸中所采取的也是典型的自衰性策略。总之，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限制下，许田波书中的叙史手法缺乏时间感，例子缺乏说服力，因此可能难以得到对时间十分敏感的历史学家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