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民变（1601年）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即督征苏州及杭州周边府县的各类商业税收。孙隆将其衙门设置在苏州城中由他主管的苏州织造局内。苏州织造局建于洪武元年，是国家控制的手工业工场，负责提供宫廷所需的岁造缎匹。[10]从嘉靖年间开始，苏州织造局开始采取“领织”制度——即将岁造这一徭役的征收面扩大到所有当地的织户范围内，而只保留少部分的在籍匠户来完成剩余的岁造配额。明朝中叶后，这一商业税收方式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在征收定额上有很大的弹性空间；第二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因为徭役征收面可大可小，而征收面的扩大牵扯到户籍调查、价格制定以及分派解运等众多操作上的问题。一旦处置失当，就会引发民愤。
这两个特点使得苏州织造局与地方政府之间有着一种较为紧张的关系。钦差太监拥有扩大岁造定额的权力而又无需承担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一般并不能从这项税收中获得利润。相反，为了完成指派的税额，当地政府有时甚至需要挪用部分资金去弥补亏空。当地官员因此往往不愿意配合太监来完成这项工作。孙隆奉旨“带征”后有权插手苏州地方政府的税收事务，他与本地官员的矛盾必然会变得更大。但是，毕竟苏州官员已有着长期和税使太监包括孙隆打交道的经验，故与武昌不同，孙隆的任命并没有马上引发地方官员的群起反对，从而避免了与万历直接对垒的后果。
明代由地方政府和户部共同管理的钞关以及税课司局所征收的商业税率一直很低（黄仁宇，2001，pp.300-308），孙隆显然认为这里面有很大的增税潜力。他的扩税政策也正是从商业税开始，这就有了所谓的“税务初兴，民咸罢市”（《明神宗实录》，卷361）。遭到苏州商民罢市的抵制后，孙隆调整了其税收策略，采取了只征“行商”不征“坐贾”的新法（《明神宗实录》，卷361）。他模仿京城宦官同僚所采用的城门征税方式（Tsai，1996，pp.170-173），在通往苏州城的主要水道及各个城门安插由自己委任的税官，向过往商贩征税。他们征税的范围极广，连小商贩及进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农民也不放过。[11]万历在任命中并没有提及太监税使和当地政府的税务系统（即“有司”）的具体权限划分。孙隆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小范围多税卡的设置，势必造成严重的重征叠税。
这一税收政策施行后，丝织原料由于运输费用的提高而价格上扬，同时“行商”的减少又导致了对丝织成品需求的锐减。苏州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因此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丝织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春，苏州地区暴雨成灾，不仅粮食减产，而且还因蚕桑地被淹而造成丝价进一步提升（参见朱国祯，《皇明史概》，1984，卷44）。五月中旬，孙隆再次入驻苏州织造局，与当地官员商讨如何完成他在年初提出的税收预算。当地官员迫于形势答应暂时挪用地方的库存银来填补部分预算亏空，其余部分则不得不取自于民间。应天巡抚右佥（都）御史曹时聘在苏州骚乱后发回的报告称：“五月初，（孙）隆入苏，会议五关之税。额数不敷、暂借库银那借。参随黄建节交通本地棍徒汤华、徐成等十二家，乐委查税。擅自加增，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人情汹汹，讹言四起。”（《明神宗实录》，卷361）而根据朱国祯《皇明史概》记载：“每缎一匹，税银五分；纱一匹，税二分……所织纱缎，悉付玄妙观用印，而后准发卖。”（朱国祯，1984，卷44）从这两处史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孙隆此时甚至违背了自己曾承诺的“不征坐贾”的原则，开始向本地织户收取生产税。
明朝钞关和税课司局的大部分人员是从地方里甲征用上来的书办和隶卒。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报酬，也不给工食，甚至还要缴纳指派的税额。这样的税官在征税时自然就会有很大的滥用职权的倾向（黄仁宇，2001，pp.300-308）。问题是，政府常规税务系统至少有审核制度以确认税收代理人是否有舞弊行为，而孙隆临时设立的征税部门却没有类似的审核制度。[12]因此，税监委派的税收代理人就变成一个十分有利可图的职位。税使本人和他的随从经常通过出售这些代理人职位来获取额外的财富。已然获取这些职位的人则当然就会通过敲诈勒索来为自己谋求更多的财富——只要交足税使分派的额度，剩余的就归自己所有。这就有了曹时聘的报告中“棍徒”这一字眼。可以想象，敢于谋取这些税收代理职位的人，不仅要有一定的“购买”能力，还要承担相当的恶名和人身安全风险。有社会地位的本地名流一般不会涉入此道，而普通民众也没有相应的财力和胆量来获取这些职位。于是，一些有帮派背景的无业人员就成为最佳人选。据称一位名叫丁元复的本地巨绅暗中支持了这些人投效孙隆，并很可能为他们向孙及其参随黄建节支付了购买税收代理人职位的费用。其中不少“积棍”甚至可能是丁元复曾雇佣过的家丁仆役或者私人保镖，他们属于宋代以来在城市中产生的“帮闲”群体。[13]
孙隆违背他的许诺对丝织行业征收生产税是苏州民变的直接起因。[14]进入六月，机户开始全面罢织。这马上就断绝了每日聚集在玄妙观前等待织户雇佣的数千机匠的生路。同样，几千名染工也因为染坊关门而顿时处于失业状态（参见《明神宗实录》，卷361）。六月六日，两千多名佣工聚集在苏州城东北的娄门附近，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随后，大家进城来到丝织业工匠的行会所在地玄妙观道院，举行了誓神仪式。葛成在誓神时要求大家只与税监及其爪牙作对，严禁趁乱哄抢当地居民的财物。随后将参与者分作六队，每队由一人率领，持蕉扇为号，其他人则手执绞棍跟随其后。
葛成并没有直接指挥队伍攻打临近玄妙观的苏州织造局，而是将队伍拉出了苏州城东南的葑门去捣毁东城外的税收站。明代苏州城东多为丝织业工人及机户的聚居地，而城西则分布着众多地方名流的住宅，也是当地官府衙门所在地。[15]苏州城内驻有约四千余名官兵，大部分分布在城西南的官府衙门区。葛成的行动路线显然是为了避开城西官军，或避免与地方名流的私人卫队发生正面冲突。在葑门外的觅渡桥边，孙隆的参随黄建节成为民变的第一个牺牲品。据称，黄建节当时正在殴打一名因进城购买生活用品而被重复征税的哭泣着的卖瓜小农。愤怒的人群在葛成蕉扇的指挥下向黄投掷石块，当场将其砸死。事已至此，葛成再次要求众人宣誓：“今日之事，为朝廷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其孰能说之。有听吾约束者从，否则去”（见《吴葛将军墓碑》）。众人再次对天发誓此次行动只针对税使及其委任的税官，而不得侵害苏州居民。民变群众并不是要“造反”，而仅仅是为了替当地百姓除害，并且其对象又是当地官员也甚为不满的太监税使，这就给当地政府在事态的发展过程中持观望态度留下了余地。
葛成率领大队人马返回苏州城，一路没有受到守城官军的阻拦。民变的组织者们事先都备有“手摺”插在腰间，上面书写有每一个需要惩罚的税官的姓名及住址。民变的参与者有组织地包围了这些税官的住宅，并纵火焚烧。来不及逃走的人员都被捉绑在大道上，很快被愤怒的人群殴打至死。因为有事先拟定的惩罚名单，这就降低了民变中产生趁火打劫的可能性。一条有代表性的证据显示：“次日（指六月七日），误入一民家。其家以经济为业，无他祸犯，跪而迎之门请罪。首者取腰间手摺视之，曰：误矣。盖一税官家与其人俱于腐店为邻故也。首者即率诸人罗拜……仍趋彼税官家。”（参见文秉，1976，p.365）据已有史料记载，当地只有一户名流的住宅遭到了洗劫，即暗中支持征税的巨绅丁元复家。[16]组织者甚至还告诉税官住宅附近的居民做好准备，防止火势蔓延。[17]他们向邻里解释这次行动的原因和目标，并出示手摺核对每一个惩罚对象。有记载说，葛成还亲自击杀了一个趁乱抢劫平民财产的家伙，“起义者”因此而名声大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惩罚税使及其爪牙的行动中来。
到第四天（6月9日），几乎所有的税使委官都被消灭。民变的组织者在苏州的各个城门上贴出榜文，再次表明此次行动的目的仅仅在于惩罚税使及其爪牙，而并非一次反政府的叛乱。榜文宣布本次行动已经取得胜利，同时告诫苏州居民注意维护秩序，不得借此次行动发动叛乱。这个榜文在很大程度上是民变者向当地政府提交的申诉报告，给了政府中的温和派官员反对大规模搜捕以对民变群众进行“秋后算账”的理由。同时，民变的组织者也力图通过这些榜文获得当地名流舆论的支持，从而给官府的事后清算政策带来压力。第五天，苏州当地政府开始下令抓捕骚乱的参加者。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葛成挺身而出的那一幕。当地政府于是顺水推舟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姿态来进行民变的善后工作。
回顾抗税骚乱的全过程，当地政府始终能够自主地决定如何应对不断发展的局势。这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民变参与者一度包围了苏州织造局内孙隆的署衙。在包围之前，孙隆曾恳求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被拒绝。知府的理由是，军队是用来抵御外寇的。没有派出驻军在民变发生之前将那些组织者逮捕，是他作为官员的失职；但民变既已开始，派出驻军镇压将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加重民变的祸害。同时，考虑到城中的军队官兵仅四千名左右，而参加和支持民变的人越来越多，派兵镇压将是“众怒难犯、抱薪救火”。无奈之下，孙隆只得翻墙避匿于附近的官宦家中。[18]在焦虑不安中度过两天后，孙在一个夜晚偷乘小船逃往杭州，并从此往后再不敢前往苏州巡视。
拒绝了孙隆的请求后，苏州政府及时向骚乱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知府及其属僚一同骑马进入街市，与民变的参与者展开对话。为了平息民愤，朱燮元出人意料地宣布杖责并逮捕了几个逃往官府寻求庇护的税使委官，人群的愤怒开始平息，聚众开始消退。朱太守的态度恢复了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对委官的逮捕也减少了民变组织者事先拟定的惩罚对象，民变于是迅速平息。由于苏州地方政府有能力控制民变，故无需借助中央力量来平息事态。相较于下文叙述的武昌民变，由于苏州民变能在当地官员的主持下顺利解决，中央政府内复杂的派系关系、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的意气之争，都没有为骚乱的平定增加变数。
与武昌的例子相似，民变后织造太监孙隆和当地巡抚曹时聘同时上奏万历汇报情况。孙隆的上疏言辞激烈，而曹的报告则详细地分析了民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并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武昌的地方官员不同，曹在报告中避而不谈万历“新政”这一根本问题。他首先分析了苏州特殊的经济结构以及民变前那场水灾对经济的影响，然后强调了参随黄建节的种种舞弊行为如何恶化了局势，导致了民变的产生。曹在报告中明显暗示民变的参与者并无意挑战朝廷的权威，而葛成得以“一呼响应”主要是因为当地居民有着“轻心易动、好信讹言”的民俗。曹还强调了民变参与者只针对税官而不扰乱邻里的特点，并告知皇帝民变的主要头目葛成已经向当地政府自首。他在奏文中甚至还引用了葛成的供词，使皇帝相信这次民变确非真正意义上的谋反叛乱。曹时聘在奏文的结尾处还委婉指出，相比于苏州地区数百万的税收岁额，实在不值得为了所得才六万多的附加商税而破坏这个财赋重地的稳定。[19]
此后许多驻京高级官员也向皇帝表述了淡化解决苏州民变的好处。户部尚书赵世卿等诸多朝中高官联名上疏，希望皇帝注意苏州等地区的稳定问题（参见文秉，1976，p.366）。这些奏疏的语气温和、观点务实，促使万历在巡抚和税监的报告之间做出了偏向巡抚的选择，而没有将它们视作科道官员反对自己“新政”的政治阴谋。万历于是颁布了一道上谕，要求只追查葛成等民变组织者的责任，并且要求当地政府严厉追究那些已经被捕的税务委官的贪赃枉法行为。地方官员对这道圣旨做出了倾向性的解读——葛成等人在监狱里被加以礼遇，而那些税官则被判处死刑，成为了政府平息民愤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