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传统的弊病

解读与解释两个传统各有优劣，可以相互补充。任何解释如果离开解读是没有意义的，哪怕是对最简单因果关系的解释我们也必须把其纳入大的社会环境里进行解读，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因果关系的意义和社会含义。不过，如果让我作选择的话，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还是会把解释传统放在解读传统之上。正如民主制度不完美但与其他制度相比却要好些一样，解释方法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却也要比其他认知方式要好些。解释传统的认知基础是比较。比如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摩尔就通过比较对中国、日本、印度和一些西方大国近代史的不同进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作出了解释。摩尔书中的中心机制是一个社会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当农业完全商业化时，一个国家就会走向民主（如英国）；当农业处于半商业化状态，一个国家就会走向法西斯（如日本）；而当农业商业化程度很低时，一个国家就会走向革命（中国）。这种解释本身正确与否在本文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和理论可被证伪。

而解读方法着眼于讲出一个故事或对一个故事的背景作出注解。这种方法唯一可遵循的是一致性原则，即通过叙事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来评判一个解读的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好的小说家就是最好的解读家，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把一个故事讲述得首尾圆合不露破绽。一致性原则由于没有比较方法提供经验与逻辑保障，因而无法证伪。受众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构成来对一个叙事的质量进行判断。

为弥补解读方法的这一弱点，有的学者对所观察的事物进行一种全景式解读，即把所有与主题相关的社会内容都纳入书写的框架。芝加哥学派学者所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比如在对美国纽约社区以捡废旧书报出售为生的黑人生活的研究中，德尼尔就对这些黑人的生活世界、交往空间和精神生活作出了一个全景式的描述。越是试图将更多的信息收入一个叙事中，那叙事内在逻辑就越是难以达到一致。因此，这种全景式的描述提高了一个叙事本身的可信度。但是这种社会学式的解读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这种解读仅仅是在罗列一堆故事。他们强调解读要以理论为指导。但事实上，他们所谓的理论往往仅是在认识事物或现象之前就已经有了“主题先行”。这样的解读也就成了对预设观念的论证，并为任意武断的“解读”打开了大门。例如，一位做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缠足史研究的华裔学者，在作了种种描述和分析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女性在缠小脚后增进了她们在男性面前的权力，因为三寸金莲和绣花鞋是女性用来刺激男性的性欲并进而控制和主导男性的手段。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妇女中就没有人在自己的小脚上下工夫以讨男人的欢心。但这种缠小脚能增进女性在男权世界的权力的说法，完全忽视了缠小脚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压制性的集体行为，而女性利用自己的小脚讨男性的欢心却是在男权世界里的一种扭曲了的个体行为。这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目前西方社会科学学术圈内，比这更荒唐的解读方式与解读角度比比皆是。

在我看来，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至少有三个弊病。一是用这种解读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很肤浅的。如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认为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被虚构出的“超级文本”。这种提法本身没错，民族神话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自己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超级文本。但这种解读法回避了以下一些更深刻也更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民族神话的创造要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得容易？在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话语中，章炳麟、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大相径庭，但是为什么自民国以后不管在何种体制、何种政治背景下，主要由梁启超发展起来的一种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义在中国始终占有统治地位呢？根本问题在于历史不是由单个话语而是由多个冲突性话语组成的。历史的核心是权力而不是文本。第二个弊病在于，这种解读方法框架下所做的研究很难进行纵向的学术积累。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最后往往会把解读视角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如超级文本、他者化、中间态等。一些好的解读概念，如赛义德东方学理论中的“他者化”，一旦被大家接受马上就成了一个标准解读范式，并且被当作公理千篇一律地进行使用。结果是不知其数的书籍和文章竞相指出各个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是怎么从自己的立场与经验出发将对方他者化的，直到大家都对这一命题失去兴趣并开始炒作其他解读视角为止，其最后结果是那些模仿赛义德的工作均没有在“他者化”这一概念之外为我们提供多少新的信息。第三个弊病在于，因为这种解读传统先有一个框架和理论设置，所以就很可能导致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形。他们感兴趣的也不是就我们所关心的事物提出一个较完整的图像，而是指出那图像中的一个往往不太重要的侧面。在这种解读传统下的故事往往非常单薄，理论也很简单。因此，学者往往不得不依靠话语的绚丽和理论的晦涩来掩盖其内容的贫乏和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