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论

在上一节中，我论述了中国的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之间有一种独特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国家更为强大，也使得儒家思想的社会主导地位更为稳固，却极大地妨碍了实现朝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确实，宋明两朝的鼎盛期，中国有过极为发达的经济，即便晚至18世纪，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英格兰的经济和技术仍处在一个相似的发展水平上。问题在于：在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中，这一近似的发展水平是如何出现的？更具体地说，宋、明、清极盛期的繁荣，个中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可以达到近似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这是一个规律而非例外。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都表明，在战后重建的早期阶段，计划经济的表现完全可以跟市场经济表现媲美，甚至是超过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当代中国仍然保持威权体制，但它们都创造了经济奇迹。印度和中国在文化和制度上差异如此之大，但它们都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然而，尽管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可以达到近似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但这些发展的长时段轨迹却是完全不同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曾经造就了一个超级大国。在苏联第一次送人去月球的时候，我们相信美国在技术上已经落在了后面。不过，很快斯大林模式优势不再、苏联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而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却一直在进步。18世纪的中国和英国经济也是如此。它们也许达到了近似的发展水平，但是它们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由于其经济运作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不同，它们各自未来发展的潜力也因此而不同。

那么，既然明清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状况，与欧洲相比更不利于经济上的冒险，为何两者创造了一种极盛的繁荣，让我们至今称奇呢？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即便在破坏严重的王朝更迭时期，宋代的商业主义及其相关的技术也没有消失。此外，宋以降的中国维持了相对较高的人口密度。这一较高的人口密度不仅创造了一个大市场，也推动了许多家庭去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之外的活动（在人口稠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常见）。虽然明清两代的政府对于商业活动在价值观上持否定态度，但是从长江三角洲地区抽取的税收数目却吸引着它们（Masatoshi，1984，p.79）。由此，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即便出于高度的控制下，也的确是得到了容许和保护（Johnson，1993；Wong，1999，p.226）。当然，明清繁荣最关键的原因，是这两个朝代长期的政治稳定。两个朝代都持续了250年以上。长期的和平环境为商业活动创造了关键的社会秩序。然而，没有适合的文化和政治条件，也没有社会上普遍的“理性躁动”，长期的政治稳定只导致了高度的经济繁荣，而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不是想论证，由于儒家政权的特性，所以若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的话，中国就不可能出现某种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但是，假如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中国在某一天也自发地形成了工业资本主义，其面目很可能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现代资本主义非常不同。我更想强调的是，即便中国经济曾经在第二个千年里高度商业化，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仍然看不出有导向经济突破性发展的信号。实际上，我甚至看不出有什么“理性躁动”的主要信号，而后者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最终兴起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进入，清代中国将会自动地衰落和崩溃，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新的儒家王朝。我还猜想，由于王朝更迭所带来的需求减少与战乱动荡，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也会严重衰退。清朝大规模的叛乱主要发生在19世纪的前期和中期，包括白莲教起义、捻军起义、云贵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甚至太平天国起义，都是王朝衰落的信号，而非儒家国家模式崩溃的标志。在英国军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又花了一百年才最终学会了资本主义，在此期间经历了极为痛苦的文化和制度转型；没有这些转型，中国怎么可能会出现工业革命呢？

韦伯或多或少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讨论工业资本主义的。他也认为中国和西方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儒家文化并不有助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无疑，韦伯可以被看作是欧洲中心论的。但与此同时，最近的学者相信，18世纪的中国和欧洲有同等的机会去实现工业资本主义。他们仍然或明或暗地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谈工业资本主义。然而，工业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欧洲带给整个世界的、今天我们无法抗拒的现实，而不是什么我们必须欢呼的东西。在工业资本主义不到两百年的历史里（甚至于比一个典型的中国朝代还要短），它已经制造了足够毁灭人类文明好几次的武器，导致了环境的日益恶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耗尽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儒家政权模式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我对工业资本主义是否也可以维持这么久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我们假想一下，下个世纪，由于某种自然资源日益紧缺而引发了全面战争，只有少数的幸运儿能侥幸活下去。未来的人们会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们很有可能会对工业资本主义持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他们甚至可能会把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反过来读，亦即，将其视之为一部分析一种更具有持久性的文化得以维持的杰作，因为这一文化成功地约束了人们的欲望，使人类能够进行“理性地自我调整来适应世界”而非试图“理性地掌控世界”，而后者会在解决旧有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制造出更多的问题。他们也许还会著书立说，谴责西方的传统（就像国人在当前谴责中国传统一样），认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如果有人问这些未来的学者，应该如何评判韦伯的著作与那些在他之后依据今天的“政治正确”来批判韦伯的人的作品，这些未来的学者肯定会把韦伯摆在他的批评者之上。

一旦把工业资本主义视为负面的东西，那么，韦伯就只犯了一处错误（也就是说，他错误地给予工业资本主义一种正面的价值，但却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不负有责任）。然而，就韦伯的批评者而言，通过正面评价工业资本主义，并且主张中国和欧洲有同样的机会来发展这样一种体系，他们已经把中国和欧洲同样放在了一个不利的地位。从今天的“政治正确”来看，他们犯了两次错误（也就是说，他们错误地给予工业资本主义一种正面的价值，又错误地坚持中国应该跟欧洲一样，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负有同等的责任）。当然，随后而来的是新的“政治正确”标准：这一次，韦伯最有可能被贴上亚洲中心论的标签，因为他的论点把中国放在了比欧洲在道德上更为优越的位置上。看看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于日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多少回，我就可以肯定，前面假设的例子不会仅仅是一次智力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