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劳工领袖和平大会伊利诺伊州，芝加哥，1967年11月11日

全国劳工领袖和平大会伊利诺伊州，芝加哥，1967年11月11日

主席先生，各位嘉宾，劳工运动中我的兄弟姐妹们，女士们，先生们：

我迫不及待地想说我是多么的高兴，能在今天下午来到这里，成为这次重大会议中的一分子……我认为我是这个国家许多工会的荣誉会员，因此，我并不觉得我今天是来到了陌生人中间。（掌声）事实上，我认为纽约65区的克利夫兰·罗宾逊和大卫·利文斯顿让我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了一名荣誉会员，是的，我成为一名65区会员已经很久了……我想要诚实坦率地谈论这个大问题，我们面临的这个大问题是由越南战争引起的。我的有些言辞会很严厉，但是它们会和真相一样，不仅严厉刻薄，也和非暴力拥护者一样的柔情似水。（掌声）

我想将这次演讲命名为《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的影响》（The Domestic Impact of the War in America）。这个问题是历史性的，因为这是劳工运动的良知的真实表现。就像今天下午我们所说的一样，数千万的美国人反对这场越南战争。在我们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对当前战争如此强烈的全民抵抗。此外，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知名学者，杰出的参议员、记者、商人、专家、学生和所有级别的政治领导人反对战争，并用他们令人惊奇的顽强与勇敢提供了选择的机会。

但是，有一个声音被漏掉了——劳工响亮的、清楚的声音。缺少这种声音，情况将会更加悲惨，因为它也许是通向和平之路上保持平衡的决定性力量。劳工已经被遗漏了。太长时间以来，道德的感染力忽隐忽现，不像它在充满活力的成长的日子里那么熠熠生辉。这次大会，是劳工的不同部门联合的表现，重申了贸易工会运动是前瞻性美国的一部分。（掌声）不管上级机关的正式决议是什么，劳动人民不安的心都得不到平息。这次大会为数百万的人民代言。作为一群勇于畅所欲言的人，作为一群拥有正确判断的人，今天在座的各位将会被长久地铭记。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工党，当然，他们不用对我们的行为负责，虽然如此，10月4日，英国一项正式的国家决议呼吁，工党政府从美国对越政策中完全抽身出来。（掌声）这项决议敦促工党政府劝说美国，立刻、永远、无条件地停止对北越南的轰炸。

现在，我们来说说越南战争在我们国内造成了什么后果。它让伟大的社会成为了一个神话，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混杂的社会。这场战争加强了国内的反动。使得极右势力、反劳工、反黑人、反人道主义的力量成为了虚假爱国主义的武器，激励其支持者们以进入白宫为目标，获取政治权力。它希望利用国家的失败来控制和重建社会不安全的美国和特权阶级的权力。当一名好莱坞演员，甚至缺乏作为一名演员【罗纳德·里根】的明显特征，却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好战的总统候选人时，我们只有通过战争病态心理引起的不合理来解释这件事令人悲哀的变化。（掌声）

越南战争已经产生了一种可耻的优先秩序，这种秩序忽视了城市的衰退、肮脏和污染。尽管现在有70%的人口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但是这场战争几乎扼杀而且消灭了种族正义进步的初始阶段。这场战争已经产生了一个怪诞的景象，美国武装力量在亚洲的丛林中作战时，也在美国贫民区的大街上战斗。这场战争不断增加黑人的失望与绝望，城市大暴乱现在仍然是美国社会现象中丑陋的特写。政府怎能以颤抖的愤怒，在它曾在亚洲采取了一次震惊世界的暴力行为之后谴责黑人贫民区的暴力？（掌声）

那些海军枪支的使用者，数百万吨炸药的使用者，和令人恶心的凝固汽油弹的使用者，没有资格同黑人谈论暴力。只有那些为了和平而战的人，才具有在非暴力论题上发表演说的道德权威。

现在，我不想被误解，我并不认同战争中所谓的黑人暴力。黑人的行为同蓄意已久的越南战争的扩张相比，基本没有什么危险和不道德。事实上，贫民区的黑人即使因为被歧视、被忽视、被驱赶而激起怒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小心谨慎的，尽量避免伤害别人。他们的财产被损毁，即使如此，绝大多数的人也只是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到无生命的东西身上，而不是人。如果财产的毁灭是可悲的，那么又该怎样形容那些使用汽油弹的人呢？

如果他们不仅放了火而且还杀死了邻居，并温和地解释道，一些非战斗人员不得不死于理所当然，那么黑人将会怎样呢？如果我们足够狠心的话，黑人是不是会被称为野蛮人？对大多数人来讲，这居然是军事策略。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失业率已经上升到大约15%。此时，成千上万的人民及扶贫项目被工作机会和培训计划否决，只得在逐渐缩小的就业市场搜寻，谋求工作以生存下去。一个国会能够为毫无意义的、不道德的越南战争筹集每年多达350亿美元的资金，却不能为我们国家3500万的穷人贡献一份弱弱的力量，筹集小小的用于包扎伤口的20亿美元，这是一种耻辱。简直就是国会同我们国家防卫能力差的穷人玩的一场政治游击战。（掌声）

谢天谢地，我们在国会里还有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我只希望我们能更喜欢他。（掌声）

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缩减了雇员的工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以及几乎所有人的储蓄金。通货膨胀已不再踽踽而行，它已经开始了狂奔。工作的人们感受到了来自通货膨胀和面临失业的双重影响。黑人感受到的是不断消失的保障，因为他们靠的是各方面的保证金来维持生计，而且没有能够缓解冲击的储备资金。关于国家是否有维持战争及承诺数十亿的资金以消除贫困的能力，存在着大量的争论。从理论上说，美国有能力兼顾两头，但是，基于两个原因，我们铁定了不会主动完成两个目标。

首先，同人民中的大多数不一样，本届国会和政府中的大多数人都一心致力于对战争的追求。据参议员【万斯】·哈特基（Vance Hartke）估计，我们每消灭一个越南士兵将会花费大约50万美元。然而，我们只需花费53美元就能帮助一个反贫困方案中的美国穷人。国会欣然且慷慨地为军事资金拨款，却吝啬且极不情愿地拨出贫困基金。政府在情感上担负了战争的责任，却从情感上敌视穷人的需要。(https://www.daowen.com)

其次，政府拒绝为国内改革提供足够的物资支持，因为这些都是军事冒险所需的必不可少的储备资金。战争的逻辑要求一个国家为紧迫的战斗筹备财富，同时必须保证大量的储备金。它将会通过让社会利益的资源外流，抵抗任何削弱其军事权力的行为。这是国内在战争和社会进步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为了确保军事成功的把握，军事冒险必然会使国内的发展徒劳无功。这就是穷人，特别是黑人，在和平与国际和谐中拥有双重利害关系的原因。这并不是说争取国内改革一无是处，相反，由于人们在斗争中发现了是什么阻碍了他们的进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领悟到了他们花费在战争中的全面和真实的成本。

战争在国内造成的另一个悲惨后果是其对年轻一代的毁灭性的影响。没人同情那些被送上战场的人们。这越来越多揭示了我们很多的士兵无法理解他们牺牲的目的。在任何情况下杀人都会令人痛苦，但是当我们疑惑于这是否正确时，被迫杀人便是一种心理上的毁灭性的折磨。

除了前线的悲剧之外，国内的年轻人也在困惑中徘徊，这常常能解释他们大部分的极端行为。这一代没有经历艰难的经济危机。但是，他们知道了一些更严重的事情。他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二十年里经历了四场战争——二战，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一代人。他们是战争的一代。这展现了在广泛的毒品消费，疏离和对声色犬马的狂热追求中留下的伤痕。但是，我们不能将这种年轻的一代称为“迷惘的一代”，因为是我们没能履行承诺，给他们一个和平的社会。（掌声）

最后，整个国家都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且疏离的放大了三倍的圆圈之中。大多数人想要脱离政府，甚至想要退出，或是降低战争的范围或是强度，或是进行诚恳地谈判。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致使冲突不断加剧。我们的政府背离了人民，也被世界孤立。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同盟国，每个大国都尽量避免参与到我们的事务中来，我们现在比刚建国时更孤独。最后，而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被那些我们公开表明要支持他们的南越南人孤立。在他们的选举中，支持战争的势力只收到了不到三分之一的选票。在农村，大部分的南越南都掌控在越共手中。而且，在这次战争中，南越南军队的作用已经在逐渐减少，可能不久之后，它将会成为战争前线上第一支和平军队。（笑声和掌声）

这场战争开始于几千个充当顾问的美国人，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一场没有经过美国人民同意的美国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孤立，不能因为自以为是或是未经证实的来自中国的还未发生的威胁而变得合理化。国内战争刺激我们对我们政府的性质进行深入探讨。据报道，国会成员和著名的政治学家都在质疑行政权力过大的趋势。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将这些观点归纳为下面几句话：

国会肯定不会再次因为这种不明智的不宣而战而放弃宪法体制下的权力。我们通过有关部门一系列的操作加入了越南战争。每个人都看似内敛，但是复杂的行政动作涉及了国务院、中情局、五角大楼和各种私人利益，所有这些机构和个人都比国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国会不能为其在这段不断扩大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感到骄傲，那是一段沉闷的历史。这一作用基本已经被默认，而对行政部门的努力知之甚少。自1965年以来的监视、争辩和意见分歧，在那一天来得太晚了，以至于不能阻止由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制定的愚蠢进程。

“为了我们的未来，”参议员结束时说，“国会和政府成员应该听从早期著名立法委员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劝告，‘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应该会谨慎地处理他的血统’。”

我们政府的本质也在年轻一代的监视之下。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大学校园，贫民区，教会和犹太教堂里，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发表演说。他们的意见和问题反映出一个问题，即便是急剧上升的各种意见，也无法影响政府采取紧急的改革，这不是任何肤浅的愚昧、倦怠或者歧视造成的后果，而是系统的。今天，我们有个严肃的有关我们社会基本结构变革的讨论，比我能回想起的十年来的任何问题都要严肃。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避免了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复发。它不断地威胁，却未能获得一个安全的立足点，这并不是因为它缺乏无处不在的国会委员会委员的努力。他们试图扯下恐吓的幕布，但是被一股发展良好的势力所阻拦，不能办理登记手续。对这种危险，我们必须长期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如果这种罪恶降临到所有人头上，我们就为其他的国家祸患敞开了大门。

值得记住的是，根据美国传统，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也有一群持不同政见的人。在墨西哥战争期间，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分子，爱默生，梭罗，以及很多其他人，在对我们国家政策的针砭上，都是令政客们畏缩的评论家。在国会会议上，一个相对陌生的第一届国会议员在议员席上发表了一场尖刻的演说，谴责那场战争。那个年轻的国会议员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亚伯拉罕·林肯。与此同时，一个年轻的陆军中尉，为了抗议战争，几乎决定辞职。他的名字是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因此我们必须保证这些异议的活力，不能让它成为另一个越南战争的牺牲品。（掌声）

当我即将结束我的演讲时，请允许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当我第一次决定坚持反对越南战争的立场时，我收到了来自报刊，个人，甚至是一些民权运动领导人的最严厉的批评。有人说，我应该呆在我的地方，我是一个民权领袖，这两个问题不会混淆，而且我应该坚持公民权利。好吧，对于这些我只有一个回答，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现在为了摆脱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我已经努力了太久，太辛苦，最终在我生命的这一点隔离了我的道德关怀。（诚恳的掌声）

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认为正义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地方的非正义都会对其他地方的正义造成威胁。有人这样说：“你在伤害民权运动。”有人在某天对我说：“现在，金博士，难道你不认为你将不得不同意政府的政策吗？我知道你对越南的立场损害了您的组织的预算。而且，每个在民权中尊重你的人都已经失去了尊严，难道你不认为你将会不得不同意政府的政策以恢复这一切吗？”而我不得不看着那个人的眼睛回答他说：“对不起，先生，你并不了解我。我并不是一个共识的领导者。”（笑声和掌声）“我并不是以我的组织的预算或是进行一次对大多数人的民意调查来评判一件事情的对与错。”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并不寻求共识，而是制造共识。在某些情况下，懦夫会问：“这安全吗？”私利会问：“这是否恰当？”虚荣会问：“这是否流行？”但是良知会问：“这样对吗？”当一个人必须选择一个既不安全也不恰当也不流行的立场，但是他必须选择时，是因为良知告诉他：那是对的。（掌声，欢呼声）

【在金的手写本里，在演讲结束时，他引用了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一战期间被判决十年监禁时在联邦法庭前说的一句话。金在他对全国海员工会的演讲中引用了相同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