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不幸——杨绛《老王》语言赏析

2026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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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不幸——杨绛《老王》语言赏析

杨绛（1911—2016），江苏无锡人，原名杨季康，作家和翻译家。《老王》写于1984年。“老王”，一般说来，是对姓王的普通老人的称呼。如果改成“王老”，则是尊称，表明被称呼的人不仅年长，而且地位较高。文中的“老王”是一位独居且年老的三轮车车夫，显然是普通老人。这篇散文记叙了作者与老王的日常交往，都是生活小事，本不难理解。但仔细品味，字里行间仿佛又有说不尽的意思。

一、闲话的态度与平静的叙述

《老王》开篇写道：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这一句话不长，但信息量很大。第一，老王的职业是一位三轮车车夫。“常坐”，表明“我”是老王的老顾客。“他蹬，我坐”，非常简洁。以“我”为主，“我”是雇主，老王是车夫；以老王为主，老王是车主，“我”是顾客。第二，“我”和老王“一路上”“说着闲话”，表明两人很熟悉。这种熟悉，表达了作者对老王的尊重。作者是一位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老王是一位拉三轮车的普通民众。职业不同，人格上是平等的，所以作者很尊重老王。但是对这种熟悉和尊重，也不宜过度理解。因为尊重，也是一种自我划分，将尊重者和被尊重者区分开来。

作者不是直接描写两人之间一次一次的闲话，而是经过筛选和组织后，基本转述老王自己的讲述：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转述老王的讲述时，并不是整段整句地引用老王的话语，而是拣取最重要的语句或者词语加以组织，这样可以突出主要信息，节省笔墨。老王在北京解放后没有跟上时代步伐，没有进入三轮车车夫的组织，因而成为单干户；又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亲人。老王，年老、单干，没有亲人，一位真正孤独的老人。

第二个方面，写老王身体缺陷，即有一只眼睛瞎了，是田螺眼。主要通过写他人对老王田螺眼的反应来写老王的处境：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第一，“乘客”不愿坐他的车，嫌他眼瞎。第二，有人猜测老王眼瞎，是因为不老实而害了“恶病”。第三，作者女儿给老王吃鱼肝油，老王晚上就能看见。对于这三类人的不同态度，作者并不评论，只是最后给了一个说法。无论是营养不良引起的眼瞎，还是因为害了恶病而导致的眼瞎，在作者看来同样是“不幸”；而且后者是“更深的不幸”。为什么害了恶病而眼瞎是“更深的不幸”呢？如果是营养不良引起的眼瞎，那是因为生活条件艰难，是外在原因。如果是害了恶病而导致眼瞎，可能是因为老王“不老实”而引起的，源于老王自身，而且可能是因为老王的道德问题。原因是营养不良，让人同情老王；因不老实而得恶病，让人鄙夷老王。所以后者才是“更深的不幸”。

第三个方面，写老王的居所：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这一段写作者夫妇的亲眼所见：“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塌败的小屋”，写出了老王居所的简陋破旧。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与老王关于老王的“家”的闲聊。当作者问那里是不是老王的家时，老王只说“住那儿多年了”，并没有直接回答说那里就是他的家。也许是老王随口说的，也许在老王的语言中，缺少“家”这个词语。家，一般说来，与父母或者与妻儿住在一起的居所，才叫家。老王只是一个独居老人，上无父母，中无妻子，下无子女。他生活在无家的状态，他缺少家的存在感，不愿意说那儿是家。

这三段分别记叙老王的职业生计、身体缺陷和居所，往往借用老王自己以及他人的讲述来刻画老王，突出老王卑微的生存处境。作者仿佛冷眼旁观，记叙冷静客观，一方面使得记叙更加真实可信，另一方面拉开了作者与老王之间的距离。“闲话”和“闲聊”表明“我”与老王之间有信息的交流，尤其是老王生活状况方面的信息，从而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我”对老王的关心，对老王的尊重。但是作者抱着非常平静的态度叙述，除了写老王眼病的“不幸”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情感表示。

作者记叙自己与老王之间交往的两件小事时，也是很冷静的。第一件小事，老王给我们送冰，冰大一倍，而冰价相等。所以作者认为老王是“最老实的”，也没有看透作者夫妇是“好欺负的主顾”。第二件小事，“文化大革命”期间，老王送作者的丈夫（即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上医院时，先不肯收钱，收钱后还在担心作者是否有钱。老王也许心里知道，“我”不会亏待他，不会让他白白送人上医院。但即便如此，在作者夫妇受打击的年代里，一个普通劳动者，在自己生活紧张的时候，还能考虑给钱者的生活状况，有“你还有钱吗？”这一担心的问话，就足以给人一份难得的温情。

二、浓墨重彩描写“僵尸”形象

作者详细地记叙了老王死之前送鸡蛋和香油给“我”的情景，与之前的转述和记叙形成鲜明对照：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这一段写“我”开门见到老王的情形。“打门”一词显示了敲门的人有几分力量。“我”见到的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直僵僵”，形容老王站立的姿态非常僵硬，失去了活力。“镶嵌”，往往形容一件物品固定在某个位置。这里用来描写老王站在门框里的样子，一方面呼应了“直僵僵”的僵硬，一方面又召唤出下文所说的“高”和“瘦”，突出了老王久病不愈后身体的瘦弱。接着描写老王的脸色与眼色：“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面如死灰”，脸上失去了血色；两只眼都“结着一层翳”，眼睛失去了光泽。这样一个形象，让作者非常吃惊。不过作者写道：“说得可笑些，……”这怎么理解呢？“说得可笑些”这一句话是作者写作这篇文章时的表达，并不是要嘲笑老王久病不愈的瘦弱不堪，而是要突出老王临死之前病体的全无活力。接着具体描写老王的僵尸形象。“倒”这个动词用得好，形容老王身体非常轻，暗示了身体之瘦。而“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用假设的方法突出了老王身体的枯瘦、僵硬、易碎，总而言之，老王如一具僵尸，已经彻底失去了活人的形状，更不用说活力与神采了。

作者较为详细地记叙了接受老王鸡蛋和香油的过程。老王“直着脚往里走”，既照应了上文“直僵僵”的姿态，同时也写出了老王拼着力量走的决心。“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瓶子里装着香油，包裹里包着鸡蛋。大家想一想：老王病了好几个月，身体就像一具易碎的僵尸，完全没有力量；而且据下文交代，第二天老王就去世了。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而言，一瓶香油，一包鸡蛋，算不上多重的东西；而对于一个临死的病人而言，恐怕需要一份巨大的勇气，才能从居所走到作者的家里。两人的对话如下：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老王的回答仿佛答非所问。“我”问老王是不是给“我们吃”，但老王回答“我不吃”。这是老王神志不清答非所问，还是老王将“我不吃”憋在心里后的脱口而出，我们无法断定。作者“都给我们吃？”这一问句，问得很含糊，同时也很艺术。它没有明说是“送给我们吃”还是“卖给我们吃”，或者其他。如果问“送给我们吃？”，则不但之后给老王钱失去了理由，而且也许与作者的真实态度相违背，即作者不愿意无功接受老王的礼物。如果问“卖给我们吃？”，这样赤裸裸表明买卖关系，则不但有违作者和老王之间的熟识人情，而且也不是作者这样一位知识分子所认可的方式。因此，“给我们吃？”这一含糊的问句反而十分恰当，不伤双方的情感与尊严。老王的“我不吃”这三字同样耐人寻味。本来，一个久病的人往往需要吃些有营养的补品以恢复健康，鸡蛋是普通人们生活中最好的补品。老王为什么“不吃”鸡蛋？老王因身体久病而不能吃下鸡蛋？从老王说话的清晰程度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老王有其他营养品而不需吃鸡蛋？从老王“凑合”着过日子接着久病的情况来看，他不大有钱购买其他营养品。最大的可能是他不愿吃鸡蛋，留着送给作者夫妇。文章继续写道：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当作者转身进屋的时候，老王赶忙阻止，并说“我不是要钱”。从这里的记叙来看，作者并没有直接说要给老王钱，那老王为什么知道作者进屋去是拿钱呢？这不能看作是老王的故意提示，因为老王没有这么多的心计。这只可能是作者和老王两人之间习以为常的交往方式。之前老王送冰上来，或者老王送其他东西过来，作者转身进屋都是拿钱给老王。这就形成了一种行为定式和意识定势。作者的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也证明了这一点。作者继续写道：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这一段写作者送老王出门，看着他下楼梯离去的情景，以及作者害怕的心情。老王离去时的几个细节值得分析。“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拿着布”，用力比较轻；“攥着钱”，用力就比较重。“滞笨”，滞重笨拙；呼应上文的“直僵僵”一语。“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呼应上文“直着脚往里走”。这些描述，强调了老王僵硬的姿态与失去活力的状态。作者对此的心情比较复杂，既有“抱歉”，又有“害怕”，也许“害怕”更多。作者害怕什么呢？害怕老王一坐下来就会倒在家里。面对一个久病不愈形同僵尸的人，这是人们的正常反应，不能责怪作者无情。

三、结尾议论，含蓄复杂

文章结尾写道：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作者总觉得“心上不安”，于是自我剖析了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但作者否定了。老王给了作者香油和鸡蛋，但作者也给了老王钱，没有白受他的礼物。第二种原因是“侮辱”了老王，但作者也否定了。老王送香油和鸡蛋来，是当作礼物来赠送的，这不必怀疑。但老王接受作者给的钱，并无强烈反对，默认了作者所说的即使此时不给，捎也捎过去的说法。而且，老王第二天死时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是否就是用作者给的钱买的，文章虽没有明说，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因为老王本来就只能“凑合”着过日子，又连续生病好几个月，失去收入且吃药还要花钱。缺钱几乎是必然的，虽然无法断定老王有多少存款。“全新的白布”表明是新买的，钱从哪里来的？因此，尽管老王是来赠送香油和鸡蛋，但“我”给他钱绝对有必要。所以不能说作者给老王钱是对老王的“侮辱”。作者经过几年思考，终于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最后一句话带来了理解的困难。

“愧怍”不是一个常见的词语。“愧怍”，惭愧。怍，也是惭愧的意思。“愧”和“怍”两个词意思相同，组合成词后仍然是惭愧的意思。作者为什么用“愧怍”而不用“惭愧”呢？《孟子·离心（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的“愧怍”两字，开拓出超越个体而充塞于天地间的意义可能性。

对“幸运的人”而言，何为“幸运”？对“不幸者”而言，何为“不幸”？作者并没有去阐释这些抽象的问题。就整篇文章而言，“幸运的人”指的是作者自己，“不幸者”指的是老王。作者杨绛，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曾赴欧洲求学，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与著名才子钱钟书结为伉俪，育有一女，一家三口很温馨。新中国成立后有固定工作，有稳定收入；虽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基本生活还是能维持。称杨绛为幸运的人并不为过。老王，单干户，无稳定职业，收入微薄且不稳定，无家庭，无亲人，身体有残疾，居所破旧，死时凄凉。称老王为不幸者恰如其分。就作者与老王的交往过程来看，作者对老王不但没有过错，而且还可以说适当照顾了老王的生计。那么，所谓“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愧怍的本质特点是幸运的人明明知道不幸者的不幸，但却对不幸者无能为力。这在文章中有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作者不能解决老王的生活困难，不能改变他的生活处境。作者对老王又能做什么呢？她所能做的，只是与老王闲聊，不蔑视他，尊重他。对于他的劳动和礼物给予报酬，在钱财上不让老王吃亏。第二，作者很自觉地认可她与老王之间的巨大差异，不会主动去消除这种差异。作者与老王可以经常说闲话，但无法深入交流；作者对老王也许很熟悉，但不可能很亲密；作者对老王很尊重，但尊重也是一种区分。(https://www.daowen.com)

不过，杨绛的可贵之处在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并将这种认识提炼为一种普遍性的人类情感——“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四、干练叙述，淡化时代

杨绛的行文有两个特点，第一，干练叙述而不多加交代。《老王》有两处写及作者坐老王的三轮车：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

第一句是全文的开头，第二句出现在文章的第六段，看上去两者自相矛盾。作者常坐老王的三轮肯定是事实，不必怀疑。关键的是她为什么又“不敢乘三轮”。原来，这个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者的头发被剃成阴阳头。如果坐在三轮车上过街，恐怕会再一次受到伤害。

老王在死之前的一天送香油和鸡蛋给作者，为什么老王能够走来，缺少必要的交代。文章写道：

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老王久病不愈，只能找人传话，可见行走已经非常困难。突然有一天老王送香油和鸡蛋到作者家，而第二天老王就死了。这就很让人困惑。

第二，淡化历史巨变。

《老王》一文多处提及大的历史变革。老王在“北京解放后”成了单干户，“北京解放”是大事。“我们在干校”时，作者女儿给老王鱼肝油；“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成立“干校”，知识分子进“干校”，这是大事。“文化大革命”中，作者雇三轮车送丈夫上医院。“文化大革命”是大事。作者将时代大事只是作为背景，并不展开讲述。“幸运的人”的“幸运”和“不幸者”的“不幸”，往往在大时代的巨变中展现得最为充分。《老王》淡化历史巨变，保持了行文的集中紧凑，但也给读者理解“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的深意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原文阅读

老王

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琢磨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收录于部编版《语文》七年级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