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扬顿挫的魅力——鲁迅《藤野先生》语言赏析

《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12日，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是鲁迅散文中的名篇。对于《藤野先生》的文体，在中国和日本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认为是散文，而有些日本学者认为是小说。笔者也认为是散文。

一、 从“也”字说起：语言的讽刺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这个开头句突兀而陌生，因为“也”字的使用非常奇怪。“也”字往往表示并列关系，也可表示转折关系。不管哪种使用方法，常常需要前后两者同时存在。而“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却没有对比物，只出现了“东京”。“也”表示退让，表达的是揶揄、嘲讽的语气，但又比较委婉。而“无非”这一双重否定又非常突出“这样”的状态。“这样”引起下文，指代下文描写的状态。

东京这么大，怎么写？“这样”是哪样？鲁迅围绕中国留学生群体在东京的生活来写。鲁迅自己也是留学生一员，所写的“东京”就是“我”所见到的“这样”的东京。选择了两个场景：留学生在上野公园赏樱花和在留学生会馆跳舞。

“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上野公园是东京著名的公园，最著名的就是赏樱花。上野公园的樱花树高大，树枝繁茂伸展在空中，覆盖着宽阔的公园道路。烂漫的樱花，一眼望去，“像绯红的轻云”，颜色鲜红艳丽，姿态轻盈美观，如轻云在空中，确实美丽。自晚清以来去日本东京的中国官员和留学生，莫不喜欢观赏樱花。这种美景本是不分国别的。“确也”两字富有深意，“确”肯定上野公园樱花的美丽，照应了“东京”的“这样”。“也”呼应着“东京也无非这样”中的“也”，同时暗示了一种转折，一种对照：

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清国留学生”指中国留学生。鲁迅留学日本在1902至1909年之间，此时为清朝末年。“清国”指清朝中国。“速成班”相当于预科班，还没有正式进入大学分专业之前的预备班，主要学习日语。“富士山”是日本的高山和名山，也是日本的文化符号之一。采用比喻和夸张的方式，将高高耸起的制帽形容为“富士山”，突出了制帽高得奇怪的特点，从而表达了鲁迅的厌恶之情。还有另一种情形：“也有解散辫子，……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在鲁迅看来，这青年男性如此忸怩作态，丑不可看。“实在标致极了。”独立成句，“标致”用反语，讽刺了清国留学生在樱花烂漫中的丑态。将自然美景与清国留学生的丑态对比，美没有变得更美，但丑确实更丑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是中国留学生们的活动场所，门房里买书，洋房里坐坐，为鲁迅所喜欢，至少还可以接受。但晚上“咚咚咚地响得震天”一事陌生而且厌烦。“精通时事”，本意是褒扬熟悉而且能分析社会时事的人物，这里讽刺这类人物获知的只是“学跳舞”这种在鲁迅看来不入流的事情。

仙台学医时，日本干事等人怀疑鲁迅的期末成绩，给了鲁迅非常大的刺激。鲁迅接到匿名信，还被检查笔记。这封匿名信的第一句：“你改悔吧！”

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5页。

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大地上进行。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给日本天皇和俄国沙皇写了一封信，公开发表。1904年6月27日英国《泰晤士报》登载英文版，两个月后，日本《平民新闻》发表日译版。因此，这封信被日本民众所熟悉。托尔斯泰这封信引用了《圣经》的两句话作为题记。一句是：Bethink Youselves!出自《马太福音》中的约翰之口，中文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另一句是：This is your hour, and the power of darkness.出自《路加福音》，为耶稣所说的话，中文是：“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托尔斯泰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立场。匿名信用“你改悔吧”开头，把写匿名信的人置于正义的位置，而将鲁迅置于罪孽的位置。这事情因是流言，“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所以鲁迅将这封信称为“托尔斯泰式的信”就很有讽刺性。

《藤野先生》这篇文章看似是一篇怀念藤野先生的文字，但是因为所写内容与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挫败”体验紧密关联。因此他对周围不适的那些因素，采用反语、比喻、夸张等方式进行讽刺，成为《藤野先生》行文的一大特色。

二、 对话与声音

描写藤野先生，写了他的外貌、神态、行为和语言，写得最多的就是他的语言。鲁迅写出的是汉语，而留在鲁迅记忆深处的是藤野先生的日语。其间存在一个转换过程：将藤野先生的日语声音转换成鲁迅笔下的书面汉语。藤野先生的“抑扬顿挫”的声调贯穿始终全文，始终回响在鲁迅的记忆里。藤野先生的上课出场：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藤野先生的出场，很普通。“黑瘦”往往表示营养不良或者劳累过度。“八字须，戴着眼镜”，很有特征。此处没有写衣着，衣着是通过留级学生说出来的。鲁迅的叙事用了一个词语“模胡”：

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模胡”本意是不清晰，这里应当是很不正式的意思。男人穿西装、打领结，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向西方学习后的着装变化。旧外套，估计有点破旧，也许低廉，一直被疑心成小偷。衣着不讲究，生活简单清贫。但对藤野先生“顿挫的声调”，鲁迅一听之后，便过耳不忘。留学生到国外学习，最初阶段最难的事情是听课听不懂、笔记记不全。藤野先生主动找“我”了解情形：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句子结构简单完整，意思清清楚楚。也许是藤野先生照顾了外国留学生的日语听力水平才这么说的。当他得到鲁迅的肯定回答后，就说“拿来我看！”。这句话用叹号，不是表示命令，而是表示欣喜。藤野先生认真阅读“我”的笔记后，并进行解释：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藤野先生的解释合情合理，尊重了科学。解剖图不是美术，科学不是艺术。科学要尊重实物本来的原貌，求真是科学的本质。可见藤野先生教学的认真与严谨，解释清楚而有条理。他对“我”的解剖实习非常肯定：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藤野先生为“我”的成绩而高兴，也为“我”能够进行人体解剖而高兴。他关于中国人敬重鬼神的一番话，逻辑思路是：

中国人很敬重鬼，鲁迅是中国人，他很担心鲁迅不肯解剖尸体。

中国人很敬重鬼，鲁迅是中国人，肯解剖尸体，他总算放心。

“没有这回事”，指的是中国人因敬重鬼而不肯解剖尸体。假如真的出现“这回事”，藤野先生会怎么对待中国学生呢？估计他会在纠结中实践科学的精神。这一段话藤野先生用的是“极有抑扬的声调”，可见他听到鲁迅肯解剖尸体之后非常高兴。鲁迅准备弃医从文而离开仙台时，因藤野先生可惜的神情而用谎话安慰他。藤野先生说道：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这一句话很有日语味道，“怕”很委婉。汉语要表达这番意思，可能不会是这种结构。文章末尾，使得鲁迅良心发现的是他黑瘦的面貌，将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

鲁迅记叙他与藤野先生的交往，以对话为主展开，重点记叙藤野先生的语言。他的抑扬顿挫的声调一直回响在鲁迅的记忆里。

三、 议论与抒情

这是一篇记人叙事的文章，记叙是重点。但鲁迅文章的魅力不仅在于记叙的生动准确，三言两语就划出有个性、有灵魂的人物，而且在于他的议论与抒情，往往深刻而动情，含蓄而隽永。比如：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鲁迅到仙台读书，在仙台的报纸上曾有报道。确实诚如他自己所说，受到了优待。“物以稀为贵”的看法，避免了把自己抬高的嫌疑。鲁迅采用类比的手法来表达。北京的白菜和福建野生的芦荟，在当地都是普通的菜，“尊”“请进”“美其名曰”等词语准确地说明异地“为贵”的情形。

日本同学怀疑鲁迅的分数，并给以匿名信和加以无礼地检查讲义，这就不只是流言污蔑，更有人身搜索式的侮辱，对鲁迅刺激很大。但鲁迅对此事的叙述非常冷静，主要是把事情过程说清楚，并没有铺展开来，比如那日本学生会干事如何“运动”的，就不去提及。但鲁迅内心所受的创伤，却不能不有所表达：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这段话包含着弱国子民多少沉痛的屈辱！它的艺术魅力在于“被歧视者”为“歧视者”的歧视正名，因而非常荒诞，讽刺性特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弱国的子民是低能儿，这个逻辑在歧视者的眼里非常合理；“当然”一词加重了这种逻辑的合理性，仿佛天生应该就是这样；不如此则不合理，所以“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一门科目的考试成绩也在这个逻辑框架中。最后总结“也无怪他们疑惑”，将自己的遭遇纳入进来，要责怪的倒是自己考上六十分是个错误似的。

“幻灯片事件”接续着分数遭怀疑而来，虽然没有内在逻辑联系，但在鲁迅的精神上却造成了更大的打击。分数遭怀疑，只是鲁迅个人的事情；幻灯片的中国人，却是中国的许多国民。鲁迅对日本同学的“万岁！”欢呼声，“特别听得刺耳”。鲁迅对自己内心受伤的情形，却不再多写。只是遭遇种种事情后，他有了“弃医从文”的决定：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之所以“刺耳”，是因为作者痛感于殖民者的歧视、自己国民的麻木。中间插入一段从日本回国后的情形，看枪毙犯人的闲人几乎是同样的喝采。这让鲁迅十分沉痛，所以说“无法可想”，因为与鲁迅心中所想的完全不同。“但在那时那地”，即留学仙台的时候，他无法预测回国后的情形，所以决定弃医从文，这就是他说的“意见却变化了”。鲁迅弃医从文，是想用文艺来改造中国人不良的国民性，背后的思想基础主要是进化论思想。

鲁迅由衷地怀念藤野先生，称赞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老师，他的性格是“伟大的”。在鲁迅同时代的人中，这个评价非常高。其中原因，诚如鲁迅总结的：

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https://www.daowen.com)

就国家与学术而言，国家为“小”，学术为“大”，因为学术可以超越国界。所以，小而言之是“为中国”，落在国家身上。这与日本一般的以强国自居的殖民者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大而言之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来。鲁迅因为父亲死于中医之手，他一生不相信中医。鲁迅对藤野先生的这个总结很有高度，认为藤野先生跨越了国家的鸿沟，跨越了民族的鸿沟。这种博大的胸襟令在日本遭遇“挫败”的鲁迅另眼相待。藤野先生对“中国”、对“学术”那么崇敬，而对鲁迅个人又怎样呢？藤野对鲁迅：这位中国留学生的主动关心、对讲义的仔细订正、对画图的严格要求、对流言的坚决抵制、对鲁迅放弃学医的惋惜、最后赠予鲁迅相片以作纪念、留下“惜别”两字，其中核心因素是对清国留学生鲁迅在人格上的尊重，这是一种超越了国家与民族双重界限的人格尊重。

文章结尾：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正人君子”使用反语手法，显示鲁迅对此的厌恶与不屑。“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指鲁迅那些揭露和批评“正人君子”之流阴暗、恶劣、虚伪等的文章。“使我忽又良心发现”的，本身必然是良心的；使“我”“增加勇气”的，本身必然是很有力量的。鲁迅在东京求学遭遇挫败，在仙台求学遭遇挫败，回到东京后以文艺改造国民性遭遇挫败，他一直在挫败中寻找道路。这就是鲁迅的精神。他从发表《狂人日记》开始，以笔为枪，与现实黑暗战斗。这期间，就有藤野先生的鼓励，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激励他前行。

原文阅读

藤野先生

鲁 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收录于部编版《语文》八年级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