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

宋元时期的时文，是专供贡举和学校考试使用的一种特定的文体。时文在宋代屡经变化，最后定型为十个段落的体式，类似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最初，时文使用于贡举“三题”之一的“论”，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贡举改革后，扩大使用到经义。后来又推广到医学考试的脉义和假令论方义。于是经义和论、脉义、假令论方义等都开始使用这种特定的时文文体。

时文的文体，宋初使用骈文，仁宗嘉祐前流行险怪奇僻之体，从嘉祐开始推广古散文体。南宋前、中期，学者讲求文章的章法、句法等，评点之学兴起，散文写作技巧日趋严密，终于形成了一种近似明清时期八股文的新文体——十段文。

一、北宋的时文

八股文是糅合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而构成的“三合一”新文体。这种文体虽然正式确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但实际上早在宋代已形成了它的基本格式。

从宋太祖起，沿袭隋唐以来分科考试、选举人才的制度，并逐步创立了三年一试和三级考试（殿试、省试和乡试）、别头试、考卷实行糊名弥封、誊录、特奏名法等，使之不断完善。从仁宗起，正式建立太学，逐步取代了国子学；各类各级学校也大量兴建。神宗和徽宗时的两次兴学运动，基本建立了三舍考选制度。从此，朝廷的三级贡举考试和太学的三舍考选制度同时实行，互为补充，成为国家主要的取士途径。

宋初以后，时文的文体屡经变化。宋初沿袭晚唐五代的靡丽之风，流行四六骈体文，称为“时文”。真宗时，杨亿、刘筠提倡以“雄浑奥衍”的文字革除其弊，但堆砌典故，辞藻繁缛，依然华而不实，号为“西昆体”。仁宗天圣初（1023），欧阳修应举时，见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仁宗景祐初（1034）后，太学士人“各出新意，相胜为奇”。“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称“太学体”。庆历间（1041～1048），朝廷多次下诏“丁宁戒饬”，但收效甚微。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极力排抑“太学体”。欧阳修倡导不受对偶、声韵和典故约束的古散文体，树立了平易流畅的文风。神宗时期的贡举改革，士人考经义和论，又逐步形成了一种新体的时文。这种文体主张“推明义理之学，兼老、庄之说”。

嘉祐二年正月，苏轼参加省试，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第二段用“有一善”开头，紧接着对以第三段：“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以下又连用两行对句。过接几句散语后，再接连两行对句。三月，苏轼参加殿试，所撰《重巽以申命论》，文中用了许多字数多少不定的对句，而且出现了“官题”（考官出的题目）的痕迹。不过，苏轼并没有完全按照成格，而是自出机杼，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各篇大义的写法并不雷同。

宋神宗时期，对贡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熙宁四年（1071）起，进士科停考诗赋、帖经、墨义，改考经义，以便“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士人各治《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习《论语》、《孟子》。每次分四场考试，第一场考本经，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考论一首，第四场策三道。中书门下撰“大义式”颁行。经义程文每篇不得超过500字。同时，由王安石撰《字说》，王雱和吕惠卿、吕升卿等撰定《诗》、《书》、《周礼》义（即《三经新义》），刻板颁行全国，凡士子应试，“自一语以上，非《新经》不得用”。哲宗元祐间，禁引用《字说》，改设经义和诗赋两科，停试律义。

为了配合贡举改革，王安石特撰一些经学小论文，作为“经义式”即士子考试经义的答卷标准。《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载有王安石“经义式”，收录了《里仁为美》、《五十以学易》、《参也鲁》、《浴乎沂》、《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等六篇。其中最后两篇，均见于王安石的文集，改名《非礼之礼》和《勇惠》，正文个别文字也有所改动。以《非礼之礼》为例，该文第一段：“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紧接着就对一个第二段：“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然后又以“盖知向所谓义者，义之常，而汤、武之事……使汤、武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则岂所谓汤、武哉？”与下一段“盖知向之所谓礼者，礼之常，而孔子之事……使孔子蔽于制礼之文，而不达于制礼之意，则岂所谓孔子哉？”两两相对。而且不论破题、承题，照样使用对偶句式。

宋哲宗元祐间，张庭坚、马涓等四人擅名太学，号为“四俊”。张庭坚，字才叔，其经义程文尤为当代推崇。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时，收入张庭坚的两篇经义，一篇题为《自靖人自献于先王》，另一篇题为《惟几惟康其弼直》。明人（佚名）编《经义模范》一书，也收入他的《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等经义。尤其是《自靖》一篇，被后人视为经义的范文之一。《自靖》中，出现了明显的官题：“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然后转入原题：“盖于是时纣欲亡而未寤也……”《恭默思道》中，第一段写道：“静而虑者诚之至，感而通者诚之形。”以此作为破题，而且第一、二句为句法相同的对句。也出现了明显的官题：“‘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载于《说命》上篇。”然后转入原题。

从王安石、张庭坚的经义和苏轼的论，可以看出从仁宗到哲宗时期，还没有整齐严谨的八比，不强求对仗排偶，不完全禁止引证比喻，但已经出现了数量不等的比以及破题、承题、官题、原题等格式。这些格式是移植当时诗、赋破题等程式的结果。近体诗发展到唐代，日趋定型，在形式上要求句数和字数一定，某些句子必须对偶。应举诗中还出现了破题、颔比、颈比、腹比、后比、结尾等名目。北宋的论和经义不能不受到影响，逐步引入这些程式。嘉祐年间后，论开始用古散文体撰写；熙宁年间后，经义也加入这一行列。与此同时，论和经义又开始移植骈文的对偶句式，移植近体诗的破题、颔比等程式。三者逐渐结合一起，开始了一种新文体的形成过程。

二、南宋前期和中期的时文

南宋前期和中期，是指高宗到宁宗时期。这一时期的贡举考试制度与北宋末年有所不同：高宗建炎二年（1128），改用哲宗元祐之制，设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同时，略加改革，各以四场试士。诗赋进士，第一场考六经经义一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经义进士，第一场考《周易》、《诗经》、《尚书》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考《周礼》、《礼记》、《春秋》义三道，《孟子》义一道。这两类进士第三场各考论一首，篇幅限在500字以上。《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还规定了论和经义的体式：试卷出现以下各项中的任何一项，即义题答非所问，漏写或错写道数，论漏写题目，论少写50字，忘写“奉试”和“谨对”（义卷的首尾）、“论曰”和“谨论”（论卷的首尾），为“犯不考”式。论少写20字，或连用本朝人文集10句，即犯一“抹”，五抹便降为下等；少写10字，即犯一“点”，五点算为一抹。经义和论的试卷，开头一行写“奉”字；第二行写“试某经义”或“试某论”，列出试题；第三行经义写“对云”，论写“论曰”两字开头；全篇最后，经义写“谨对”，论写“谨论”两字结束。

这一时期时文的文体有较多的变化。高宗时，学者推崇苏（轼）文，极力仿效。孝宗时，出现了“乾（道）、淳（熙）体”，其代表人物是叶适、陈亮等。他们师法苏轼，才辩纵横，尤其发展了政论文体。光宗绍熙年间，改崇程颐和程颢，称为“洛学”。宁宗庆元四年（1198），已经出现了经义“全用套类”，即使用现成章法、格式的现象。

许多学者还进一步探索文章的章法、句法等，出现了评点之学，散文写作趋向规范化。其代表作为吕祖谦《古文关键》。该书《论作文法》篇，提出了写散文的原则和方法，比如认为一篇文字中，必须有几行整齐处，又有几行不整齐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又提出“常中有变，正中有奇”，“意思新、转处多则不缓，结前生后”，等等。该书收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等人的论、说、书、叙，逐篇从构局、造意进行条分缕析，使读者领会开合、波澜、抑扬、反复、转换、变化、起伏、缴收等手法。魏天应编选《论学绳尺》卷首《论诀•诸先辈论行文法》中，也收录了吕祖谦、陈亮等人的写“论”之法。吕、陈两人是从写散文体的角度，讲述做“论”的技巧。吕祖谦提出，论有各种体式，或者壮健，或者清快，不可一律看待。看论必须先看“主意”（中心思想），然后看过接处。作论要首尾相应，过接处要有血脉。论的片段或多，必须一开一合，方有收拾。又说：“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笔健而不粗，语新而不常。”这些话同样也见于《论作文法》。由此足证散文写作规范与论的定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亮认为作“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强调以思想内容为主，不必追求“诡异之体”和“险怪之体”。

这时，文章的章法和句法，与骈文的排偶、近体诗的格律，三者进一步结合，到宁宗时期终于形成了一种新的时文体式。这一体式在论方面，集中体现在《论学绳尺》一书中；在经义等方面，体现在《太医局诸科程文格》一书中。

《论学绳尺》卷首《诸先辈论行文法》，收录了南宋前期尤其是中期的许多文人关于撰写论的经验，其中有陈傅良、陈亮、戴溪、冯椅、欧阳起鸣、吴琮等人。

陈傅良等人认为，冒头（又称论头、冒子）是一篇时文的“纲领”。冒头中用语“最忌圭角，忌重滞”，“贵简劲明切、圆活警策，不吃力，不费辞，不迂”。冒头中第一个段落称破题。破题是冒头的“纲领”，概括全篇的大意。用一句、两句做破题最佳，其次用三句，再次用四句。破题所用字，都是“一篇之骨”，“无虚下者，后面亦须照应”。句法要严整，“有浑厚气象”。“论之去取，实系于破题。破题不佳，后虽有过人之文，有司（按指考官）亦不复看。”破题只能用题目上字，不能外求字代替；否则，难得合适，而且有妨下文的回顾。第二个段落是承题（接题）。承题要写得开阔，“欲养下文渐下，莫说尽为佳”，“欲抑先扬，欲扬先抑，最嫌直致、无委曲”。如果提掇得合适，“后面自不费力”，“这里差了，便一向费力”。第三个段落是小讲。小讲写时“最怕紧、怕繁絮”，最宜“径捷去得快”，但“不得苟简”；“又怕几句叠文字，每结句‘之、乎、者、也’。”要斟酌详略，照应前后，不可重复。如果是实事题，开头便要“入题”；前面和后面既已详述，入题处便用“省文法”；不详，则“入题处却不可略”。中间部分是官题，照抄考官所出考题。后面部分的第一个段落称原题。原题处于官题之后的“咽喉之地”，“推原题意之本原”。如果题下有气无力，则全篇的水平可想而知。具体写法有多种，“或设议论，或便说题目，或使比喻，或使故事”。总之，以有新意为贵。第二个段落称“讲题”。讲题又称“论腹”，用语“贵乎圆转”，在刚人讲的地方，“最要过度（渡）精密，与题下浑然”，使人读起来不感到这就是讲题。写到实事之处，要反复铺叙，又要时时“缴归题意，方得紧切”。讲题的内容以赡博为一贵。另一个段落是结尾。结尾是一篇论的“关锁之地”，尤其要“造语精密，遣文顺快”，精密则有“文外之意，使人读之而愈不穷”；顺快则见“才力不乏，使人读之而有余味”。

《太医局诸科程文格》共九卷，是宁宗嘉定五年（1212）判太医局何大任带领本局教官，搜集从前合格的程文，从中“拔颖取尤”，编辑而成。所有程文，依照徽宗“崇宁之制”，分为墨义、脉义、大义、论方、假令、运气共六类。其中脉义、大义、假令论方义都采用与“论”和经义相同的体式，仅答卷首尾写“对”和“谨对”，与论的答卷首尾写“论曰”和“谨论”稍异。脉义、大义和假令论方义的正文，分为破题、承题、小讲、官题、原题、讲题、原经、结尾等段落。

首先，各道脉义的破题都写四句，其中两句与另两句对偶。承题用“盖”字或“且”字开头，句数和句式可与破题相同，也可写三句。官题的格式都是“经曰……”，照抄题目，再写“其意若此”、“大意如此”或“厥理若是”。原题大都用“尝谓”、“且夫”或“原夫”两字开始，讲题大都用“今也”两字开始，原经都写明“经曰”或其他医学著作的名字，结尾大都用“以此推之”或“即此推之”四字开始。这些脉义的每篇字数，多者651字，少者440字。

其次，各道大义的破题大都写四句，四句中两句与两句对偶；少数只写两句，互为对偶。承题以“盖”字或“且”字开始，也用偶句。小讲、大讲都写成多段偶句。大讲很多以“今夫”两字开始。原经一般自己发问，如“何以证之”、“何则”等，然后据引多种医典和相关段落，只用散行。结尾常用“由是证之”、“即此观之”开始，一般写三、四句，少数写两句或五句，大都用散行，少数写成偶句。这些大义的每篇字数，多者有777字，少者358字。

再次，假令论方义的破题都用四句，其中两句与两句对偶。承题大都用“盖”字开头，少数用“夫”或“且”、“何则”开头，都写成偶句。小讲参用偶句和散行。官题以“伏承明问”或“今观前问”四字开始，然后照抄题目。原题常用“尝观”或“尝谓”开头，也有用“大哉……窃原”开头。讲题常有“今夫”开始，写成多段偶句。原经则引经据典，只写散行。结尾用“以此言之”、“由是推之”开始，也有用“噫”字或“吁”字开头的；句数较多，也有只写四、五句的；偶句或散行皆可。这些假令论方义的每篇字数，多者有1471字，少者866字。

文学家杨万里替士子们写了十篇论，编成《程试论》。这十篇论均按《贡举条式》规定，开头用“论曰”，最末用“谨论”。在官题处，没有死板地照抄题目，而是用题目的出处引出官题。如《汉文帝有圣贤之风论》，用“魏文帝曰：‘汉文帝有圣贤之风。’有才之主与有德之主，二者同日而论之，未可也。”又如《陆贽不负所学论》，用“陆宣公自谓‘不负于所学’，其果不负所学耶？”显得比较自然，没有太明显的痕迹。另一位文学家张孝祥，撰写了不少时文，明代人（佚名）所编《经义模范》一书，收录了他的五篇经义，如《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我心之忧日月逾迈》、《作归禾作嘉禾》等，均不见于《于湖居士文集》。《俾以形旁求于天下》一文，破题用“贤者之在天下，虽以德而不以形”两句。冒头最后用“盖示吾爱贤之诚意尔”一句作为缴结。紧接着是照抄官题，然后以“尝谓按图不可得骏马”进入原题。思想家陈亮也有四篇论，题为《谢安比王导》、《王珪确论如何》、《扬雄度越诸子》、《勉强行道大有功》。其写法几乎与杨万里如出一辙。如最后一篇，用“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一句破题，在冒头结束后，转入官题：“汉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强行道大有功。’可谓责难于君者矣。请试申之。”接着，又以“昔者……”进入原题。

大约从宋孝宗时开始，在考试六经时，考官想方设法出难题和怪题，摘取大旨相近的两段合为一题，称“关题”。或者摘取上下经文不相连的段落为一题，称为“断章”。如《尚书》义题，用“璇 玑玑玉衡，以齐七政”，关“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为题，实际这两段是判然两事，略不接近，根本不相关。如《周易》义题，用“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至此当断，但考官又摘取下文“君子以成德为行”一句，相连为题。实际“君子以成德为行”与下句“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相连。宁宗初年，为防止士子预猜试题，朝廷允许考官在六经本经内，摘出文意相似、不致牵强的两段，合为一题。允许考官任意选择合题或全题。嘉泰元年（1201）稍前，考官在命题时，往往因“显然浑成”的关题，“多已经用”，乃搜索新奇，用几段“意不相属，文不相类”而实际十分牵强的句子，当作“关题”。或者割裂上下文句，当作“断章”。所以，朝廷在该年一度加以禁绝。嘉定四年（1211），再次禁止命题断章。十五年，又一次禁止考官“强裂句读，出其所不拟，专务断章，试其所难通”，但允许出关题，而且要求考官“惟意所择，不必尽拘每举句之多寡、求其字之对类，惟务明纲领而识体要”。尽管考试增加了难度，有效地防止士子预猜试题，但士子为了应考，“惟务遣文，不顾经旨”，因此有些目光敏锐的官员也认识到这不是学者的过错，而是“有司实启之”。

三、南宋后期的时文

南宋后期指理宗和度宗时期，文体又出现了几次变化。理宗端平间（1234～1236），江万里习《周易》，“自成一家”，士子向慕，“文体几于中复”。淳祐四年（1244），徐霖以《尚书》学夺得省试状元，“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从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等“不复谈矣”。到度宗咸淳末年，江东李谨思、熊瑞等人“倡为变体，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之语，时人谓之‘换字文章’。”此种文体，延续到宋亡。

这一时期，为满足士人应举的需要，民间编印了大批程文的汇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即载有五种程文汇编：《指南赋笺》五五卷，《指南赋经》八卷，是书坊编纂的两部赋集，所选内容限于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以前。《指南论》一六卷（另本四六卷，分为前、后两集），所选内容限于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以前。《擢犀策》一九九卷，《擢象策》一六八卷，前书所选内容从哲宗元祐（1086 ～1093）到高宗绍兴初年（1131），后书所选内容则只限于高宗绍兴末年。陈振孙指出：“大抵科举场屋之文，每降愈下，后生亦不复识前辈之旧作，姑存之以观世变。”

此外，还有谢叔孙编《诗义断法》五卷，只列拟题。林駉编《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后集、续集各十卷，黄履翁编别集十卷。章如愚编《山堂考索》前集六六卷、后集六五卷、续集五六卷、别集二五卷。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九卷、后集八一卷，等等。当时乡塾陋儒，分类编纂，排比连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福建麻沙书坊刊本最多。这些书籍中以《古今源流至论》、《山堂考索》、《合璧事类》等最为精博，至今尚有较高的价值。

南宋末年，魏天应编选和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十卷，是一部指导时文之一“论”写作的专书。魏天应，号梅野，建安人，乡贡进士，曾受业于谢枋得。林子长，号笔峰，福建人，曾任京学教谕。此书收录宋室南渡以来省试中选的优秀的论，共356篇，每两篇立为一格，共178格，如以天立说格、顺题发明格、驳难本题格、体用贯题格、立说贯题格、题外生意格、就题发明格等。每篇程文先写清属于何格，再列题目和作者，然后说明本题的出处和立说大意、评语，有时还在正文后说明本篇与他篇的关系。正文一般都用“论曰”两字开头，最后用“谨论”两字结束。正文几乎逐句进行笺解，分析大意和前后呼应关系以及所属格式、句法等。根据各篇的笺解，可知这时论的格式，顺次为破题、接题（承题）、小讲、缴结、官题、原题、大讲（讲题）、余意、原经、结尾等十个段落。其中又以破题至缴结四个段落，总称冒头（冒题、冒子）。破题大都写三句或两句，有时也写四句，皆不用偶句。承题常用“夫”字或“盖”字开头，多者写十来句，少者写几句，一般不用偶句。小讲参用偶句和散行。冒头结束后，再写一次题目（官题），然后自己发问或提出下文的任务，如“孰能……”、“请得而绎其说”、“请申之”、“请因其意而申之”、“请申论之”等。官题后，都空一字，表示进人原题。不少程文的原题用“尝谓”、“愚尝求”、“尝试”、“尝读”、“尝因”、“尝考”等开头，参用偶句和散行。大讲则常用“今夫”、“今观”等开头，皆用偶句，各段偶句间或用散行过接。结尾大都用散行，少数用偶句。

值得注意的是，各论的逐句笺解中，使用了“股”、“脚”等字。如陈傅良撰《为治顾力行如何》题，正文有一段写道：

王恢严助之策未施，而邀功之隙未开。文成五利之技未售，

而神仙之好未盛。相如枚皋之赋未奏，而文章之习未胜。张汤

杜周桑弘羊孔仅之徒未并进，而赋敛刑法尚文景之旧也。笺解云：“以上数人皆言利之徒，见《食货志》。以上四股，皆是武帝后来事，只将数个‘未’字斡归初年意。末句长，方承得上三句起，此作文之法也。”这是将四行句式相同，命意的轻重、文字的长短（仅第四句较长，笺解也作了说明）、声调的缓急、助词和语气词的安排等均两两相对的一组散体长联，称为“四股”。再如朱有进撰《天职天功天情如何论》题，正文原题部分写道：

尝谓荀子之论天，其谓有形之天邪？其谓无形之天邪？

如谓其无形，则以何物为言职，以何事而言功？（笺解云：交

股反难天职天功。）

如谓其有形，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奚其情？（笺解云：交股

反难天情。）这里以“如谓”开始的一组排句，各称为“交股”。所谓交股，乃指交错对偶之法。《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一《诗律》记载“交股法”说：

王介甫诗云：“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盏疏。”惠洪谓

“多”字当作“亲”字，盖欲以少对密、疏对亲。江朝宗谓惠洪不晓

古人句格，此一联以密对疏、以少对多，正交股用之所谓对也

（《艺苑雌黄》）。以前一句诗的第四字与后一句的第七字相对，又以前一句诗的第七字与后一句的第四字相对，这种诗歌对仗中对应词参差为对的手法，称为“交股法”。

此外，王质撰《尧仁如天》题，高山撰《圣人成书成言》题，纬焯撰《邹鲁守经学》题，冯椅撰《周礼尽在鲁》题，郭拱朝撰《天道善胜如何论》题等，都有“三股”、“两股”、“一股”（必与另一股排偶）的用词。

这时还使用“脚”字，也代表对偶的一方。如林昌谦撰《书诗春秋出于史》题，正文中有一段如下：

《书》出于古史，圣人因而定之尔。《诗》出于国史，圣人因而

删之尔。《春秋》出于鲁史，圣人因而修之尔。圣人固尝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夫述而不作，则《书》定可也，《诗》删可也，《春

秋》修可也。笺解云：“总上三脚文，曰定，曰删，曰修，见得非夫子自作。”这是将一组互相对偶的排句之一称为一“脚”。从句子的长短看，与股的第一例并无差异。正文接着又写道：

析因夷隩，民安其业，常如唐虞之治。持盈守成，歌舞太平，

常如凫鹥之世。礼乐征伐，会盟朝聘，常如三代之盛时。则《书》

可无定也，《诗》可无删也，《春秋》可无修也。笺解云：“总上三脚，应前定、删、修三字。”又是将一组互相对偶的排句之一称为一“脚”。以上总共为六“脚”。此外，黄镛撰《汤文孔子闻知如何》题，李雷奋撰《上圣道德仁义如何》题，乔应旂撰《帝王文武德威如何》题，黄道深撰《郭林宗何如人》题等，其笺解中均用了“三脚”、“二脚”等词。

从以上“股”、“脚”的用法，完全看不出两者之间有多少区别，也与排句的长短了不相关。如果说用“脚”字的排句比用“股”字的要短一些，但陈傅良撰《为治顾力行如何》题中被称为“四股”的四个排句也并不长。所以，“股”和“脚”看来可以互相通用。这说明开始用“股”来表示排偶的一方（一段或一行）的时候，尚无严格规定，所以不时代之以“脚”字。这些称为“股”或“脚”的文字，虽属排偶，但不是骈文，不用四六，也不求押韵。

元人倪士毅在《作义要诀》序中说，宋代经义程文“其篇甚长，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接题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反接，亦有正说而不反说者），有小讲（小讲后，有引入题语，有小讲上段；上段毕，有过段，然后有下段），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原题有起语、应语、结语，然后有正段，或又有反段，次有缴结），有大讲（有上段，有过段，有下段），有余意（亦曰后讲），有原经，有结尾。”接着又说：“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表明南宋后期的时文，分为破题至结尾等十个段落，而且大多用对偶文句，篇幅较长。《作义要诀》还引述曹泾撰《宋季书义说》的许多内容。曹泾（1234～1315），号宏斋，歙县人。度宗咸淳四年（1268）登进士第，曾讲授于丞相马廷鸾家，其子马端临等皆承曹泾之学。《宋季书义说》记载，原题的写法是“其文当图，其体当似”。“慷慨之体，中间最不要露圭角，又不要成段对文”。“大抵是唤起之后，便应一应，结一结，然后正一段，反一段，又总缴结。此为正体，其反说者不必多，比正段宜减大半。”又记载余意“乃是本题主意外，尚有未尽之意，则于此发之。须是意新，又不背主意，仍于主意有情乃可。”原经的写作方法“须是说这个题目，其来历次第如何，或是谁人做底事，他这事是如何；或是谁人说底话，他这话是如何，要推寻来因究竟，下稍结煞。”开头多是引证，中间唤出出处，然后分析来龙去脉，最后加以小结。结尾的写作，“也要识体格”，不仅仅是“用事证题”而已。具体有多种格或定格，此处不一一列举。倪士毅在《论冒题》篇，引用有的人所说，破题是“一篇之纲领，至不可苟”，“句法以体面为贵，包括欲其尽”。如果题目句多，则融化而“不见其不足”；如果题目字少，则敷演而“不见其有余”。接题是承接破题之意，要全部见于两三句之中，“尤不可不用工也”。还认为冒头好像人的脸面，“着不得十分多肉”，“肉多则嫌有肥气，不雅观也”。

四、元代的时文

元代前期，尚未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直到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才正式开科取士。是年各地举行乡试，次年二月在礼部会试。此后，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五经。规定蒙古和色目人第一场试“经问”五道，汉人和南人第一场试“明经”、“经疑”二问，限300字以上；以及经义一道，限500字以上，不拘格律。题目均摘自《四书》，考生就题命意，依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解。《诗经》也以朱熹注为主，《周易》以程颐、朱熹说为主，《尚书》以蔡沈注为主，《春秋》允许用《三传》和胡安国传注，《礼记》用古代注疏（比如汉郑玄注）。

倪士毅撰《作义要诀》，专述撰写时文之一“义”的方法。倪士毅（1303～1348），徽州路休宁县人。他在该书《序》中说，宋朝写经义，有破题、接题、小讲等“次序”，而且“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虽然“今之经义，不拘格律”，但也应该分为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大段落。所以，该书的内容也按此顺序论述。冒题中还包括破题、接题等，原题中包括起语、应语、结语。讲题后，还有余意和考经（又称原经）两个段落，他认为“今日固不拘此”体式，但“遇可用处，亦宜用之，但不必拘泥”。每篇经义中的各个段落“接头”之处，要“转得全不费力”，而且要想出“新体”，不要老用“寻常套子”，使人“不见痕迹”。

另一位元人王充耘，撰有《书义矜式》六卷。王充耘，吉水路吉水州人，元顺宗元统二年（1334）以《书经》登第，授承务郎，同知永新州事。后弃官养母，著书授徒。《书义矜式》一书，是在《书经》每篇中摘取数题，撰出程文，作为标准，实际是一部提供士人参加贡举考试的经义程式之书。虽然在经旨方面没有什么发明，但作为一时的场屋之体堪称最工。如该书将《书经•虞书》，按《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等顺序，各列数题，题下便是正式程文。各篇程文的格式，按照破题、承题、小讲、缴结、官题、原题、大讲、余意、原经、结尾等十个段落顺序。破题可以用两句或四句对偶，也可以不用对偶。承题常用“盖”、“夫”等字开头。官题一般照录题目，用“云云”两字代替，再写“其旨如此”。紧接着是原题。有些原题开头用“或谓”、“尝谓”、“夫”、“昔者”等词。有些大讲开头则用“今夫”、“今焉”、“今也”等词，与原题的“昔者”、“尝谓”等对应。少数程文不录官题，就不写“云云”两字。这些程文基本具备了八比的格式，原题、大讲、余意、原经四个段落均各用两股互相排偶的文字，过接处则仍写成散行。

王充耘《书义矜式》，后代学者认为此书如同清代的“程墨”。另一元人陈悦道的《书义断法》，则被认为如同清代的“讲章”。《书义断法》共六卷，是当时“科场备用”的书籍。书中不全部照录经文，只摘录可以命题的段落，再逐句加以诠解，说明作此题的要点。

五、宋元时文的特点

从北宋开始，直到明代成化年间，经过整整五个世纪士大夫们的共同努力，时文终于走完了演变为八股文的历史过程。宋元时文虽然尚未长足成明清式的八股文，但可以肯定已经具备了八股文的基本格式。宋元时文的特点表现为：

第一，它是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三者结合的产物。在宋代，三者的结合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时文的文体屡经变化。直到仁宗嘉祐初年后，逐步流行古散文体。这种文体不受对偶、声韵和典故的约束，文句随自然而短长；同时，为了加强文章的气势和力量，又经常运用一些骈文的对偶句式。苏轼、王安石的论或经义，都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向。南宋前期和中期，主要崇尚苏文，并由叶适、陈亮等发展了政论文体。南宋中期，终于形成了一种专供考试使用的新文体。

第二，它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格式。首先是破题。苏轼所撰论和经义中，大部分破题没有用双行排比文字，但小部分已用偶句。王安石的经义《非礼之礼》题，以两个“古之人”排句为破题（见前）。张九成《横浦日新》，记载有人作《健而说》义，破题云：“君子有胜小人之道，而无胜小人之心。”清代学者钱大听认为，宋神宗熙宁中，以经义取士，虽改变了五、七言之体，而士大夫“习于排偶，文气虽疏畅，其两两相对，犹如故也”。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朱熹撰《学校贡举私议》，指出当时学校和科举所试经义“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同年，福建邵武军秋试进士，《春秋》义题的两份试卷，破题皆写四句，两两对偶。到南宋后期，破题不再准许使用偶句，而只能使用散语。《论学绳尺》所收356篇论的破题，没有一篇写成偶句，是最好的证明。其次是接题，最初没有使用散语或对句的规定。苏轼参加省试时所写《刑赏忠厚之至论》，接题即用“有一善”和“有一不善”一正一反两个排句。南宋后期，从《论学绳尺》的各篇考察，接题已不再写成对句。小讲一般也是如此。总之，整个冒头一般都改用散行了。至于官题、原题等段落，南宋中期，陈亮所撰《谢安比王导》等论，都已写出官题，证明官题已成为在小讲后必定的段落之一。进入原题以后，各个段落便必须排偶。如李雷奋撰《上圣道德仁义如何》论，原题起语用两个“尝求”偶句，笺解说“以上两脚是反证”。欧阳起鸣撰《太宗之美几成康》论，原题起语也用两个“史臣”偶句，笺解云“以本文治二股比并说”。诚然，原题排偶不一定从起语开始，到应语、结语才用偶句也是可以的。至于大讲、余意、原经使用长句排偶，则已成为定规。结尾仍然使用散行。总之，到南宋后期，时文实际上已形成一定的格律，即从破题到结尾十个段落。把十段文与明清的八股文比较，可见只是大同小异而已，所以十段文正是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元代依旧沿袭十段文的格式，只是冒头部分更多使用偶句，如破题大都写偶句，承题和小讲也参用偶句，又回复到了南宋后期以前的体式。

以下为十段文与八股文的对照表：

第三，它使用的范围前后有所变化。宋神宗熙宁四年以前，只使用于论，且字数每篇限500字以上。熙宁四年改革贡举制度后，时文使用的范围扩大到经义和医学的脉义、假令论方义、大义等。直到宋末，据不断修订的“贡举条式”，论仍限定为500字以上，经义的字数则不得超过500字。经义虽然限定了每篇的最高数字，但士子往往突破规定，所以出现了倪士毅所说的“冗长繁复”的现象。元代规定经义在500字以上，明经和经疑每道为300字以上，都没有限制最高数字。

第四，以本朝或前朝著名学者的经学著作作为时文的主要内容。神宗时，《三经新义》和《字说》成为学校的教科书和贡举的出题范围、答题标准。哲宗元祐二年（1087），因士子治经“专守一家，不识诸儒传记之说”，乃决定禁用《字说》和佛经，“以救文弊”。绍圣元年（1094），又解除《字说》之禁，专用经义试士。南宋前期，王学一度盛行，不久，准许通用古今诸儒议论，以及自出己意，而“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南宋后期，开始以朱熹《四书集注》以及《东、西铭》等作为时文的主要内容。元代更规定只据《四书》出题，限用朱熹《四书集注》等。

六、宋元时文演变的原因及其利弊

宋元时文屡经变化，直至定型为十段文，完全是适应贡举和学校考选的需要而产生的结果。

随着宋代人口的不断增多和应举范围的扩大，参加贡举的士人逐步增加。但是，录取的名额总是有限的。元祐三年，礼部试进士平均九个半人录取一人。宣和六年，礼部试进士平均近十二个半人录取一人。乡试的录取比例更低。国家虽对参加各州乡试的人数不作限制，只要符合规定，都可报名应试，但录取的人数甚少。

由于录取的名额有限，必然在考试程式上逐步增加了难度。十段文加上规定的排偶、字数限制等，写作时较为繁杂，稍有疏忽，便有被黜落的危险。宋代出现许多皓首穷经而终身布衣者，就与此有关。这是时文使用十段文体的原因之一。

诗和赋的考题可以杂出六经和诸子、历代史籍，所以极少重复。经义的题目则相反，士人专治一经，一经中可以命题的内容则是有限的。为了防止士人揣摸试题，增加考试难度，因而各地、各级考官想方设法扩大命题的范围。于是出现了断章、合题、关题等新的题式。这些题式，是与十段文同步形成的一对孪生子。这是时文使用十段文体的原因之二。

考官的学问和见解往往参差不齐，如果批阅试卷无一定的标准，录取或黜落的任意性必然十分严重。为了克服这种弊病，朝廷在“贡举条式”中规定了试卷“犯不考”式、“犯点抹”式等，又规定了论的最低字数和经义的最高字数，以及命题和答题的范围，但这显然还不够，因此又规定了十段文体，这样，使考官的判分标准有了一定的规范，减少了判分的随意性。这是时文使用十段文的原因之三。

时文的这种新文体早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便反映出它利弊参半。在熙宁四年贡举改革前，贡举考试的“三题”之一论，已经逐步采用一定的格式。从熙宁四年起，经义也参照这一格式。于是，一直到南宋末年，论和经义都逐渐演变为十段文体。与熙宁四年以前的帖经和墨义相比，采用经义和论，无疑是贡举考试方法的一次革新，应予肯定。顺便提及，有些学者认为熙宁经义开创了八股文，又有一些学者认为八股文与王安石贡举改革无关。笔者认为，以上事实证明这两种观点都不尽准确：从宋仁宗嘉祐初年采用“论”题，并改用古文撰写开始，就意味着迈上了向着十段文和八股文过渡的路程。熙宁四年改考帖经、墨义为经义，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十段文要求士人精通几部儒家经典，掌握一定的文史知识和基本文法，答题时不致漫无程式，所以，如果不是发生由别人代笔或预知试题等舞弊，足以测出士人学问的功底。对于考官，十段文在文章的款式和格调方面提供了一个更加客观的标准，判分难以随意上下其手。再者，朝廷指定了考试的范围，明确规定了答题的内容，使士子在准备考试时有一定的范围，不致漫无目标。贡举制度的发展本身要求评卷客观化和考题标准化，十段文初步达到了这个要求。

当然，十段文也带来一些弊病。主要是重章法而忽视士子的思想见解。在王安石以经义试士不久，这种弊病就开始显现出来。士子竞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对于古今人物、时世治乱兴衰的事迹茫然不知。士子只专一经，不通他经，不懂史学，不求新知，所以王安石晚年也发觉其过失。感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北宋末年，欧阳澈在《上皇帝第三书》中指出经义之弊，是“学者专守一经，而不该古今；务为黄、老之虚词，不究经史之实录。至于历世兴亡治乱，例以为祭终为刍狗、雨后之土龙，而略不经意。”有的士人撰“尧典”二字，洋洋十多万言，实在是“荒唐虚无，不务根本”。南宋末年，方回也说：“今之进士曰经义者，流弊已极，冗腐穿凿，不古也，不工也，甚者巧而已矣。”士子难以发挥自己的见解，程文往往空洞无物，废话连篇。这是十段文的弊病之一。

十段文一旦形成，不仅内容空虚，而且形式僵化死板，只能用于贡举考试和学校考试，除此以外毫无实用价值。官员的奏章、公文、书信、著作，不论记事或说理、抒情，都无法使用。相反，四六文体却得到了广泛应用，朝廷的制诰、官员的表启，“犹不免作对”，即使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称为“敏博之学”，又称“应用”。士大夫们正当“游场屋”参加科举考试，“即工时文”，等到金榜题名，即“舍时文”，改“工四六”；不懂得四六，便称不上文士。十段文成为一种考试文体，不切实用。这是十段文的弊病之二。

十段文到明清时发展为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搞成固定的模式，其弊病显得更加突出，毋怪乎顾炎武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这自然不是危言耸听。

（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瑞熙附语：宋、元的时文，除诗、赋、论、经义外，还包括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