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改革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由于他一生著述丰富，后人在作文赋诗时，总喜欢引用他的精辟的言论或脍炙人口的诗句。同时，近几年来，有一些学者喜欢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王安石评论的语句，但常常忽视经典作家的原意，甚至不去仔细查对，以致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比较典型的是《解放日报》1985年8月29日第4版刊载的杂文《杂谈＜古已有之＞》，该文在引用王安石的“三不足”说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时，指出王安石“被马克思称之为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第一、马克思从来没有评论过王安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都找不到王安石的名字。因此，说马克思称王安石为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是张冠李戴。

第二、真正评论过王安石的是列宁，不过列宁对王安石也没有冠之以“最伟大”三字。列宁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注中说：“普列汉诺夫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遂），并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性是一目了然的。……”（《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注）从列宁的这段注文，结合正文，可以知道，普列汉诺夫提出王安石曾经推行过土地国有的措施，后来遭到失败，因而警告俄国不要走王安石的老路。列宁严厉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指出农民的土地全民所有制的思想固然含有许多反动空想的成分，但是不能否定整个农民运动的一般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很清楚，列宁以为王安石确曾实行过土地国有的措施，因此肯定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其实，在宋神宗时期，在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新法如青苗、免役、保甲、市易等法中，都没有涉及到土地制度问题，更没有实行过土地国有之法。

宋神宗熙宁三年（1170）和熙宁四年，王安石和宋神宗曾有两次谈及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第一次，王安石和宋神宗从光禄寺丞、崇文院校书范育的《复田役书》谈起，宋神宗问道：“范育如何？”王安石答道：“育言地制事，亦不全为迂阔。”又说：“臣见程颢云须限民田，令如古井田。”宋神宗说：“如此即致乱之道。”王安石进一步讲“王莽名田为王田事。”神宗说：“但设法以利害殴（驱）民，使知所趋避则可，若夺人已有之田为制限，则不可。”王安石答道：“今朝廷治农事未有法，又非古备建农官、大防圩垾之类，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兼并有力之人而后全具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民？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癸丑）从君臣间的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赞成由封建国家来剥夺兼并有力之人即地主富豪的田产而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认为贫苦农民的经济生活要靠地主富豪周济才能“全具”。王安石更明确提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这样去做，即使这样去做了，对国家也没有好处。

第二次，王安石和宋神宗讨论唐代的租庸调法，他们都认为这是“善”法。王安石说：“此法近于井田。后世立事，粗得先王遗意，则无不善。今亦无不可为者，顾难以速成尔！”神宗问其原因，王安石答道：“今百姓占田，或连阡陌，顾不可夺之，使如租庸调法，授田有限。然世主诚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谓害者制法，而加于兼并之人，则人自不敢保过限之田；以其所谓利者制法，而加于力耕之人，则人自劝于耕，而授田不敢过限。然此须渐乃能成法。”（同上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癸巳）王安石充分肯定唐代的租庸调法，认为此法接近于古代的井田制度。但是，他又认为现时没有条件实行该法，原因是现时有的百姓占田接连阡陌，国家又不能剥夺他们，所以贤明的君主如果能够洞悉天下的利害，就从兼并之家危害国家方面来制订法律，使之不敢占据超过限额的田产；从农民有利国家方面来制订法律，则农民乐意耕作，同时授（受）田也不敢超过限额。不过，王安石提出，如果要实行该法，就不能“速成”，而只能逐步进行。不难看出，王安石甚至连唐代的租庸调法也认为不可能在当时实行，更不用说去实行古代的井田制度了。他认为最多由国家立法，对地主富豪的占田数量加以限制，对农民耕种的土地数量也加以限制，而且主张缓慢地实行。在这里，王安石并没有提出过土地国有的主张。

因此，必须指出，王安石在土地问题上根本没有提出过土地收归国有的主张，也没有推行过土地国有的新法。列宁虽然根据普列汉诺夫所说王安石曾经实行过土地国有法并遭到失败，而提出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论断，但历史事实证明，王安石与土地国有法了不相关，因此列宁关于王安石的论断也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指示，应该本着马克思主义的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的基本原则。如果仅仅因为列宁说过王安石是改革家，而不管历史事实如何，便断定王安石是改革家，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如果历史事实足以证明王安石确实是改革家，那么引用或者不引用列宁对于王安石的上述评论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关键在于王安石本来就是改革家，而列宁对于王安石评论的根据原是不正确的。

（载《光明日报》1986年2月19日第3版《史学》第408期，又载《新华文摘》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