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至十三世纪湖南地区的经济开发

十世纪以前的湖南，是长江流域开发较早，但发展十分迟缓的地区。从十世纪开始，湖南经济迅速发展。根据自然地理和历史发展水平，全区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地理区：湘北区，含有南宋末年常德、沣、岳一府二州，在自然地理上包括洞庭湖沿岸及沅、沣二水的下游，面积约38000平方公里；湘中区，含有南宋末年宝庆、潭、衡、武冈、茶陵一府二州二军，在自然地理上包括资水流域和湘水中下游，面积82200平方公里；湘南区，含南宋末年郴、永、道、桂阳三州一军，在自然地理上包括湘江上游，面积约48000平方公里；湘西区，含南宋末年辰、沅、靖三州，在自然地理上包括沅水中游、沣水上游，面积约47000平方公里。

一、湘北区

本区分为常德亚区（含南宋末常德府、沣州）和岳州亚区（含南宋末岳州）。

（一）常德亚区是十世纪初湖南开发较好的区域。人口的增殖，是地区开发的重要条件。宋太宗太平兴国间，本亚区有27637户。到神宗元丰间，有99839户。徽宗崇宁初，增至近140000户。南宋户口数失载，但据《元史•地理志》，至元二十七年（1290）所载，总数达410000户。至元二十七年上距南宋灭亡14年，因此这一数字也能部分地说明南宋后期本亚区户口的增长情况。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洞庭湖周围平原的农垦区逐渐扩大了规模。神宗元丰六年（1083），“令鼎、沣等州开沟恤、置斗门，以便民田。”徽宗崇宁间，又“迁仓部员外郎沈延嗣提举开修青草直河”。这时，“洞庭湖地已多占为民田，若今围垸之类”。地主豪强“侵占湖沼淤地，筑垸围田，广袤百里”，“比比皆是”。农田的开垦，使这一带成为主要产米区之一。南宋初，本亚区的生产遭到空前的破坏，“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溃兵孔彦舟部屠杀武陵县城居民，使“民死十八九，余悉黥为兵”。嗣后，经过50多年的恢复，到孝宗淳熙间，沣水下游“垦田稍多”。沅水下游“人民生齿，安居乐业，繁夥熙熙。至如龙阳县上、下沚江乡村，民户无虑万家，比屋连帘，桑麻蔽野，稼穑连云，丁黄数十万”。所产粮食大量外销，“自湖南至于鼎、沣，苟非歉岁，则商贾兴贩，舻舳如云”。知南康军朱熹曾在《与漕司画一札子》中说：“闻得赣、吉诸州及湖北鼎、沣诸州皆熟，得湖南詹宪书云：‘湖北米船填街塞巷，增价招邀，气象甚可喜。’”

本亚区的低山丘陵地带，唐中叶后，因茶树的广泛种植得到较好的利用。入宋后，茶叶品种增多，产量扩大。南宋绍兴末、乾道初，茶的课额达141680斤。茶树的种植，使不适宜栽培水稻的地区获得了较高的土地利用价值。

本亚区的重要城镇，有沣州治所沣阳县城和常德府治所武陵县城。在十世纪前后，它们交替盛衰。唐代柳宗元曾说：“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沣”。十世纪后，沣州的地位逐渐为同样具有水运之利，但比其更居整个地区之中的朗州即常德所替代。五代后周时，朗州设置大都督府，一度成为高一级的行政中心。宋徽宗政和间、高宗绍兴间，湖北路提刑司和提举司分别由沣州和荆南迁治本城。时人魏了翁说：“荆湖十有五州，常德实称于重镇”。

常德还是十世纪后造船业较为发达的内河港市。五代时，马希萼为夺王位，短期内在此造战舰700艘，谋攻长沙。宋真宗天禧末，全国每年造漕船近3000艘，其中常德为240艘。南宋初，杨么起义军伐木造船，所造船种类多，载重量大，技术先进，后为各地仿造。

（二）岳州亚区与常德亚区相比，经济开发的基础和发展速度相对要低。宋太宗太平兴国间，本亚区有14595户。此后，人口增长速度大于常德亚区，到元丰间，已达96684户，与常德亚区相近。元丰后，岳州户口增长速度减慢。到至元二十七年，有137508户，每平方公里的户数比常德亚区要少得多。

本亚区户口密度偏低的原因有二，一是本亚区沿江湖平原，无法解决防涝抗旱问题，未能达到较好利用土地的根本目的。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记载：“君山，在洞庭湖中。……夏秋水涨，皆巨浸，不可以陆行往。近年冬深水落，渡江肩舁以行”。本亚区西北的华容县，因荆江南岸“堤防数坏”，洪流南凌，“寂无民居”。甚至县西“有田数千百顷，皆腴田也，而夏燥秋潦，民弃不耕”。至仁宗时，曾有县令迁移县治，筑堤置闸，“常为丰岁”，终因该地当荆江洪水南泄之道，获益不多。“夏秋霖潦，秋水时至，建宁南堤（即今调弦口）决，即被水患。中民之产不过五十缗。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谓之潭户，其常产即湖地也”。县城附近的堤防，“仅可障官署，堤之外皆弃之鱼鳖”。

本亚区东北部是宋太宗淳化后始设的临湘县，县城西北濒临长江，因境内缺乏坚固的堤防和耐用的排灌设施，常遭灾害的袭击。南宋绍兴三年和四年大水，五年和六年接着大旱，嘉泰二年、三年和嘉定十五年、十六年又大旱。乾道间，王炎任职该地，见到近江地区“下半乡边近江湖，被水浸荡，或弥望绝粒不收，贫民现已艰食”。洞庭湖东岸州城附近形势也不太好。“荆江日漱而南，湘江日漱而东”，江岸旧在“郡城西数百步，屡年湖水漱啮，今去城数十步即江岸。父老相传：今江心，旧阛阓也。濒江沙碛地，尚有税稍甚重云，云祖来宅税，今不曾除改。北津旧去城角数百步，今逼近石嘴。”直到仁宗庆历六年（1046），滕宗谅谪守岳州，始筑堤于县西。堤长千尺，高三十尺。从此，“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岳）州者，近而且无患。”可惜这样的堤防对于整个岳州亚区来说，毕竟太少了。

二是本亚区的丘陵、山地开发程度的高低相差悬殊。东南部平江、巴陵二县，自唐代起就是遐迩闻名的产茶区。到绍兴末、乾道初，岳州岁课茶达500000斤，占全湖南产茶额的百分之二十八，次于潭州，为第二大产茶区。此外，这里还是唐代小有名气的麻产地和制瓷业中心。与之相反，东北部临湘县属的丘陵和山地，到南宋时还十分落后，“上半乡依傍山林，今岁虽云成熟，然土广人稀，开垦未遍，仅能自足。”更不用说地处偏僻的龙窖山一带了。

值得注意的是，岳州的生产虽不甚发达，但商业却相当繁盛。熙宁十年，在城税务商税额达25684贯，居湖南各税务的第二位。此外，其周围还散布着不少商业城镇，如临湘县治及公田镇等。

二、湘中区

本区分为潭州亚区（含南宋末年潭、衡二州及茶陵军）和宝庆亚区（含南宋末年宝庆府、武冈军）。

（一）潭州亚区居湘水中游，历来是全湖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中心。十世纪前后，湖南地区不时发生战争，使得安史乱后形成的“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的人口迁徙高潮趋于平缓。在此情况下，本亚区的人口增殖速度减慢。宋太宗太平兴国间，本亚区有67400户。到神宗元丰间，迅速增至537000多户，徽宗崇宁元年（1102），为608000户。下及至元二十七年，更高达近800000户，每平方公里平均有十五点零五户，跃居全湖南之首。

在行政区划方面，宋代在远离湘、资二水干流的丘陵区内及其边缘设置安化、善化等4县。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出现，既是区域开发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又是区域行政管理的必需。

十世纪后，本亚区的农业发展较快。五代马氏曾于潭州东20里，“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而衡山一带因人多地少，农民不顾官府的禁令，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僧人元泰作谣：“由道今年种不多，明年阔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

南宋初，潭州在金军“焚荡之后，孔彦舟、马友、李宏相继长据，残破尤甚”。衡州也经孔彦舟屯兵50余日，杀戮净尽，“城外三四十里间尚无耕种之民”。但因基础较好，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并超过以前的水平。自绍兴五年大旱后，潭州连续丰稔了38年，“斗米二三钱，县县人烟密，村村景物妍”。衡州属县茶陵，有耕地5000顷，几“无遗莱旷土可寻”。耕地的扩大，使粮食产量猛增。孝宗乾道间，潭州岁输租米300000斛馈荆鄂、襄阳诸军。隆兴初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浙、江东因灾歉收，朝廷允许米商从丰稔的潭、衡州贩米前往灾区。

除盛产稻米外，茶叶是本亚区的主要经济作物。孝宗乾道初，潭州年产茶叶1030000斤，虽较前锐减，但仍不失为全国产茶额超过1000000斤的7个府、州之一。

十世纪后，本亚区还是湖南的手工业、商业和城镇最发达区。（1）纺织业方面。当地原主要种植大麻，生产麻布，唐元和后，种桑养蚕逐渐增多，巢丝织布技术也有改进。十世纪后，本亚区丝织业发展迅猛。五代马殷采纳官员高郁的建议，以帛代钱输税，藉此刺激养蚕和丝织的发展。果然，这个政策颇有成效，“未几，民间机杼大盛”。楚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物品中就有许多丝织品：绢、土绫、白罗、锦绮、茜绯等，数量十分可观。宋初沿袭楚国赋敛之法，潭州计屋纳绢，称“屋税”。宋人记载当地的景象为“男力菑畲女课桑，陇上黄云机上雪。”

（2）矿冶业方面。五代楚国自铸铅钱，以十当铜钱一；铅钱行于长沙城内，铜钱行于长沙城外。长沙北铜官渚为楚国铸钱处。北宋时，本亚区矿冶业进入兴盛阶段。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起，陆续设置常宁县上、下糟场、茭源场、醒衡坑，浏阳县焦溪场、永兴场，衡山县黄场。其中永兴场为大型综合型矿场，产铜和铁、银、铅、矾等，与信州铅山场、韶州岑水场号称天下“三大场”。此外，尚有许多由私人承包税额而开采的小矿。神宗元丰元年1078），本亚区课银2913两、铜1082600斤、铅123921斤。在此基础上，神宗时曾在衡阳县设熙宁监，年铸钱200000贯，为国家铸币中心之一。南宋初，本亚区矿冶业呈现萎缩趋势。孝宗乾道初，铜年产仅3414斤、铁64480斤、铅1716543斤、锡4531斤。

（3）制瓷业方面。唐后期以首创“釉下彩”新工艺而独步一时的潭州铜官窑，进入十世纪后，在生产规模、花色品种、制瓷技术等方面比前大为逊色，约至北宋中期停产。北宋的其他瓷窑，近年在益阳、湘阴、衡阳、衡山等地均发现了遗址。

（4）造船业方面。宋真宗天禧末年，潭州每年造船280艘。造船点初设于潭州城内，后又分设于茶陵县。

除以上四大项外，其他小手工业也堪称发达。湘潭县昌山“居者千室，寻常于竹取给焉。或捣为纸，或售其骨，或作簟，或造鞋，其品不一，而不留意“耕稼”。长沙县多墨工，“唯胡氏（景纯）墨‘千金獭髓’者最著。州之大街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长沙工匠善造铜器和茶具，史称：“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山铜户数百余家”。“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甚至连皇室“内院”的工匠也不会制作。醴陵县工匠也善造方响（乐器），铁工之家“比屋琅然”。

本亚区是湖南城镇最为密集区。潭州则是本亚区最大的城市，也是湖南最大的城市。五代时，潭州一度“焚烧殆尽”。北宋初得到恢复，“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民俗殷富”，“千雉垣叠，万井喧阗”。神宗熙宁十年（1077），潭州城商税额达33939贯，为全湖南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

除州、县治城外，本亚区的市镇数量及繁荣程度也居全湖南之最。据《元丰九域志》载，神宗熙宁间本亚区有镇12个。著名的镇市有长沙县桥口镇、浏阳县永兴镇、湘潭县储州市、衡山县岳市、茶陵县船场镇。储州市在孝宗淳熙间年酒课高达200000贯，而同期潭州城酒课仅80000贯，可以想见储州市商业的繁盛。

（二）宝庆（即邵州）亚区居资水上、中游，开发较晚。宋太宗太平兴国间，仅有10000多户；神宗元丰、徽宗崇宁间，持续在100000户上下。降至元至元二十七年，已有近150000户。户口的增长，有相当部分是当地少数族居民汉化入籍的结果。北宋初，益阳以南，湘乡以北，宁乡以西，邵阳以东山区为“梅川蛮”居地。武冈一带为“武冈蛮”及“诚、徽蛮”聚居地。经过宋朝的“招谕”和“开拓”，不少“蛮族”“内附”。如神宗熙宁五年（1072），经章惇等人的“招纳”，“梅山蛮”中14809户、19089丁归附。同时，也是外地居民移入的结果。据清道光《宝庆府志》记载，五代和两宋时，移入本亚区者分别有4族、24族、21族，共计49族。其中除迁入邵阳县的2族来自今江苏外，余皆江西人。又载，在章惇开拓梅山时，“民皆逃奔宁、邵等县，而峒瑶拒险，多被屠戮，其投诚者又或随部分编伍而去。其后流亡渐复，而新著籍者强半江右吉安人。故今考民间谱牒，其世次犹可见，而土产反寥寥云”。

本亚区境内汉、“蛮”错居，经济开发水平一直较低。熙宁前，梅山“蛮”“水耕火种，摘山射猎，不能自通于中华”。熙宁“开边”时，官府在梅山“蛮”地“给牛贷种使开垦，植桑种稻输缗钱”。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推广到这一带。熙宁后，武冈“蛮”还很少汉化，屡次“扰边，侵占省地”。光宗时，汪义和知武冈军，他“博访官僚，周知利害，财计日益充衍”，“溪洞八百余团，结以恩信”。

本亚区产金、银、朱砂等。宋仁宗嘉祐间，朝廷下令邵州置冶采金。湖南宽恤使者朱寿昌提出，邵州“近蛮，金冶若大发，蛮必争，自此边境恐多事，且废良田数百顷，非敦本抑末之道也”。随即下诏停罢。尽管如此，当地的银产量仍颇可观。孝宗时，采纳知邵州蔡必胜的建议，将邵州每年解给总领所的80000贯，改为白银。南宋末年，武冈军每遇大礼，“例进奉银二千二百十一两”。此时虽无官置银冶的记载，但由上引材料显示，地方官府税收中银的比重较大，私人开采活动还是比较兴盛的。

三、湘南区

从宋太宗太平兴国间到徽宗崇宁间的120多年，本区的户口无论基数或增长速度，都与湘北区接近。但自崇宁后到元至元二十七年，增长速度则低于湘北区，仅有260000户。

在行政区划方面，从唐代开始，本区的建县密度，一直属全湖南之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和军事因素，但大部分事例以前者为主。如北宋设东安县及南宋在深山地区分置资兴、桂东等县，其建立的原因都包含着以上的内容。

本区宋代开发效果较好的，是包括郴州、桂阳监的东半部，而开发本身多得益于外地居民特别是江西人的入居。据民国《嘉禾县图志》和民国《汝城县志》统计，五代始迁入嘉禾、汝城二县的江西人仅一族，北宋21族，南宋19族。这些掌握着较高生产技术的人口进入，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以嘉禾县为例，北宋中期的移民李文显“力田启宇，开垦山场，占业丰饶”。彭才聪迁入嘉禾，“务农，治生产，以立村基”。南宋末年大批江西移民迁入嘉禾，邓七千郎和邓五一郎等，“皆农家者流，高山荒作，火耕水耨，备极民生之勤”。刘通甫在蓝岭山麓开垦，“盛时可六七十家”。

本区的西部永、道二州开发程度比东部低。宋太宗时设置的永州东安县，到神宗元丰间仍是“鄙夷小邑”，“户不满千室，大半栖崖谷间，以故无吏事，夷人不知为学”。因此，这些地区不仅未能较多地吸引外来人口，反而出现本地人口外流现象。据载，神宗熙宁间，永、道二州的农民就有迁往沅州佃种的。

本区宋代的开发程度，以从事开发者的情况，可分三个层次：一是外地移民。他们的土地使用率较高，经济效益也好。在他们的居住地，如郴州郴县一带，已经做到了“不分涓滴溉田畴”和“野无旷土”的水平。二是土著汉民。由于落后习俗的影响，他们的生产方式还很落后。孝宗淳熙间，桂阳军的土著农民“祭事谨洁，至不敢粪瓜菜。……然拙而惰，农耕器绝苦窳，犁刀入土才三四寸，终岁置田勿问。及春耨，去陈草，曾不待破块，辄下种”。粮食亩产量仅一石。三是土著瑶民。《宋史•蛮夷一》载：“蛮瑶者，居山谷间”，“不事赋役”。“蛮瑶”经济生活以种粟、黍、豆、麻等旱作物和狩猎为主。仁宗庆历后，当地瑶民与汉人常有摩擦，宋朝为保障地方安定，出下策下令禁止汉、瑶交往。孝宗隆兴间，又发布封山之禁。这些禁令阻碍了瑶、汉人民的来往和先进技术的传播。

与十世纪前相比，总的来说，本区的进步还是显著的。标志之一是粮食生产的激增。宋仁宗皇祐间，侬智高反，运全、永、道三州米以饷广西。神宗元丰初，桂州增屯兵马，拨全、永等州粮200000斛给桂州。高宗绍兴末，鄂州兵岁用450000余石粮，于全、永、郴、邵、道等州“科拨”。除政府大量征集粮食外，外地商人也纷纷前来收购余粮。标志之二是矿冶业的兴盛。本区的矿产品，尤以银为大宗。五代时，马楚在郴州采矿立炉，煎铅取银，首编烹丁，税利至厚。马楚一次向后汉进献银15000两、银食器68件、真珠花银果子共1000两，超过了唐宣宗时全国每年15000两的银课额。平阳县自马氏税民丁身钱，每年纳银28000两。北宋时，本区银治业进一步发展。据《宋会要》食货三三和《元丰九域志》记载，从北宋初起，本区陆续设置郴县新塘场，桂阳县延寿、流江等4坑，平阳县大凑山等11坑，道州宁远县上下槽银场，永州鲁家源银场等。神宗元丰间本区银课额年4000多两。南宋时银冶兴少废多，孝宗淳熙间桂阳军岁贡银29000两，理宗绍定间降至2000两。宋人赋诗道：桂阳军“官中逐月催租税，不征谷粟只征银。”

本区多共生矿，锡、铅、铁、水银、朱砂等矿种也较丰富。神宗元丰间本区课锡岁近250000斤，占全国产量的9．3％；课铅80000多斤。南宋时矿冶多停废，乾道间仅岁课锡7326斤，但仍占全国产量的36％。元丰间锡主要产在道州江华县黄富场和郴州桂阳县雷溪坑。乾道间锡主要产在平阳、临武、宜章三县。

南宋中期后，本区坑冶多关闭，矿业衰退，坑冶户不断要求重新开采，但历任郴州知州如赵彦棪、罗克开等皆加以阻挠，至理宗景定间几乎全被禁闭。永兴县人邓雷玉等申请在方圆百里的葛藤坪开矿，被拒绝后，私自集合200余人重开绍兴时停废的兴宁县浦溪、东思洛、黄岭、白石等坑，知郴州王棣奏申朝廷请予禁停。此后，矿业基本停废。

四、湘西区

唐末至五代，本区“土酋”首领的势力日渐扩大。除辰州外，原由唐朝直接管辖的溪、锦等4州变为羁縻之区。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马楚击败溪州“土酋”彭氏，于翌年改命大将刘勍为锦州刺史。但不久，刺史一职仍落入“土酋”之手。北宋初，本区分布着三大“蛮族”居住区。

（一）北江“蛮”区。在酉、沣水间。《宋史•蛮夷一、二》载：“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等州，共20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统辖其他19州，称之为“誓下”。本地的酋领主要有彭、向、田、覃、张诸姓。神宗熙宁间，北江“蛮”首领大都以土地归隶朝廷。宋朝以其地隶于辰州，置寨戍，征租赋。但元丰后，彭仕诚复为都誓主，私设保静、谓、吉等州，而以其子弟为长。从此，本区重为羁縻之地。

（二）南江“蛮”区。在沅、武水间。据《宋史•蛮夷一、二》，本区有16州，仅富、峡、叙州各有1000户，其余不满100户。酋领主要有舒、向、田3姓。熙宁中，种、向二族相继降附，唯独居于最西的田元猛“颇桀骛难制”。章惇“进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州新城为治所”。田氏虽纳土，仍世为溪峒土官。钦宗靖康后，卢溪县因无兵守御，迁县治于沅陵县的江口，“蛮酋”田仕罗等“遂雄据其地”。而其东的舒、向2族自熙宁后渐濡汉习，入籍为“王民”。理宗宝祐间，黔阳县的这2姓曾各出进士一人。

（三）诚、徽“蛮”区。在旧叙州地。其豪酋姓杨。五代时，杨再思自署为诚州刺史，以其族姓分掌州、峒，号“十峒首领”，雄踞一方。熙宁间，杨光富率其族姓23峒归附，随后诚州刺史杨光僭亦降。元丰间，以徽州置莳竹县，隶邵州；又置渠阳县。元祐间，改诚州为渠阳军。会“蛮酋”杨晟台起兵，朝廷以其地予之。不久以渠阳军为诚州，命杨光僭两子同知州事。徽宗崇宁初复议开边，诚州杨晟臻等纳土，乃改诚州为靖州，徽州为莳竹县。

杨氏汉化程度较深。熙宁间，杨光僭为其子请建学舍，求名士教子孙。朝廷派潭州长史朴成为徽、诚等州教授。其孙杨晟政和间以岁贡入太学，登会选。曾孙杨立中绍兴间擢甲第。绍兴末，靖州又特置新民学以教养“溪洞归明子弟”。

宋朝设置沅、靖两州后，在本区实行两种不同的征税制度。这多少反映出当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省民、熟户租赋，同于内地民户。熟户中包括汉化程度较高的诚、徽州杨氏。二、峒丁“皆计口给田”，“一夫岁输租三斗，无他徭役”。孝宗乾道三年（1167），诏溪峒“瑶人岁输身丁米，务平收，无取羡余及折输钱，违者论罪”。即峒民只纳身丁米，免微田赋。

随着土地买卖的开发，有相当数量“蛮”民所有土地逐渐转入善于经营的汉民之手。神宗时，荆湖路相度公事孙览上疏说：“徽、诚蛮多典卖田与外来户。乞立法，溪洞典卖田与百姓，即计直立税，田虽赎，税仍旧。不二十年，蛮地有税者过半，则所入渐可减本路之费。乞下诚、沅、邵三州施行。”朝廷“从之”。政府期望在汉民与“蛮”人典卖土地中徵收田税，藉以减少本路对上述三州的财政补贴。孝宗隆兴初，右正言尹穑提出，湖南州县多邻溪峒，“省民往往交通瑶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诈匿其产瑶人，以避科差。内亏国赋，外滋边患”。朝廷乃命湖南安抚司“禁民毋质田瑶人；诈匿其产瑶人者论如法，仍没入其田，以赏告奸者”。此后“防禁日弛，山瑶、峒丁得私售田”，但因“田之归于民者，常赋外复输税，公家因资之以为利，故谩不加省”。这项禁令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地执行。

汉、“蛮”居民的频繁接触和来往，使本区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增加。一方面，有部分“蛮”民演变为汉民；另方面，又给他乡人口的迁入创造了条件。北宋初，本区户数失载。元丰间近30000户，崇宁间近40000户，而到元至元二十七年达160000户，比元丰时增加5倍多。人口的增长，与移民的迁入密切有关。据光绪《靖州乡土志》和光绪《会同县志》记载，北宋时移入上两县的外地人仅一族，南宋时达22族。

宋神宗熙宁间，沅州荒田甚多，招内地百姓往种。又在沅州置屯田务，因无军士应募，配隶罪人屯田。陶弼《寄沅州新守谢麟》诗云：“三千戍卒人无几，十万屯田古未耕。属县乞除防虎槛，生蛮愿献采砂坑。”短期内屯田收效很大，但到元丰元年（1078），屯田务因所收未尝敷额，改为募人租种纳课。徽宗政和间，在辰、沅、靖等州置刀弩手，“分处要害，量给土田，训练以时，耕战合度。”辰州“山畲、陆田独多，水田独少。若水田不足，则合倍给陆田；陆田不足，则又倍给山畲”。孝宗淳熙间，申到“原旧刀弩手水田、山畲共三十万九千七百四十余亩”。沅州“地土平广，租入繁夥”，“视辰所入，率皆五倍”。农业生产获得显著的发展。

本区商业也有发展。神宗熙宁七年（1074），在沅州、锦、黔江口三处置博易场，以达到“均平物价，招抚蛮獠，新附之人日渐驯熟，永息边患”的目的。熙宁十年，沅州有州城、麻阳县、黔江城、安仁寨等7个商税务，商税额共367贯。虽然各个税务税额不高，但都有一定的经济影响。

南宋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本区的风俗也出现变化。“居城市者衣服言语皆华人，而山谷间颇杂以瑶俗”。高宗绍兴末，知沅州李发“抚以诚信，兴崇学校，使荒远悍戾之习浸淫教化，咸帖帖无事”。靖州“蛮酋”“争遣子入学……溪瑶向化”。汪藻《靖州营造记》说：“初，夷人散居溪谷间，各为酋长，及上版图职方氏为王民，与彼之山川壤比疆连，犬牙相入也。虽岁久，声教所覃，去椎髻之俗，而饰冠巾，转侏离之音，而通字画，奉官吏约束，一如中州。”本区的瑶族不仅成为“王民”，而且逐渐采用了汉族的习俗。

（本文与徐建华女士合撰，载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