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中的伪作

李庄临、毛永国同志《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一文，根据从浙江江山县收集到的《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发现了一首岳飞在绍兴三年赠祝允哲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允哲的和诗（词）”。作者据此认为，这对进一步探讨岳飞《满江红•写怀》的真伪，“提供了新的重要文献”。但是，结合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那段历史，我们发现，所谓祝允哲的和诗等等，其实都是后人的伪作。

由于作者没有介绍《须江郎峰祝氏族谱》的编者、版本，我们无法知道这一族谱的来龙去脉。所以，只能依据文章透露的一些事实加以评论。

一、宋代没有“祝臣”这名官员

我们认为，宋代历史上没有叫做“祝臣”的官员。文章提出祝允哲之父祝臣是“北宋绍圣年间兵部尚书、太子少保、都督征讨大元帅、上柱国、宣国公”。但查遍《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宋代主要文献，宋哲宗绍圣年间根本没有“祝臣”这个人，更不存在这时任兵部尚书的“祝臣”。宋代规定，寄禄官在中散大夫以上的文官，“国史”皆予立传。按照官员差遣即实际职务的高下，文臣自少卿、监以上，武臣自诸州刺史以上，死后在“实录”中撰有“附传”，“国史”所附名臣列传即以此为依据。这两者就官品而言，寄禄官中散大夫是从五品，职事官如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各州刺史也是从五品。说明凡从五品以上官员，宋朝“国史”皆予立传。元代脱脱等编修现今的《宋史》列传，即以宋朝“国史”的列传为蓝本，当然还参照了其他一些文献。所以，除了南宋后期原来“国史”立传的一些官员而《宋史》失载或语焉不详外，其余够格的官员，《宋史》都有本传记载。如果宋哲宗绍圣年间真有“祝臣”其人，他的差遣之一兵部尚书是从二品官，《宋史》便不可能不为立传，此其一。即使《宋史》不为立传，作为这样身负重任的高级官员，“祝臣”的政治活动必然会在《宋史》、《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其他数百种宋代史籍、文籍中留下蛛丝马迹，不至于影踪全无，此其二。宋哲宗绍圣年间，国内尚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事，根本不需要委任一名“都督征讨大元帅”，宋代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官称。这时，有什么大规模的反叛活动需要“祝臣”去“都督征讨”呢？没有。至于“大元帅”一职，也要到北宋末年才出现。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康王赵构出任“河北兵马大元帅”。此前，北宋尚未出现过“大元帅”的官称。此其三。宋代官员的结衔有种种规定，宋哲宗绍圣年间，官衔前面一般是寄禄官，与文官兵部尚书相应的寄禄官是银青光禄大夫。如果这时果真有兵部尚书“祝臣”，他的官衔前面决不会漏缺这一寄禄官称（也可能比银青光禄大夫略高或略低）。同样，宋哲宗时的中、高级官员一般都带有馆职，俗称“带职”或“贴职”；如果带馆阁诸学士，就应排在结衔的最前面。像兵部尚书“祝臣”这样的高级官员，就应带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之职，而且应放在兵部尚书衔之前。此其四。以上这些情况都反映“祝臣”这名官员，在宋哲宗绍圣年间并没有出现过。

二、宋代没有“祝允哲”这名官员

宋代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叫做“祝允哲”的官员。文章提出祝允哲“曾随徽宗御驾亲征”，“靖康元年钦宗敕授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但是，与“祝臣”同样，查遍《宋人传纪资料索引》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宋代主要文献，宋徽宗、钦宗时也没有名叫“祝允哲”的官员，更不存在担任过“大制参”等官职的“祝允哲”，此其一。所谓大制参，按照宋代官称的习惯，当是制置大使司参谋军事或参议军事的简称，是制置大使的官属之一。但宋代制置使司前面，都冠有某一路的名称，如“河东、河北制置使”司等，规定了制司的管辖地域。这里却含糊其辞，在“大制参”前没有讲明属于哪一路。而且，北宋时只设制置使，尚未设置制大使司；制置大使司直要到宋高宗绍兴三年才开始设置，此其二。宋代不曾用过“督理”这个官称。如果是催办地方粮饷的官员，宋代最初称“转运使”或“发运使”，南宋初出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同时，一般使用“湖广”一词，以表示荆湖南、北路和广南东、西路，如“湖广总领所”等，不使用“江广”此词，此其三。宋代也不曾使用“提督”这个官称。如果是带领军队的官员，就使用“都督”、“招讨使”、“钤辖”、“都监”、“统制”等官称，此外还有“提举”、“提点”、“提辖”等文武官员的官称，此其四。众所周知，宋徽宗从来没有“御驾亲征”过。宣和七年十二月，在金朝军队侵入河北、河东两路时，徽宗一面慌忙派遣使臣向金求和，一面提前退位，由皇太子赵桓即帝位。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徽宗借口烧香，逃往毫州（治今安徽毫县）太清宫，随后又渡江逃到镇江（江苏今市）。直到四月三日，在金军北撤、汴京暂时太平的局面下，勉强从镇江回到汴京。宋朝人从来没有把徽宗的这次逃跑称为“亲征”，最多称为“幸”或“巡幸”，此其五。以上这些情况说明，在宋徽宗、钦宗时期根本没有出现过名叫“祝允哲”的官员。

三、所谓《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词是一篇伪作

从《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一词的题目看，岳飞此时应该是“元帅”。但据文章的作者介绍，岳飞在绍兴三年创作“赠祝允哲大制参的《满江红》”，而祝允哲又写了一首和词。其实，岳飞直到绍兴三年九月充任镇南军承宣使、江南制置使、神武后军统制，“始能成军。”当时人们还没有称他为“元帅”，此其一。从词的内容看，其中“五国城中迎二帝”一句最值得怀疑。所谓二帝，是指被金军俘虏北去的宋徽宗和宋钦宗。他们什么时候被金人拘囚在五国城呢？宋朝人又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徽、钦二帝被拘囚在五国城呢？据《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记载，徽宗在宋高宗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年五十有四”。《金史》卷四《熙宗纪》记载，徽宗死于天会十三年（1135）四月丙寅。又据佚名人撰《南渡录》卷首《大略》，二帝在宋高宗建炎四年自西汙州移囚五国城，从此，凡居五年。绍兴五年，又移居均州。绍兴六年，宋徽宗五十四岁，死。比《宋史》和《金史》所载略晚了一年。宋朝人直到绍兴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才从金朝右副元帅宗弼（兀术）的信中知道徽宗已经死去，但不清楚究竟死在何处。宗弼的信是由宋朝的阁门祗候、问安使何藓等人从金国带回的。《张浚行状》还记载，何藓等人出使金国，是张浚和赵鼎“当国时”议定的，他们“议徽宗在沙漠，当遣信使通问”。而张、赵二人决定派何藓出使金朝是在绍兴五年五月。是月，“胡寅为中书舍人，适遇朝廷议遣何藓等使于金国，祈请和好。”胡寅乃上疏“论当复仇不当讲和”，其中谈到南京朝廷“自建炎丁未至绍兴甲寅以来，所谓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请欤？见二帝之面者谁欤”。随后，胡寅又上疏论“遣使有害无益”，奏疏中指出“自建炎改元以来，使命屡遣，无一人能得两宫起居之状、声咳之音者。况今岁月益久，虏必重闭，惟惧我知之。”显而易见，直到绍兴五年，宋朝的宰相张浚和赵鼎只知道徽、钦二帝被囚在北方遥远的沙漠，而胡寅又明确指出当时宋朝没有人知道二帝的确切所在。甚至直到绍兴八年十二月，尹焞在反对与金讲和的奏疏里说：“比者，窃闻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闻虏人悔过，还二帝于沙漠，继之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同上•炎兴下帙八十九》）。依然不清楚二帝在金国的下落。回过头来，《南渡录•大略》所载最晚时间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据说，这部书是宋朝在金国的遗民写下的，后又由遗民张氏“自虏中南渡携来”（见该书卷首），那么，宋朝人读到此书，知道徽、钦二帝曾囚禁在五国城，也要到绍兴三十一年以后，此其二。王若冲《北狩行录》记载二帝在五国城被囚的详细情况，其截止时间为绍兴四年。王若冲跟随二帝亲身经历了作为阶下囚的惨苦日子，如果他的《行录》在写完后马上传入南宋，也要到绍兴四年以后。所以，南宋人要知道二帝在五国城的行踪，最早也不会在绍兴四年，此其三。以上这些情况说明，早在绍兴三年，“祝允哲”甚至岳飞不可能知道徽、钦二帝被囚在五国城的消息。因此，我们认为，仅仅依据这两点，就足以否定《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词的真实性。

四、所谓祝允哲《乞保良将疏》也是一篇伪作

由于论文作者未曾介绍此疏的原文，我们只能根据所示影印原件之（四），知道此疏中的两段。第一段是“为乞保良将，以复二帝，以驭中原事。臣闻国余三户，可以亡秦；田有一成，卒能”。第二段是“陛下有疑乎飞，臣哲甘以七十口家眷，投入大理狱，代飞父子出征。使飞而能立功，则赦臣无罪；若飞而败绩，则诛臣家七十口，肆诸市朝。臣亦快然无憾。伏乞陛下照察愚悃，颁恩诏，以臣代飞缧絏之禁，钦飞出师”。分析这两段不完整的文字，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作伪迹象。第一段“为乞保良将，以复二帝”云云。我们知道，岳飞父子是在绍兴十一年十月被捕，押入大理寺狱，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害。此时，徽宗已死去多年，南宋方面只知道钦宗还活着，但行踪不明。官员们不会再笼统地提出迎回“二圣”或迎还“两宫”，而是改为迎回梓宫（徽宗棺柩）和渊圣（钦宗）。如绍兴八年六月十七日，殿中侍御史张戒奏论“和议不可成”，提出“故地、梓宫及渊圣必无可归之理”，又说“复中原，还梓宫，归渊圣，臣子之心孰不愿。”所以，如果到绍兴十一年时继续提出要“复二帝”，显然是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随意编造的结果，此其一。有关宋高宗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如《宋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金佗稡编》等，记载岳飞父子被捕后，有几个人曾经用各种方式加以营救，如赵士褭、范澄之、和浃（一作智浃）、刘允升、韩世忠等。当时凡公开替岳飞鸣冤叫屈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如果“祝允哲”确有其人，而且敢冒宋高宗和秦桧的大不韪，以全家七十口保举岳飞父子，必然不仅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而且要备受迫害，以上文献便不可能不作记录。但是，有关记载却皆付阙如。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祝允哲”其人其事纯属子虚乌有。当时，曾经以家眷担保岳飞的是宗室赵士褭。赵士褭身为齐安郡王、判大宗正事，竭力为岳飞辩护。他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他。”还准备写奏疏解救岳飞。但事机不密，泄漏于外。秦桧得悉后大怒，指使御史中丞万侯莴弹劾赵士褭“交通飞，踪迹诡秘”，“有不轨心”，于是赵士褭被罢官，拘管在建州，一直到死。像赵士褭这样的高级贵族，在没有正式上奏章的情况下，尚且因营救岳飞而受迫害，而公开上奏疏保救岳飞的“祝允哲”却平安无事，以致史无明文记载，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觉得，“祝允哲”以全家七十口保救岳飞，似乎是套用了赵士褭以百口保岳飞父子的事迹，此其二。《乞保良将疏》还提到要“代飞父子出征”，“钦（飞出师”，也值得怀疑。岳飞父子被捕下狱后，如要营救他们，首先应该说明他们无罪，洗清不白之冤，使他们保全性命和获得自由，根本谈不上再让岳飞父子带兵出征。岳飞死后，和浃曾上书“辩岳飞之冤”，就是一个明证。可见所谓让岳飞父子“出征”或“出师”，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此其三。《乞保良将疏》的文字读时颇不顺口，也不像宋代官员奏疏的写法。如果与绍兴年间官员们的各种奏疏进行比较，便不难发现这个问题，此其四。以上情况使我们可以断定，这一奏疏不过是后代人的一篇伪作。

五、所谓岳飞《调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也是一篇伪作

只要分析这首词的内容，就不难发现它不过是根据《满江红•写怀》改写而成的。论文作者也曾将它与《满江红•写怀》加以对照，但分析时推测的成分太多，结论未免离奇。事实上，所谓《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词，也是从《满江红•写怀》脱胎而出的，词中搬用了“万世功名”、“朝天阙”等词句，此其一。如果“祝允哲”真有其人，而且如同论文作者所说与岳飞“不但过往甚密，而且是志同道合的主战派”，那么岳飞不会在词的标题中直呼其名。因为这完全违反了宋代的习惯。我们知道，宋代文人为了表示尊重对方，不能直呼对方之名，而只能称其字。如果双方关系亲密，就可称其行第，或者在行第后加一“丈”字。后来，发展到文人们对前辈也称呼其字。宋理宗时人赵与时《宾退录》卷2记载：“近时后进称前辈之字，人多非之。余谓不然……又有父祖既没，子孙不忍称其字者，亦古之所无。”朱弃《曲洧旧闻》卷十指出：“近岁之俗，不问行辈年齿，泛相称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举世从之。”如黄庭坚在一首诗的序中称苏轼为“东坡二丈。”即是一例。由此可见，岳飞不可能直接称呼“祝允哲”之名而写人词中，此其二。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与祝允哲述怀》并不出自岳飞之手，而是一篇十足的伪作。

六、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

我们这里不想就《满江红•写怀》一词的真伪问题发表意见，只是指出论文作者根据《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所提供的那些“新证”不过是后人的伪作。如果说这些“新证”对于《满江红•写怀》一词真伪的考订有些微帮助的话，那么就是借此确定《满江红•写怀》传诸于世的时间早晚，可惜论文作者没有介绍《祝氏族谱》的编写经过和版本情况，因而无法推测。

人们或许要问：《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所提供的那些“新证”，是哪一个时代的好事者编造的呢？我们认为，这位好事者，除了参加祝氏族谱编写的祝氏族人而外，是不会有其他人的。这位祝氏后人在诗词上有一定的修养；粗通宋代历史，又不怎么深入，因此他的这些作品似是而非，略有破绽。我们可以肯定：一、他是生活在《满江红•写怀》流传于世以后的人。因为只有这首脍炙人口的词传世后，他才可能模而仿之，析而为两首。二、他是在明代《精忠传》小说、《岳飞破虏东窗记》等出现以后的人，因为这些书中称岳飞为“元帅”。三、他是明代人，也可能是清代人。因为，他给“祝允哲”加上的“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这两个官衔，要到明代才使用。尤其是“提督某某地区军务”一衔，最为明显。明代文臣巡抚地方者，或兼“提督军务”之名；总兵的官衔上，也有加“提督”两字者。这些都不是固定官职的名称。到万历年间，李如松为“提督陕西军务总兵官”，事权渐重，此后始以“提督”为总兵以上的武官。到这时，“提督”的职位相当于宋代的武官“都统制。”“督理”的官称也开始于明代，这时有“督理钱法侍郎”等官称。明代宗景泰后，逐渐定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到清代又规定漕运总管“掌督理漕务”。由此不难看出，这位祝氏后人虽然编造得有些乱真，但总难以超越时代的局限，不免使用了他当时才有的“提督军务”、“督理”等官称，终于露出了马脚。

总之，《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奉献给我们的不是真实的文献，而是明代或清代文人模仿《满江红•写怀》等编造的一批伪作，它们无助于辨别《满江红•写怀》的真伪，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混乱。从《须江郎峰祝氏族谱》这一事例，使我们更加懂得对于各种族谱提供的资料，尤其是时代较早的资料，都应该加以严格认真的鉴别，切不可轻信。

（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