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筵制度

经筵是指中国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朝在承袭汉、唐旧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经筵制度。其中包括经筵官的设置、编制和管理机构，经筵官的人选和委任，经筵开讲的时间和场所，讲读的方式和方法、讲读的内容和讲义、“故事”等教材的编写，经筵官的待遇，经筵制度的历史作用等。

一、经筵官的设置、编制和管理机构

“经筵”之称是从宋朝开始出现的。不过，古代帝王的御前讲席早在汉、唐已经设置了。汉宣帝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下诏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命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宣帝自己亲自“称制临决”。史称这是中国古代“经筵之所始乎此，厥后遂为常制”。东汉章帝在建初四年（79）也仿照宣帝“石渠故事”，命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名儒在白虎观集合，讨论《五经》的异同。章帝也“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汉明帝永平四年（61），设置《五经》师，张酺“以《尚书》教授，数讲于御前”。“酺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到唐朝开元三年（715），玄宗因为“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命宰相“选儒学之士，日使入内侍读”。乃以马怀素和褚无量“更日侍读”。玄宗“亲迎送之，待以师傅之礼”。开元十三年（725），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选“耆儒日一人侍读”，设集贤院侍讲学士。五代时期，据宋人记载，因“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故此职久废”。

宋太祖、太宗在统一各国的过程中，逐渐注意“崇尚儒学”。宋太祖曾召宗正丞赵孚到后殿，讲解《周易》。讲毕，宋太祖对左右说：“孚讲解精博，亦可赏也。”又久闻处士王昭素之名，召见便殿，赐坐，命讲《周易•乾卦》，宋太祖向他打听民间之事，王昭素照实回答，宋太祖颇为满意。太宗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统一各国后，“以听政之暇，日问经史，求人以备顾问”。几次在大内召见著作佐郎吕文仲和吴淑、杜镐等人，命读古碑及《文选》江、海诸赋。于是任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与翰林侍书王著在御书院轮流值宿，而书学葛湍也在禁中值日。宋人认为此举实是“国朝经筵之始”。此后，太宗多次去国子监视察，命国子博士李觉和直讲孙奭讲《周易•泰卦》和《尚书•说命》。

宋太宗虽然正式任命像吕文仲等人为翰林侍读，“以备顾问”，但是“名秩未崇”。真宗即位初年，“敦尚文雅”，常召诸王府侍讲邢昺和国子监直讲孙奭等入宫讲说，“质问经义，久而方罢”。咸平元年（998），真宗召国子学讲书崔颐正至景福殿讲《尚书》，又在苑中讲《尚书•大禹谟》，还常命他赴御书院“待对”。次年，真宗首置翰林侍读学士之职，“班秩次翰林学士”，委任兵部侍郎杨徽之和户部侍郎夏侯峤为翰林侍读学士，原翰林侍读吕文仲也改为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为翰林侍讲学士。此后，真宗还委任冯元为翰林侍读，不带“学士”；委任高若讷为侍读，马宗元为侍讲，均“不加别名，但供职而已”。但不久，真宗又允许大臣带翰林侍读学士或侍讲学士出任外官。如景德四年（1007），以翰林侍讲学士邢昺出知曹州，“职如故，迁其班在翰林学士上”。天禧二年（1018），以参知政事张知白罢为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辅臣以杂学士的身份出任藩镇，并以翰林侍读学士或侍讲学士出任外官，都从此开始。这种出任外官而被带的职名，已不是实际职务，而成为一种荣誉的虚衔。

宋仁宗即位的第二个月，即乾兴元年（1022）三月，任命太子左谕德鲁宗道和太子右谕德冯元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十一月，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读《论语》，翰林侍读学士李维、翰林学士晏殊列席。此时，直集贤院、判吏部南曹丁度上疏提出“劝讲官”设置较少，建议增加员数。景祐元年（1034），设置崇政殿说书一职。孙奭在天圣九年（1031）出知兖州时，仁宗曾经问他“谁可代讲说者”，孙奭推荐贾昌朝等人，于是命贾昌朝等人至中书门下试讲《尚书》，由宰执等考试合格，乃特置崇政殿说书，委任都官员外郎贾昌朝和屯田员外郎赵希言、太常博士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国子博士杨安国担任此职。由此可知，崇政殿说书的编制最初定为四员。三年后，即景祐四年，又特设天章阁侍讲一职，命贾昌朝、王宗道、赵希言、杨安国四人并兼此职。说明天章阁侍讲的编制也是四员。皇祐元年（1049），特命前宰相、旧讲读官贾昌朝“赴讲筵，备顾问，不讲书”。至和二年（1055），特命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张昇兼侍读，但张昇因年迈力衰，仅“留经筵，备顾问”。表示此时还设置非正式的经筵顾问。嘉祐三年（1058），命翰林学士欧阳修兼侍读学士，欧阳修“固辞不拜”，上疏说：“侍读最为亲近，祖宗时不过一两人。今与经筵者十四人，而侍读十人，外议皆云经筵无坐处矣。”说明此时经筵官增至十四人，其中侍读十人。神宗元丰官制改革，翰林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省去学士之号”，只设侍读和侍讲；又设崇政殿说书。哲宗元祐元年（1086），据崇政殿说书程颐的奏疏可知，此时共有五名讲读官，其中四名皆兼其他重要职务，只有程颐“不领别官”，属于专职。但最近也被差修国子监太学条制，所以实际没有一人“专职辅导者”。元祐三年、四年，两次规定侍读以三人为额。元祐七年，复置翰林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以翰林学士范祖禹为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元符元年（1098），撤销以上“指挥”，“更不施行”。徽宗时，改崇政殿说书为迩英殿说书。

宋室南渡后，高宗迅速恢复经筵制度。建炎元年（1127），规定以侍从四员充当讲读官。次年三月，高宗在扬州首次请讲读官开讲。此时，有侍讲王宾，侍读周武仲、朱胜非以及杨时等四人。绍兴元年1131）二月，因兼侍读秦桧任参知政事，仅有侍读王綯一人，下诏刑部尚书胡直孺兼侍读。同年四月，在侍读王綯和胡直孺，侍讲汪藻和胡交修、侯延庆，共五人。绍兴五年三月，有侍讲六人，即朱震和范冲、孙近、唐煇、郑滋、胡交修。孝宗即位初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命翰林学士承旨洪遵、中书舍人史浩并兼侍读，给事中金安节、权工部侍郎张阐并兼侍讲，共四人。宁宗即位初年，即绍熙五年（1194）八月，增置讲读官至十员，其中有给事中黄裳，中书舍人陈傅良、彭龟年，焕章阁待制朱熹，起居郎黄由，起居舍人沈有开，侍御史章颖等。总的来说，宋代讲读官“自来”“并不限员”，即没有十分固定的编制。

宋朝主管经筵的机构，最初称“说书所”，宋仁宗庆历初年改称“讲筵所”，寓资善堂（皇太子讲读的场所）。说书所或讲筵所的长官称管勾说书所或管勾讲筵所，由内侍充任。哲宗元祐二年，一度准备改至延义阁讲读，“令管勾讲筵所经度，如得宽凉，以备夏讲”。南宋初年，因避御讳，改称主管讲筵所。高宗绍兴二年（1132），命铸“绍兴经筵”印，作为讲筵所的官印。绍兴五年，建成资善堂，命主管讲筵所邵谔为该堂的提点官。绍兴二十五年四月，高宗因讲读官读《周易》终篇，特召宰执听讲，接着派主管讲筵所李存约将所赐礼物送往太师秦桧的第宅。说书所或讲筵所负责安排经筵官讲读、值宿的日程，供进“讲义”或“故事”，代表皇帝向经筵官和宰执、记注官等颁赐礼物，发放三大“节料”等。

二、经筵官的人选和委任

宋朝经筵官的人选，大致有一定的标准。原则上必须是“贤德之士”、“通经行修之士”，或“名儒宿德，极天下之选”，官阶一般为京朝官。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庶官兼侍讲》记载：“故事，经筵官自两省台端以上，并兼侍讲；若大卿监以下，则止兼崇政殿说书。”《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也记载：“元丰官制，废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以上是神宗元丰改制前后的规定。两省官是指附属于门下省和中书省班籍的官员，包括门下省的起居郎和中书省的起居舍人（称“小两省官”）以及两省的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等（称“大两省官”）。台端是御史台的副长官殿中侍御史的别称。大卿监乃指各寺、监的正长官，即大卿和大监。侍从的涵义前后有较多的变化，从寄禄官而言，在北宋前期，侍从以上的寄禄官包括左右正言、二史、给事中、谏议大夫、吏礼部郎中。元丰改制后，改为自金紫光禄大夫至太中大夫，共九阶。太中大夫即旧制的左、右谏议大夫阶。从职名而言，“每阁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谓之侍从官”。从孝宗淳熙间（1174——1189）起，为自观文殿大学士至敷文阁待制或华文阁待制。从差遣而言，宁宗时，“以在京职事官自尚书至权侍郎及学士、待制均为侍从”。到理宗时，在侍从中又出现小侍从和在外侍从的区别。凡翰林学士和给事中、六部尚书、侍郎是“侍从”，中书舍人和左、右史称小侍从，在外带诸阁学士、待制者称在外侍从。概括以上各种情况，可知兼任侍讲者，必须要寄禄官在谏议大夫或太中大夫以上，职名在待制以上，差遣在六曹侍郎以上。兼任崇政殿说书者，其寄禄官必定在大卿监（含大卿监）以下，即旧官秘书监、新官中大夫以下。

但具体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第一、翰林侍读学士或兼侍读，一般由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六部尚书以上官员兼任。这就是说，只有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和宰执才能兼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几类官员可以兼任侍读。一是台谏官。北宋前期，台谏官如不担任本职，而任另外的差遣，便只是一种寄禄官而已。在仁宗庆历二年（1042）前，“台丞”即御史中丞“无在经筵者”。到庆历二年，仁宗认为权御史中丞贾昌朝“长于讲说”，特命他“侍讲迩英阁”。庆历七年，又命御史中高若讷兼经筵官。从此，御史中丞如“入侍经筵”则兼侍读或侍讲。如哲宗元祐元年，命御史中丞刘挚兼侍读。元祐三年，又有李常任御史中丞兼侍读。但至元祐四年，傅尧俞任御史中丞丞时仅兼侍讲，在迁为吏部尚书时才兼任侍读。宋室南渡后，御史中丞仍必定兼侍读或侍讲。高宗建炎元年，御史中丞王宾“建请复开经筵，遂命兼侍讲”，此后御史中丞王师古、徐师川、万俟莴、魏师逊也兼侍讲，李文会则兼侍读。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御史中丞兼经筵官者就甚少。到宁宗庆元（1195——1200）后，御史中丞就必预经筵，不兼者也极少。

《宋史•职官志二》记载：“自庆历以来，台丞多兼侍读，谏长未有兼者。绍兴十二年春，万俟莴以中丞、罗汝楫以谏议始兼侍读。自后每除言路，必兼经筵矣。”此说基本正确，但也有一些失误。绍兴十二年（1142）春，万俟莴以御史中丞所兼经筵官是侍讲，不是侍读。此其一。谏长即谏议大夫兼任经筵官并不始于绍兴十二年春罗汝楫以左谏议大夫兼侍读。早在哲宗元祐四年（1089），著作郎范祖禹迁为右谏议大夫，依前兼侍讲。绍兴十二年后，左、右谏议大夫大都兼任侍读或侍讲。如孝宗乾道八年（1172），右谏议大夫姚宪兼侍读。孝宗隆兴元年（1163），以右谏议大夫王大宝兼侍讲。此其二。

二是宫观官。神宗元丰八年（1085）四月，诏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吕公著兼侍读，提举中太乙宫兼集禧观公事。七月，资政殿学士韩维兼侍读，仍提举中太乙宫兼集禧观事。元祐元年，端明殿学士范镇落致仕，宫观官同上。元祐六年，冯京兼侍读，充太乙宫使。南渡后，前宰执如朱胜非、孟庾、秦熺、张浚、谢克家、赵鼎、万俟莴皆以提举醴泉观或万寿观兼侍读。孝宗隆兴元年，张焘以万寿观、汤思退以醴泉观皆兼侍读；乾道元年（1165），提举万寿观钱端礼兼侍读；乾道五年，刘章则以提举佑神观兼侍读。

三是封驳官。封驳官，即在朝专司封驳的门下省给事中和中书省中书舍人。给事中一般只能兼侍讲，但有时也特命兼侍读。如哲宗元祐元年，孙觉由右谏议大夫除给事中，依旧兼侍讲。元祐四年，范祖禹由右谏议大夫除中书舍人兼侍讲。绍圣四年（1097），起居郎充崇政殿说书沈铢为中书舍人，则兼侍读。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中书舍人史浩也兼侍读。孝宗隆兴二年，给事中兼侍讲金安节升侍读。这当然属于破格特别委任的。

四是六部侍郎。六部侍郎一般只能兼任侍讲，但到南宋时，也不乏兼侍读的例子。如隆兴二年，起居郎兼侍讲胡铨除权兵部侍郎，升侍读；乾道六年，以权兵部侍郎王之奇兼侍读；乾道八年，诏权礼部侍郎郑闻除刑部侍郎兼侍读；乾道九年，诏权礼部侍郎李彦颖兼侍读。显然，这些官员也是破格除授的，但有逐步增多的趋势。

第二、翰林侍讲学士或侍讲，一般由六部侍郎以上官员兼任。但随着政治实践的需要，又有以下几类官员也可兼任。一是台谏官。前述从仁宗在庆历二年特命御史中丞贾昌朝兼侍讲。此后，其他台谏官如左右正言、左右司谏、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监察御史等也陆续可以兼任侍讲。本来这些台谏官不属侍从官，只能兼任崇政殿说书。哲宗元祐四年，著作佐郎司马康除右正言兼侍讲。高宗绍兴二十五年二月，命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说书董德元和右正言王珉“并兼侍读”。董德元实际由崇政殿说书擢为侍讲。李心传和《宋史•职官志二》都认为“非台丞、谏长而以侍讲为称，又自此始”。作为殿院（殿中侍御史）而兼侍讲从此时董德元开始是准确的，但作为正言而兼侍讲则应提前至元祐四年司马康开始。李心传和《宋史•职官志二》又说：“其后，犹或兼说书。”“台官自尹穑隆兴二年五月，谏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后，并以侍讲为称，不复兼说书矣”。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隆兴二年五月，殿中侍御史尹穑兼侍讲；乾道九年十二月，左司谏詹亢宗兼侍讲。此后，台谏官兼侍讲者更多。

二是宫观官。从神宗时设置宫观官以来，宫观官都兼侍读。至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时孝宗已即位），以敷文阁待制、提举万寿观钱周材兼侍讲。应该说，以宫观官而兼侍讲是从此开始的。随后，隆兴二年、乾道元年有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吕广问、周执羔先后兼任侍讲。乾道六年，又以集英殿修撰、提举佑神观胡铨兼侍讲。

三是修注官。修注官指起居郎（左史，属门下省）和起居舍人（右史，属中书省）。从元丰改制起，真正成为记录皇帝言行的专官。至高宗绍兴五年闰二月，特命秘书少监朱震兼侍讲，四月迁守起居郎依旧侍讲。从此，“修注官多得兼侍讲”。如绍兴十年，以起居舍人张嵲和中书舍人王鉌并兼侍讲。孝宗隆兴元年，起居郎胡铨兼侍讲；司封郎中兼崇政殿说书王十朋除起居舍人，升兼侍讲；起居舍人马骐兼侍讲。宁宗嘉泰二年（1202），林采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邓友龙自右正言除起居舍人，皆仍兼侍讲。类似事例甚多，不一一枚举。

四是其他庶官，如各司郎中、员外郎、少卿监等。如仁宗嘉祐间（1056——1063），钱象先以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兼侍讲。元丰八年四月，哲宗命朝奉郎、秘书少监孙觉兼侍讲。元祐元年，范祖禹以著作郎兼侍讲；元祐四年，司马康时以著作佐郎兼侍讲。高宗绍兴五年，范冲以宗正少卿、直史馆，朱震以秘书少监皆兼侍讲。孝宗隆兴二年，王佐以检正诸房公事兼侍讲；乾道六年，张栻以吏部员外郎“入侍经幄，用公休（即司马康）故事，亦兼侍讲焉”；乾道七年，林机以宗正少卿兼侍讲。李心传提出：“自改官制后，庶官非二史而兼侍讲者，才数人”，列举了范祖禹和司马康、张栻三人。《宋史•职官志二》认为，“盖中兴后，庶官兼侍讲者，惟此三人”，指范冲和朱震、张栻。其实，至少还有钱象先、孙觉二人未计在内。

第三、崇政殿说书，一般由庶官兼任，有时也直接委任“布衣”、“隐逸”中的著名学者充任。仁宗景祐元年初设崇政殿说书，即以“秩卑资浅而可备讲说”的贾昌朝等四人充任，贾昌朝等此时的官阶为员外郎或太常博士、国子博士。神宗熙宁初（1068），以“隐逸”召蔡崈、吕权为崇政殿说书，“诏以士服随班朝谒入侍”。熙宁四年，又以王安石之子、前旌德县尉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太子中允是升朝官的最低阶。哲宗元祐元年，以宣德郎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此前，程颐是布衣，因受荐赴京担任经筵官，故先除宣德郎。宣德郎系京官的最高阶，通直郎系升朝官的最低阶。说明担任崇政殿说书者要求最少达到升朝官的最低阶。徽宗崇宁间（1102——1106）“以隐逸命蔡崈、吕瓘”为崇政殿说书；宣和间（1119——1125），又以著作郎杨时为迩英殿说书。南渡后，高宗绍兴七年（1137），尹焞首先由左宣教郎（原宣德郎）迁秘书郎兼崇政殿说书。此后“多以命卿、监、察官”，如右正言史才和郑仲熊，殿中侍御史余尧弼、监察御史陈夔等皆曾兼此职。其间王十朋和范成大、王师愈“皆以郎官兼”，这是出于“殊命”。而高宗绍兴间（1131——1162）陈鹏飞以博士兼说书，孝宗乾道末（1173年）崔敦诗以正字兼说书，“此则国朝所未有也”。

宋朝对经筵官的出身最初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后来逐步放松了。吴充之子吴安诗以父荫入官，哲宗元祐七年（1092）除天章阁侍讲，改直集贤院兼侍讲。李心传认为“国朝非进士出身……除讲官自吴传正（案即吴安诗）始”。南渡后，“非科目出身而侍讲、读者”，从徐俯开始。高宗绍兴二年，靠父荫得官的徐俯特赐进士出身兼侍读。此后，陈渊、苏符、孙道夫、尹穑、王之奇、姚宪、苏峤相继兼任侍读或侍讲、崇政殿说书，他们原非进士出身，或入仕后才获赐进士出身。故当时“议者谓亦不无滥吹”即讥为滥竽充数的。

经筵官一般由皇帝亲自遴选，有时由朝廷大臣或其他经筵官推荐，经过试讲，再正式任命。仁宗天圣四年（1026）九月，下诏命翰林侍讲学士孙奭和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在京朝官中荐举“通经术者”三至五人。孙奭后因年高视昏出知兖州，仁宗问他“谁可代讲说者”，孙奭推荐都官员外郎贾昌朝和赵希言、王宗道、杨安国，仁宗即命贾等赴中书门下试讲《尚书》，至景祐元年正式任命贾等为崇政殿说书。皇祐元年，仁宗登延和殿，召虞部员外郎卢士宗讲《周易•泰卦》，仁宗感到满意，当场授卢士宗天章阁侍讲。卢士宗是讲读官杨安国推荐的。经筵官的升迁或免职也由皇帝裁决。如哲宗绍圣元年（1094），翰林学士缺人，左相章惇三次推荐林希，哲宗不予理睬，反而问：“钱某岂不堪为翰林学士？”于是当天除钱勰为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绍圣四年，擢起居郎、充崇政殿说书沈铢为中书舍人兼侍读。哲宗以为沈“讲说极佳”，“近讲《南山有台》，极通畅有理”，因此“中批”特命。光宗绍熙末年，嘉王府翊善黄裳、彭龟年相继在光宗面前推崇朱熹为“天下第一等人”。宁宗即位后，立即召朱熹入京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先后为宁宗进讲七次，但不久就受到权臣韩侂胄的排挤，由宁宗颁降“内批”除宫观官。从而罢免了朱熹侍讲之职。由于政见的歧异等原因被免去侍讲的，还有哲宗初年的陆佃和蔡卞。元丰八年十月，侍御史刘挚上疏说：“兼侍讲、给事中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越次暴起，论德业则未试，语公望则素轻，使在此官，众谓非宜。”要求免除他们的兼职。同时，请求太皇太后高氏“于内外两制以上官内，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于是免除陆、蔡的讲筵，另委龙图阁待制赵彦若兼侍读，秘书监傅尧俞兼侍讲。说明二十多岁的“新进少年”是不适宜提拔为侍讲的。

三、经筵开讲的时间和场所

宋朝经筵的开讲时间，包括在一年中的日程安排和具体时间安排。经筵在一年中的日程，范镇《东斋记事》记载，仁宗时安排在“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罢，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罢”。又据《神宗正史•职官志》记载，安排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只日，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宋史•职官志二》记载与此相同。这就是说，为了避开严寒和酷暑，每年经筵分成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从二月至五月初五日，第二学期从八月至冬至。有些皇帝好学，便在这两个学期以外，另安排时间讲读。如仁宗在天圣四年七月，因炎暑暂停讲筵，但仍不时召孙奭等入宫读《尚书》。

经筵开讲的具体时间，分为每逢双日或单日两种。仁宗以前，都是逢双日“一讲一读”。到仁宗即位的第二个月，即下诏“双日虽不视事，亦当宣召近臣入侍讲读，冀不废学也”。数月后，宰相王曾等以仁宗“新即位，宜近师儒”。“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实际变成了每日开讲。英宗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即位，十月，宰辅提议依仿仁宗“乾兴故事”，“双日召侍臣讲读”。哲宗在元丰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开讲筵，下诏“以双日讲读”。高宗在建炎二年（1128）三月甲午（十日）“初御经筵”，正逢双日。绍兴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恢复讲读，则逢只日。绍兴三年九月，又记载为“双日讲读”。绍兴五年闰二月二十五日再次开讲，又逢只日。看来逐渐改为每逢单日开讲。孝宗淳熙间，正式确定单日“御经筵”的制度。有一次，宰执史浩、周必大等奏申：“陛下日御前、后殿，大率日旰方罢朝，□日又御讲筵，过是恐劳圣躬。”孝宗答道：“朕乐闻祖宗谟训，日尽一卷，亦未为多。虽双日及休假，亦当特坐。”从此，每次讲读，孝宗必定至“漏下十刻而无倦”。此处空缺的字，据上下文意，估计即“只”字。这说明孝宗好学，不仅坚持单日开讲制，而且逢双日、假日也照常开讲。宁宗即位初年，侍讲朱熹奏札说：“臣伏见近制，每遇只日，早晚进讲。及至当日，或值假故，即行权罢。”朱熹建请“今后除朔、望、旬休及过宫日外，不以寒暑、双、只月日、诸色假故，并令逐日早晚进讲”。得到宁宗批准。之后规定：凡只日开讲，“早一讲，晚两讲一读”；如双日开讲，则“两读两讲”。朱熹任侍讲期间，曾有两天是双日进讲，有四天是单日进讲，其中一天早、晚讲了两次。理宗时，徐经孙为讲读官，据其《讲章》所载开讲的时间为九月初一、初十、十一日、十三日、十九日。另一位讲读官徐元杰，据其《进讲日记》所载开讲的时间大都为单日，且多晚讲。

宋朝各位皇帝经筵讲读的日程安排，往往取决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本人年龄和健康状况。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基本坚持经筵讲读，范禹祖赞誉他“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迩英讲学，游心圣道，终身未尝少倦”。惟在庆历初（1041）后，因西夏主元昊反叛，仁宗暂罢讲筵近二年，至庆历四年二月恢复。英宗即位初年，即嘉祐八年十月，知谏院兼侍读司马光上疏要求“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为辞”，不应延至来年春季开讲。治平元年（1064）九月，司马光又上疏说，“圣旨”下令从九月初五日起，“逐日开讲筵，至重阳节住讲，候将来开春，别选日开讲筵。”近年“因圣体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以后盛寒、大暑之时，权罢数月”。现在“陛下始初清明，方且精锐学问之时，而五日开讲，八日已罢”，实际仅讲三天时间。司马光提议，“既开讲筵，则恐数日之间，未宜遽罢”。神宗即位后，始终“间日御经筵，风雨不易”。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崇政殿说书程颐也曾上疏说，自四月末开始“以暑热罢讲，以至中秋”，差不多超过三个月。希望在“初秋渐凉”之时，“召见当日讲官，俾说道义”。催促哲宗抓紧时间开讲。南渡初年，高宗率领部分官员和军队南迁，建炎二年三月，在扬州“初御经筵”。四月，高宗对大臣们说，按照“故事，端午罢讲筵，至中秋开”。“朕以寡昧，遇兹艰难，知学先王之道有益”，故决定“勿罢”。但不久因金军追击，高宗辗转江南沿海，被迫停止。至绍兴二年二月，高宗在临安重临讲殿。绍兴四年十月至次年闰二月，高宗又因“视师”抗金，再度暂辍讲读。随后，立即恢复。

有时，皇帝的国务活动频繁，影响了听讲，便有大臣或经筵官提醒皇帝补足缺读的时间。如孝宗淳熙三年（1176），适遇当年举行郊祀典礼，加上册立皇后。到九月十八日，侍读周必大估计当年秋讲九月下旬仅三四次而已，“其间又有开启并习仪日分，止是二十一日可御经筵”，因此提议延长讲读的时间。二十日，孝宗“令添讲筵日分，至十一月五日止”。同年九月，礼部侍郎兼侍讲李焘也曾“以经筵少开，录赵师民《劝讲箴》以讽”。

经筵开讲的场所，直至仁宗前尚未固定。宋太祖建隆三年（962），一次召宗正丞赵孚到后殿，令讲《周易》。开宝元年（968），在便殿召见布衣王昭素，令讲《周易•乾卦》。太宗曾数次去国子监视察，命学官李觉、孙奭讲《周易》、《尚书》。真宗时，有时在后苑开讲，有时在景福殿或便殿、宣和门北阁、龙图阁开讲，还有几次去国子监召学官讲读。仁宗在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始赴崇政殿西阁开讲筵。至景祐二年（1035），设迩英和延义二阁。仁宗最初“多御延义阁”，“其后不复御延义，专御迩英”。迩英阁后来成为仁宗和仁宗以后北宋各朝皇帝开讲筵的主要场所。但仁宗有时也在迎阳门开讲筵，有时在延和殿或去国子监。神宗和哲宗时，主要在迩英阁讲读。哲宗即位初，曾命经筵官依旧每天赴资善堂讲读，但很快转移至迩英阁。元祐元年六月，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提出：“汉、唐命儒士讲论，亦多在殿上，盖故事也。”但“迩英（阁）迫狭，讲读官、内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间尚未甚热，而讲官已流汗，况主上气体嫩弱，岂得为便！”他建议“今后只于延和殿讲读，后楹垂帘，前置御座”，“太皇太后”可“时至帘前观讲官进说”。次年三月，程颐针对给事中顾临所持延和殿不可讲读之说，上疏说：“臣本谓迩英热，恐于圣体非宜，今闻修展。迩英苟得宽凉，则臣志愿遂矣。”说明朝廷决定修建迩英阁，同时，采纳了程颐的建议，临时“移讲读就延和”。经过扩修的迩英殿，“多置轩窗”，通风较好，“御坐比旧近后数尺，门南北皆朱漆，钓窗前帘设青幕障日，殊宽凉矣”。同时，又修建延义阁，“以备夏讲”。此后，迩英阁就成为哲宗经常听讲的场所。

南渡初年，高宗“就内殿讲读”。不久，又曾就便殿讲读。所谓内殿或便殿，实际只是一殿，即高宗的临时居所。在定居临安后，便在宫中专建讲筵阁，或称讲殿，成为南宋各朝皇帝经筵开读的主要场所。理宗时，扩建讲殿，称“缉熙殿”。至度宗即位，改建其东宫新益堂为“熙明殿”，“以为讲读之所”。有时，皇帝也专程去太学，在敦化堂听大臣和学官讲古代经史。

四、讲读的方式和方法

宋朝经筵讲读的方式和方法，经过不断地摸索和改进，日趋完善并制度化。讲读的方式，包括经筵官坐讲或立讲，旁听官坐听或立听；经筵官轮流值日讲读和值宿；为讲官设搁书策的架子；史官到场记录；宰执等大臣旁听。讲读的方法，主要采用主讲官讲解，皇帝提问质疑，主讲官回答等。此外，还使这些讲读的方式和方法成为制度。

宋太祖开宝间（968——976），召王昭素至便殿谈话，“赐坐，令讲《易•乾卦》”。真宗天禧间（1017——1021），形成制度：“凡侍臣讲读，皆赐坐。讲者设本于前，别坐而听”。这种主讲官坐讲和其他“讲读官皆坐侍”的讲读方式，到仁宗初年才有所改变。仁宗即位初年，即乾兴元年，年龄尚幼，在迩英阁，“跂案以听之”，较为费劲，翰林侍讲学士孙奭为“便于指示”，“因请立讲”，乃由刘太后做主，决定“当讲读者，立侍敷对，余皆赐坐侍于阁中”。具体方式为“每说书日，侍臣皆先就座，赐茶讫，彻席立讲；讲毕复坐，赐汤。”于是形成了讲读官“皆立侍”的制度。这就是说，主讲官和其他旁听的讲读官在开讲时全部站立。到皇祐三年，仁宗见到旁听的讲读官们一直毕恭毕敬地侍立，疲惫不堪，多次“面谕以经史义旨须详悉询说，卿等无乃烦倦否？”杨安国等人回答说：“不敢。”仁宗乃下诏规定：“迩英阁讲读官，当讲读者立侍敷对，余皆赐坐侍于阁中”。从此，主讲官站立讲读，其余官员坐侍的方式成为“永制”。这时的讲读方式大致为“讲读官謻门上赐食，俟后殿公事退，系鞋以入，宣坐赐茶，就南壁下以次坐，复以次起讲读。又宣坐赐汤。”然后告退。“謻门”即内宫东华门直北的东向门，西与内东门相直。到神宗熙宁元年（1068），朝廷上还曾就立讲和坐讲问题进行了一场争论。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王安石等提议：按照“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以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要求“付礼官考议”。仁宗下诏送太常礼院“详定以闻”。于是判太常寺韩维和刁约等奏申：“祖宗以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礼则加异。”支持吕、王等人的提议。另几位判太常寺龚鼎臣和苏颂、周孟阳等则提出：“侍从之臣见于天子，若赐之坐，有所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陈，则立讲为宜。”他们以这种方式经历仁宗和英宗两朝，行之五十年为理由，认为“讲官侍立，伏请仍旧施行”。从以后的实行情况考察，仁宗采纳了龚、苏等人的意见。熙宁初，有一次王安石“因讲赐留”，神宗“面谕”说：“卿当讲日可坐。”王安石“不敢坐，遂已”。可见依旧实行主讲官的立讲制。《神宗正史•职官志》还具体规定讲读官到迩英阁中，“率以履见”皇帝，“列墩命之坐，赐茶”；“讲读毕，赐汤，乃退”。对主讲官立讲的方式，到哲宗元祐元年，崇政殿说书程颐又提出异议。他说：“经筵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要求“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他进一步提出，因为主讲官“在御案旁以手指书，所以不坐”，不妨“别令一人指书”，主讲官便可“稍远御案立讲”。程颐的建议显然没有得到采纳，因为给事中顾临加以反驳说：“延和（殿）执政得一赐坐啜茶，已为至荣，岂可使讲读小臣坐殿上！”同时，程颐后来也夸奖范纯仁“经筵坐睡”，是“胸中无事如此”。说明依然是主讲官立讲，其他讲读官坐听。

南宋孝宗时，似乎又恢复北宋初讲读官皆赐坐的制度。乾道四年（1168），前四川制置使汪应辰说：“凡经筵官侍讲、侍读皆赐坐，而独记言动者皆立。”替修起居注官侍立抱不平。宁宗在绍熙五年八月十七日亲自规定，讲官分为早讲和晚讲，“早讲殿上，晚小衫坐讲”。但十九日又下诏“复罢经筵坐讲”。到嘉定二年（1209），侍读章颖等重提此事说：“前此未有晚讲坐讲，自陛下始行之，书之国史，为法来世。”但依然不清楚此时是否又恢复了晚讲坐讲的制度。

宋朝经筵官还实行轮流值日讲读和值宿制。太宗时，命翰林侍读吕文仲“寓直禁中”御书院，“以备顾问”。约从仁宗即位那年设置四名崇政殿说书开始，规定“日以二人入侍讲说”。因为有了正式编制，经筵官固定，便能实行轮流值日讲读制。由于当时实行隔天开讲一次，每名经筵官实际每四天入讲一次。直到哲宗即位之初，年尚幼，经筵官依旧在资善堂轮流宿值。至元祐元年三月，下诏“讲读官更不轮资善堂宿直”。元祐六年，规定每次经筵结束后，留讲读官各一员，在迩英阁“奏封”。南宋时，讲读官改在学士院值宿。孝宗隆兴元年八月，直学士院刘珙“以直宿位次屋宇窄狭，乞行展盖”。取得孝宗同意。十一月，正式恢复“真宗故事，轮讲筵学士院官直宿禁林，每夕两员，以备宣引咨访。”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困难：“两人难独召，若同召，则议论难尽。”故至乾道八年，下诏只派一人轮流值宿。如遇朝廷有新的任命而学士院“宣锁”，经筵官已入值，往往闻命“苍黄而出”。如值宿者正是学士院的官员，“就留锁院，则不系当日与否，往往特宣”，便起草制词。经筵官每次值两宿，称为“头直”和“末直”。度宗时，重申经筵官轮流宿值的制度，“以便访问”。

宋仁宗初年，特地设置“象架庋书策外向，以便侍臣讲读”。这种“象架”近乎现今的讲台。又因主讲官孙奭“年高视昏”，遇天色阴晦，看书不清，“即为徙御坐于阁外”。

从仁宗至和元年（1054）起，规定开讲筵时，要史官即记注官到场记录。此年八月，知制诰贾黯上疏说：“陛下日御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而史臣不得与闻，臣窃惜之。欲乞令修起居注官入侍阁中，事有可书，随即记录。”仁宗赞同，下诏“赐坐于御坐西南”。但不久，修起居注石扬休认为自己“坐远，不尽闻，虑记录或有所遣”，提出“史官记言动，当立以侍”。于是仁宗又“命侍立于讲读官之末”。哲宗元祐元年，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说，“间日讲读，则史官一人立侍”，但“史官之职，言动必书，施于视政之时则可，经筵讲习之所，乃燕处也，主上方问学之初，宜心泰体舒，乃能悦怿。”他认为这反而会使皇帝感到拘束，所以他建议今后宰臣一月两次赴经筵，到时“因令史官入侍”。孝宗淳熙八年（1181），重申“讲筵记注官侍立，并以所闻退书其实”。

宋仁宗时，开始将经筵活动编纂成书。景祐三年（1036），崇政殿说书贾昌朝上言，经筵因“事在双日，杳隔严宸，时政记、史馆日历及起居注莫得纂述”。他已将自景祐元年春至二年冬，“凡书筵侍臣出处升黜、封章进对、燕会赐与，皆用存记，列为二卷，乞送史馆”。仁宗将此书命名《迩英、延义二阁记注》，又命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等继续修纂。此后，不断编修，整个仁宗朝就有《迩英、延义二阁记注》六十余卷。哲宗元祐六年（1091），翰林学士范百禄等请仿仁宗朝“故事”，“专一纂录”“讲读之事”。哲宗乃令讲读、记注官“同共编修”。南渡后，继续编纂此类专书。如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采纳起居舍人洪遵“以经筵官进对、讲读、问答等事，悉行编录，以《迩英记注》为名”的请求，讲筵记注得以不致中断。

在经筵开讲时，宋朝皇帝鼓励宰辅们旁听。仁宗即位初，要求辅臣们一起旁听侍讲学士孙奭讲《论语》。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大臣听讲时，即在侍读官前设座。到哲宗初年，已经形成宰辅每十天一至经筵听讲的制度，但“止于默坐而已”。崇政殿说书程颐针对这一现象，提议改为一月两次同赴经筵。南渡后，常常在经筵官讲某一古代经典或政书结束的那天，特召宰执听讲。如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十一月、绍兴二十五年四月，讲《尚书》、《周易》终篇，皆“特召宰执听讲”。孝宗淳熙八年四月，也曾诏丞相赵雄等赴经筵听读《正说》“终篇”。

经筵讲读主要采用主讲官讲解，皇帝提问质疑，主讲官再回答的方法。仁宗在庆历四年在迩英阁经筵上出示“御书十三轴”，共三十五事，有“遵祖宗训”、“奉真考（案即真宗）业”、“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守信义”、“不巧诈”、“好硕学”等。翰林侍读学士丁度等当即表示愿“注释其义”。十数天后，丁度等将所撰《答迩英圣问》一卷进呈，仁宗读后，指出其中“体大者六事，付中书、枢密院令奉行之”。庆历五年（1045），有一次在迩英阁讲《诗•匪风篇》“谁能烹鱼，溉之釜鬵。”仁宗问：“《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义与此同否？”丁度答道：“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非圣学深远，何以见古人求治之意乎！”神宗元丰六年（1083）四月，由蔡卞讲《周礼》至“司市”。神宗问：“先王建国治市，独如此其详，何也？”蔡卞答道：“先王建国，面朝而后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神宗又问：“市，众之所聚，详于治众故也。后世治市之法缺略，今可求而复乎？”蔡卞答道：“先王之时，有乡有遂，有朝有市，有事相须也。”这两则记载都较简单，但已可见君臣之间问答的大概。如果皇帝在讲筵经常沉默不语，无所询问，讲读官就要提出意见。如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月，侍讲司马光看到英宗自“御迩英阁，未尝发言，有所询问”，上疏说：“学非问辨，无由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识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他希望英宗“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或虑一时记忆不能详备者，许令退归讨论，次日别具札子敷奏，庶几可以辅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英宗“嘉纳之”。哲宗元祐六年，右仆射刘挚也敦劝哲宗在经筵“宜频有询问”。理宗时，真德秀在经筵卷子中更明确要求理宗在“经筵讲读之际，有切于身心、关于政治者，时发玉音，质问所疑，俾臣等得以悉心以对；如有未谕，即乞再三诘难，必圣心洞然无疑而后已。”这种君臣之间切磋琢磨的讲读方法无疑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有时在经筵上，讲读官之间允许争论，各抒己见。如哲宗元祐初，有两位讲读官论诸葛亮一生的事业，说：“战伐所丧亦多，非‘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事。”程颐反驳说：“二公语过矣。‘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谓杀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讨天下之贼，何害？”徽宗时，侍读曾肇和温益也曾在经筵争论。曾肇读《史记》至“尧崩三年之丧”毕，阐释说：“尧、舜同出黄帝，舜且为尧丧三年者，舜尝臣尧故也。”温益表示异议说：“《史记》世次不足信。若尧、舜同出，则舜娶尧女，为娶从祖姑。”曾肇“以《史记》世次，《礼记》祭法大傅之说，质于上前。”温益因而“语塞”。这些争论仅局限于学术范围，还没有涉及当时现实政治。

以上经筵讲读的方式和方法，经过不断地摸索和改进，逐步完善，并且日趋法制法。到元丰二年（1079）制定《诸司式》时，其中包括《经筵式》在内。神宗审阅到此式中规定“开讲、罢讲申中书”时，提出异议，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从而使《经筵式》变得更加合情合理。《经筵式》的制订说明有关讲筵的活动皆有法式可依。

五、经筵讲读的内容和“讲义”、“故事”等教材的编写

宋朝经筵讲读的内容较为广泛，可以分为数类，第一类是古代经典，如《周易》、《尚书》、《周礼》、《毛诗》、《春秋》、《孝经》、《左氏春秋》、《孟子》、《大学》、《论语》、《五经精义》（仁宗时讲读官编）、《四书集注》（朱熹编）等。第二类是前朝史书和政书，如《前汉书》、《后汉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史记》、《陆贽奏议》、《稽古录》等。第三类是本朝的史书和政书，如《正说》（十卷，共五十篇，宋真宗编。记所读经史中“可为后世法者”，《序》“备言监古为治之意”）、《三朝宝训》（三十卷，吕夷简编，记宋太祖、太宗、真宗的“宝训”）、《祖宗圣政录》、《三朝经武圣略》、《五朝宝训》（吕夷简、林希编）、《神宗宝训》（五十卷）、《高宗宝训》（七十卷，国史实录院进）。第四类是有关专书。如《帝学》八卷、《续帝学》十卷等。《帝学》系哲宗元祐五年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所编，纂录古代贤君至宋神宗的务学事迹，主旨为劝讲，每条后附论断。自上古至汉、唐二卷，自宋太祖至神宗六卷，“于宋诸帝叙述独详，盖亦本法祖之意，以为启迪也”。至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记注官李埴仿此书体例编成《续帝学》一书，纂录神宗后五朝皇帝的务学事迹。

宋朝皇帝即位时的年龄大都在十九岁以上，太祖和太宗、孝宗、光宗皆三十四岁以后才即位，即位年龄最小的是哲宗（十岁）和仁宗（十三岁）。在即位前，他们大都已经受到了良好的皇储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政治才干。但因为年龄层次和各人兴趣爱好的不同，他们需要学习的内容不免有些差别。如仁宗十三岁即位，开始时除学习古代经典外，还由有的学者专门编绘如同现今连环图一样的画册。如李淑依据《三朝宝训》，编绘成《三朝训鉴图》十卷。到仁宗十五岁时，由讲读官马宗元讲解《孝经》。十六岁时，由侍讲学士孙奭讲解《曲礼》。十七岁即天圣四年（1026），由侍读学士宋绶等读《旧唐书》。是年，刘太后命选择“前代文字可资孝养、补政治者，以备帝览”。于是大臣们录进了唐朝谢偃《惟皇诫德赋》、《孝经》和《论语》“要言”以及唐太宗撰《帝范》三卷、唐玄宗臣僚所献《圣典》三卷、《君臣政理论》三卷，供仁宗学习。这标志着仁宗开始学习统治国家的理论和方法。从明道元年（1032）起，仁宗在讲筵上学习《三朝宝训》、唐诗、《春秋》、《旧唐书》列传（限于“义切于规戒者”）、《正说》、《左氏春秋》、《周易》、《经史规鉴事迹》（丁度、李仲容编）、《祖宗圣政录》、《三朝经武圣略》、《五经（周易、尚书、礼记、春秋等）精义》等。

宋太祖和太宗、真宗以“而立”之年黄袍加身，他们在讲筵所学的内容就由自己亲自选定，太祖主要读《周易》；太宗也读《周易》，晚年读《尚书》；真宗先读《尚书》，后读《周易》、《礼记•中庸篇》等。此后，形成惯例：凡新皇帝“初御经筵”，必由讲筵所“具奏请点定讲读经史”。

宋神宗即位时二十岁，血气方刚，在王安石等人的支持下进行变法。讲筵最初读《礼记》，王安石提出“《礼记》所载多驳杂，乞令讲《尚书》”，神宗即命改讲《尚书》。随后又由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再读《诗》、《史记》。至熙宁十年（1077），侍读邓润甫和陈襄进读《史记》，顺便请示：“司马迁载秦、汉以来君臣事迹，有不可陈于君父之前者，如《吕不韦传》之类是也。”神宗说：“类此者，皆缺之勿读。”侍读沈季长和黄履奏申：“讲《诗》毕，请讲何经？”神宗说：“先王礼乐法度莫详于周，宜讲《周礼》。”此后，讲《周礼》和《后汉书》等书。

宋室南渡后，有鉴于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高宗尤其推崇《春秋》一书，旨在尊王攘夷，动员全国力量来抵御金朝军队的南侵。绍兴二年（1132），高宗命侍读胡安国读《春秋》，要求胡安国“随事解释，不必作义，朕将咨询”。数月后，命经筵官轮流供进《春秋》口义一篇。至绍兴八年，还由侍讲张九成讲《春秋》。由于高宗的倡导，许多学者纷纷从事《春秋》的研究，写出了不少专门的著作。当时供进的《春秋》学专著，有杜谔《春秋传》、徐俯《春秋解义》、邓名世《春秋四谱》、环中《春秋年表》、文旦《春秋要义》、柴翼孟《春秋尊王聚断》等。高宗还爱读《左氏春秋》、《论语》、《孟子》、《三朝宝训》等。如绍兴五年，命侍讲朱震和范冲讲《左氏春秋》。绍兴八年，命讲读官读《三朝宝训》、《孟子》、《春秋左氏传》、《尚书》。其中《孟子》一书，至绍兴十六年（1146）才讲毕，而《尚书》至绍兴二十三年（1153）讲完，《三朝宝训》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讲完。显然，高宗从头至尾系统地学习了这些书籍。

理宗时，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朱熹的《四书集注》被视为经典著作。二程、朱熹的著作必然进入讲殿，成为经筵官讲读的教材。如端平元年（1234），理宗下诏：进士何霆分类编纂朱熹的注解文字，“有补经筵，授（上州）文学”。同年，真德秀在讲筵多次为理宗读《大学章句》，包括《康诰》、《汤之磐铭》、《格物致知》章、《诚意》章、《修身在正其心》章、《齐家在修其身》章、《治国必先齐其家》章、《絮矩》章、《平天下》章等。真德秀在读《大学》正文后，阐释时必定说明“朱熹之说已尽之矣”，或“朱熹之说当矣”，“尝闻朱熹之说”，“故朱熹尝言”等。偶尔也说“程颐尝谓”。淳祐间（1241——1252），徐鹿卿和徐元杰都在讲筵多次为理宗读朱熹《通鉴纲目》。

综观宋朝经筵的各种教材，可知有些是用以充实皇帝的经、史等文化基本知识，有些是传授政治理论和统治方法、统治经验，还有一些则是指导自我修养的理论和方法。至于某一时期学习某种教材，则决定于皇帝当时的年龄、政治成熟程度、国内外环境以及个人的爱好等。对于政治上已较为成熟的皇帝，往往偏重于学习可供自己“鉴戒”或“规戒”的内容，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如庆历四年（1044），一次讲读《诗》，从《鸡鸣》讲到《南山》篇。此前，讲官不打算读《新台》，仁宗发现后，对曾公亮说：“朕思为君之道，善恶皆欲得闻，况《诗》三百，皆圣人所删定，必存劝戒，岂当有避也！”乃命“自今讲读经史，毋得辄遗。”侍讲贾昌朝在读《春秋左氏传》时，“每至诸侯淫乱事，则略而不说”。仁宗问其原因，贾昌朝如实回答。仁宗说：“《六经》载此，所以为后王鉴戒，何必讳？”仁宗希望通过所读内容知道善和恶两方面的情况。但仁宗并不总能如愿以偿。嘉祐五年（1060），右司谏赵抃发现“今经筵侍讲者，讲吉不讲凶，讲治不讲乱；侍读者，读得不读失，读存不读亡，臣愚以谓非所以广聪明之义也。”他认为“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聪明必欲广，聪明广，则祸福之鉴远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则天下之理明矣。”所以他提醒仁宗“命经筵臣僚临文讲诵无有隐讳，至于吉凶、治乱、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详究铺陈之，使祸福之鉴日闻，宗庙社稷无穷之福也。”赵抃希望统治者充分了解正、反两方面的情况，从而获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讲读的内容往往是由皇帝亲自选定的，而具体计划则由经筵官拟定，再申报皇帝批准。如前述熙宁十年，侍读沈季长、黄履问神宗在讲《诗》完后应读何经，神宗决定读《周礼》。又如淳熙七年，讲读官史浩和周必大为孝宗订出学习计划，准备读《三朝宝训》，该书共十五卷，每次进读一卷，至四月内读完。实际情况是到这年五月才读完此书。

讲读官在经筵上讲解古代经史时，一般都要事先写好“讲义”或“口义”。神宗元丰元年（1078），命崇政殿说书陆佃在讲读前一日供进讲义，从此成为惯例：“经筵前一日进讲义”。至哲宗元祐五年（1090），改为“今后具讲义次日别进”。今存宋人文集中保存了许多《经筵讲义》，有时称“迩英进读”、“讲筵进记”、“讲筵卷子”，有时称“口义”、“讲章”等。这些讲稿一般先列古代经史书名，后摘引该书的相关段落，再以“臣闻”或“臣谓”二字开头，解释这段文字的内容，结合当时实际加以阐发。如周必大的《经筵讲义》，内容是讲《周礼》，“周礼”二字下注明“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为讲读的日期。该讲义的第一段为《周礼》的原文“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之膳禽不会”，接着是周必大的解释：“臣谓岁终则会，欲知多寡之数也。王及后尊矣，故不会其数。虽然节以制度，固自有要，特有司不以常法会之耳。恭闻真宗皇帝西幸巩、洛，得生鲤，不忍食而纵之；悯羔羊叫号，即诏尚食自今勿杀。当是时，民安其业，家给人足，固已追三代之盛，乃犹因庖厨而寓好生之德。所谓本末并举，诚可为万世法。彼梁武帝者，岂足以知此哉！不法先王之仁政，而区区于释氏之教，宗庙之祭不用血食，太官之膳下同僧道，及信侯景之奸，则视生灵肝脑涂地而弗恤，倒置如此，盖周官之罪人也。”类似例子颇多。

从哲宗元祐二年（1087）起，规定侍读官遇不开讲的日子，轮流撰汉、唐时“故事”“有益政体者”两条进入。同年，采纳侍读苏颂的建议，命史官、学士每日抄录新、旧《唐书》数事缴进。这也属于“故事”范围。南渡后，从高宗建炎四年（1130）起，要求讲读官及翰林学士、两省官每日轮流录进前代和本朝“涉治体”的“故事”三条。绍兴元年，又要求侍从官与讲读官等一样“日进故事”。直到孝宗至理宗朝，“进呈故事”的制度照常执行。洪适、史浩、方大琮、徐鹿卿等诗文集均还保存所进“故事”的原文，其内容和书写格式基本与“讲义”相同，但数量一般为两条，有时仅一条。为了督促和检查以上有关官员能按规定撰进“故事”，哲宗元祐二年规定侍读官每旬一次将所进“故事”录申三省。高宗建炎四年，又令讲筵所置历，统计有关官员进“故事”情况。从绍兴十三年（1143）起，讲筵所胥吏“辄违旧制，取索（故事）副本，称讲筵要用”。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御史中丞汤鹏举上疏指出，这必定是“怀奸之人自为朋党，惟恐臣下献忠背违其意，故令吏胥取索”。他建议今后不许取索副本，“只乞令就通进司进入，庶几臣下得以输密勿之忠”。高宗依从。汤鹏举所暗指“怀奸之人”自然是刚死不久的秦桧。

六、经筵官的待遇

宋朝经筵官由于作为皇帝的教官，得以经常亲近皇帝，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真宗时，侍读的“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日给尚食珍膳”，“中谢日赐与如翰林学士”。按照“建隆以后合班之制”，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立班在翰林学士和资政殿学士之后，在龙图阁学士和天章阁学士之前。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俸禄、衣赐与翰林学士相同，而翰林学士的每月俸禄、衣赐按其本官领取，另春、冬各给绫五匹、绢十七匹、罗一匹、绵五十两。如太常卿、宗正卿、左右丞 、侍郎兼侍读、侍讲，各给绫七匹、绢二十匹。在领取月俸时，全部领取现钱，不需部分折支实物。神宗元丰改制后，据《神宗正史•职官志》记载，侍读和侍讲正七品，崇政殿说书从七品。其月俸、衣赐按各自的寄禄官领取，另每月支取职钱十贯文（比太子侍读、侍讲的职钱二十五贯至二十贯低得多），元丰八年十二月特增侍讲、侍读官的职钱至三十贯。哲宗元祐元年，程颐任崇政殿说书，数月后“尝质钱使”，其他经筵官以为“必是俸给大段不足”，问后才知“供职后不曾请俸”。其他经筵官“遂牒户部”，诘问不支俸钱给程颐的原因。户部索取程颐前任的历子（俸历），程颐说：“某起自草莱，无前任历子。”朝廷遂命户部发给程颐俸历，并给予每月职钱二十贯。户部“初欲折支”，执政奏请馆阁官皆请现钱，“岂有经筵反折支”？于是户部规定今后崇政殿说书一例支现钱。元丰改制后，经筵官大都属于兼职，只有程颐以布衣任崇政殿说书，为专职，所以出现了一时领不到月俸的情况。

南渡后，经筵官的实际经济收入有所提高。高宗绍兴十五年冬，命今后增给讲读官寒食、端午、冬至三大节的“节料”：观文殿大学士以上，钱一百五十贯、酒十瓶；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以上，钱一百贯、酒八瓶；待制以上，钱五十贯、酒六瓶；“未系两制”的其他官，钱三十贯、酒四瓶。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据周必大记载：讲筵所例赐冬至“节仪”，讲读官钱五十千、酒六斗；修注官钱三十千、酒四斗。基本上与绍兴十五年冬所定三大“节料”一致。

有时，皇帝特赐讲读官一笔铜钱，以示奖励。如仁宗至和元年（1054），赐翰林侍读学士杨安国铜钱五百贯。

有关经筵官的俸禄制度，哲宗元祐元年已有“请给令”，详细规定了侍讲、侍读、说书的俸禄情况。

经筵官在每次按计划讲读一部书结束时，按照“故事”首先是“皆迁一官”。孝宗淳熙七、八年间，史浩因讲读《三朝宝训》终篇，按例升转一官。淳熙十三年冬，谏议大夫陈贾提出每次经筵讲读一书完毕，“自儒臣、修注，下至中人、吏士，皆迁一官。虽篙工、厩卒，无不沾被”，显见“酬赏泛滥”。孝宗采纳其说，加以裁减，“于是吏辈易转官为磨勘者，无虑三数百人。”淳熙十四年春，陈贾又奏申最近经筵读书终篇，“经筵转官者三十二人”，“冗滥极矣”。于是又行“省汰”。但不管怎样“省汰”，经筵官得以升转官阶是不会减少的。其次是有些经筵官因读完一书或在讲席多年，特赐三品或五品官服。仁宗时，马宗元、马龟符、杨安国、曾公亮都曾因此被赐三品服，赵师民被赐五品服。第三是在讲完一书或其他情况下，分赐经筵官礼物。如仁宗初，翰林侍讲学士孙奭与冯元讲《老子》三章，各赐帛二百匹。高宗时，一次赐侍读、侍讲新茶和复古殿墨各二十铤。又有一次，因讲《孟子》终篇，特赐当讲官鞍马、牙笏、金砚、水瓶、墨等。直到度宗时，在经筵进讲《孟子》终篇时，仍赐侍讲、说书金带、牙简以及鞍马、香、茶等。第四是在读完某书后，或在其他情况下，赐给经筵等官员“御宴”。如真宗景德四年（1007），宴饯侍讲学士邢昺于龙图阁。仁宗嘉祐七年（1062），以读《后汉书》终篇，赐讲读官宴于资善堂。真宗和仁宗时，更多时间“宴讲读官于崇政殿”。宋室南迁，在经筵制度恢复正常的情况下，从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十一月起，经常在读某书终篇后，赐侍读、侍讲、修注官御筵，有时包括宰执在内。第五是将皇帝的墨宝赐给经筵官。如仁宗初年，在一次讲筵上，将亲书唐代名贤诗分赐讲读官和旁听的辅臣们。不久，召辅臣观冯元讲《论语》，分赐官员们“御飞白书”。皇祐（1049——1054）后，每年端午节，必赐经筵官“飞白书扇”。高宗时，也常将自己的墨宝分赐经筵官。有一次，特赐“御书杜诗扇面”。

宋朝在委任经筵官时，还必定在官诰上写皇帝的训词（又称“赞书”）。如曾巩草拟过《侍读制》：“盖用儒学之臣，入阁侍读，所以考质疑义，非专诵习而已。其列于分职，始自开元，而朕尤意向之。某博通今古，服在从官。兹选甚高，属尔惟允。朕以未闻于史者，究观前世之变，而至夫理乱兴坏之际，未尝不反复焉。其悉所知，以辅朕志。是为尔守，其往钦哉！”周必大受命兼任侍讲后，在《谢侍讲表》中说：“考朝廷之制，凡兼文馆之官，虽宰司提领之尊，无内史训词之宠，惟陪经幄，必领赞书。”即使宰相兼领国史实录院、敕令所、玉牒所，仅“降敕而已”。“惟讲读官，下至说书，皆命词给告。”这说明对经筵官确实优宠有加，“其礼数甚优渥，虽执政大臣，亦莫得与也”。

经筵官由于时常接近皇帝，千载难逢，因此作为思想家便向皇帝阐述自己的思想体系，作为政治家便向皇帝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极力施加影响。但如果急于求成，或被卷入政治漩涡，就难免受挫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哲宗初，程颐在经筵，“专以正君心为本”。程颐“以师道自居，侍上讲，色甚庄，以讽谏，上畏之”。他设想了许多教育少年天子的办法，如建议“皇帝左右扶持祗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择十至十二岁的臣僚子弟三人作为陪读，“侍上左右”；等等。最初，在程颐讲读时，内侍、宫殡们皆携纸、笔在后面记录，后来见程颐说到防“佞人”之类，“皆恶之”。所以，后来遭到了右谏议大夫孔文仲的攻击，说程颐的“陈说，凡经义所在，全无发明，必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又说：“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御史中丞胡宗愈也弹劾程颐，说“不宜使在朝廷”。于是罢程颐经筵，任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程颐离开经筵的次年（元祐三年），侍读苏轼“每日进读之间，事有切于今日者，辄复尽言，庶补万一。”因论黄河等事，很快得罪了宰臣，监察御史王彭年指责苏轼“每当进读，未尝平易开释，必因所读文字，密藏意旨，以进奸说。闻轼言者，无不震悚。”又说苏轼“所进汉、唐事迹，多以人君杀戮天下，及大臣不禀诏令，欲以擅行诛斩小臣等事为献。若此言者，殊非道德仁厚之术，岂可以上读圣聪！”还说：“其在讲读，即非议论政事之所。”苏轼被迫辞去经筵，出知杭州。宁宗初年，即召“倾心已久”的朱熹任侍讲，命读《大学》。一次晚讲，朱熹与理宗对话，相得甚欢，理宗谈读《大学口义》的体会说：“看来紧要处，只在求放心耳。”朱熹顿首说：“圣学高明，宣谕极是。老师宿儒，穷日竟月，不曾见得此意，说得此语。”但不久朱熹因卷入右丞相赵汝愚与权臣韩侂胄（汝州防御史）的斗争，朱熹得罪了韩侂胄，导致宁宗对朱熹的厌烦，说：“始除熹经筵耳，今乃事事欲与预。”又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于是突然下诏罢朱熹经筵。理宗时，徐元杰深得信任，在经筵上积极出谋献策。右丞相史嵩之之父（弥忠）病死，理宗命其“起复”，继续任相，这一违反传统的做法激起了士大夫的激烈抗议，纷纷上书指斥史嵩之的种种劣迹，要求罢免史嵩之的相位。此时，徐元杰也上疏论史的起复，提出“宜许其举执政自代”，“令其终丧”。理宗不听，徐元杰“求去”，理宗说：“经筵赖卿规益，何事引去耶？”但由此史嵩之对徐元杰颇为“憾之”。淳祐五年六月；徐元杰“轮当侍立”，“以暴疾渴告”，半夜去世。“时谓诸公皆中毒，堂食无敢下著”。以上说明经筵官虽然社会地位较高俸禄尚厚，但必须深得皇帝的信任、宰执的支持，方能立足；否则，引起皇帝的反感和宰执们的猜疑，就会被迅速撤换，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七、经筵制度的历史作用在两宋三百二十年的漫长历史上，经筵制度得到不断的完善。由于各朝皇帝比较能够自觉地遵守制度、坚持讲读，因此促使经筵制度充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提高了最高统治者的素质。宋朝大多数皇帝经过皇储阶段的培养，即位后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通晓古代经书，能书会画，有的还擅长赋诗谱曲。尤其重要的是，大都具备管理军国大事的才干。宋太祖和太宗出身武将，在黄袍加身后，在四出征战、处理政事以外，重视学习古代经史。如太祖“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太宗也“性喜读书”，“讲学以求多闻”。他们为以后历朝皇帝树立了勤学博闻的良好榜样，从而保证两宋大多数的最高统治者成为博学多才、处事干练的政治家。

第二、为最高统治者的正确决策提供了一个信息渠道和许多颇有价值的意见。宋朝皇帝拥有最终裁决权，他们除了假日和其他原因休息外，定期或不定期地坐殿视朝听政，召开不同范围的御前会议，审阅士民的奏章，作出决策。为了保证最高决策的及时性和正确性，深居宫苑的宋朝皇帝的信息传递渠道，大致有二府分班或合班奏事、臣僚章疏、大臣留身奏事、台官的“月课”、监司和帅司以及走马承受的奏报、士民的上书、皇城司的探报等。经筵官的议论也是其中的渠道之一。

经筵官的职责原来只是替皇帝讲读经史和政书，并没有议论当朝政事的任务，更不需要替皇帝出谋献策。但是，对于皇帝而言，他们首先希望通过经筵讲读，“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但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希望从经筵官了解朝廷和民间的一些情况，并且在某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上征询这些饱学之士的意见，真正发挥这些皇帝私人顾问的作用。对于经筵官而言，他们期望向皇帝宣讲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学说，反映朝廷和民间的各种情况，提出解决的种种办法。因此，在经筵上，讲读古代经史所用时间越来越少，议论当前政事所用时间越来越多。此外，经筵官还能在经筵外奏事、留身奏事等，为皇帝献计献策。

宋真宗时，在讲筵除听经筵官读《周易》以外，多次“访大臣能否”，了解朝廷大臣的才干和其他官员的反映。理宗端平元年，在经筵官真德秀读完《大学》中的一章后，理宗问：“有所闻否？”真德秀答道：“臣无所闻。”因言及“财用窘匮”等。又有一次，理宗问：“曾见丞相札子否？”真德秀答道：“臣未之见，不知论何事？”理宗说：“论虏使朝见事。”随后又一起讨论理宗接见蒙古使臣的仪式等事。淳祐四、五年（1244——1245），崇政殿说书徐元杰入宫讲读。有一次晚讲，赐茶后，理宗问徐元杰：“边头无他警否？”回答说：“臣颇问人言，今岁未有警急之报。况陛下已戒饬将帅，严固备御，以防叵测。此其责全在边臣，惟时谨饬之，幸甚！”理宗说：“是。”理宗又问：“外间士论有何说？”奏云：“但见士论惊喜，陛下一朝而易四台谏，恰在百僚行香艺祖殿之时，皆曰陛下英明，即艺祖之复见也。”理宗说：“缘此曹积欺之深。”接着，又谈到“边患”和“边备”问题，理宗问：“为今之计何先？”徐元杰答道，首次要像太祖“安制三边”那样，军队皆归枢密院统率，应该“增重枢庭之选”，“举任边阃有声望之重臣，为缓急之倚仗”。其次是要立即下诏“开谕将帅、士卒与义勇、土豪之心，欠缺者补之，怨望者慰之，流离者招之。”藉此“以感动兵民之心，保境安边”。理宗“首肯”。又有一次“进讲”，理宗问：“日来楮愈轻，无（何）策可救？”徐元杰答道：“此在陛下与大臣商略，且如住造官会”，同时要“严伪造之禁”。理宗说：“伪造之禁不严，则真伪莫辨，其直愈损。”徐元杰说：“臣意正谓此。”理宗进一步问：“内地钱绝少，如何？”答道：“正缘人间不肯放楮，故楮无所归，而钱日以匿。况乎鉟销漏泄，禁亦甚弛。”在其他时间的讲筵上，理宗还向徐元杰了解雨水、蚕麦生长、敌情、各地米盐价、楮价、监司郡守是否得人、和买、经界法实施情况等。通过徐元杰，理宗打听宋蒙战争形势、士大夫议论、备边政策、会子、雨水、农事、物价等情况。可见经筵官的议论成为皇帝的信息渠道之一。

经筵官在讲读时，允许随事发表意见；统治者也鼓励经筵官结合“时事”讲读或另外表示意见。真宗时，翰林侍读学士邢昺讲说《尚书》十三次，《论语》十次，《孝经》和《礼记》、《易》各二次，他“据传疏敷引之，多及时事为喻”，“真宗甚嘉奖之”。哲宗元祐三、四年（1088——1089），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在开讲时，“每因进读之间，事有切于今日者，辄复尽言，庶补万一。”在读《三朝宝训》时，“因及时事”，“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西方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万余人，帅臣不以闻，朝廷亦不问，恐或衰乱之所”。但这些议论得罪了宰执，“当轴者恨之”。神宗熙宁二、三年（1069——1070），因为各项新法的陆续实行，变法派和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反对派利用经筵讲读在神宗前屡次发表不同意新法的意见，而变法派则当场加以反驳。如熙宁二年十一月，侍读司马光在迩英阁，读《资治通鉴》汉纪至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一遵何之“故规”。司马光说：“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问：“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司马光答道：“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数天后，轮到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进讲，乘机阐述“法不可不变”的理论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立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前日司马光言汉守萧何之法则治，变之则乱，臣窃以为不然。”说明了他的理由。神宗回头问司马光：“惠卿言如何？”司马光又反复说明他的观点。“惠卿不能对，则诋”司马光说：“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司马光说：“是臣之罪也。”神宗急忙制止，说：“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讲毕，赐坐阁外。随后，又命回阁内坐下。神宗问大家说：“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王珪说自己不了解情况。司马光说：“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随后他谈了“非便”的理由，最后说：“臣恐细民不聊生矣。”吕惠卿反驳说：“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也讲了青苗法的优点。司马光又谈了青苗法的种种弊病，还说他陕西老家来人“皆言去岁转运司擅散青苗钱与民，今夏麦不甚熟，而督责严急，民不胜愁苦。”吕惠卿说：“光所言者，皆吏不得人，故为民［患］耳。若使转运司、州县皆得其人，安有此弊！”司马光抓住吕惠卿承认青苗法实行有弊，立即指出：“如惠卿之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国家当急于求人、缓于立法者也。”这次争论涉及该不该变法的根本理论问题和新法的重要措施之一青苗法的利弊问题，司马光和吕惠卿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神宗正是鼓励双方畅所欲言，从而衡量利弊，作出自己的判断。

由于经筵讲读的时间毕竟有限，经筵官难以尽抒政见。至神宗元丰间（1078——1085），规定经筵开讲时，在所进读的书内，“或有所见，许读毕，具札子奏陈”。仍将札子降付讲筵所，“载之注记”。哲宗元祐五、六年，又规定“经筵陈三札”。允许在讲读完毕后奏事，就是“留身”奏事，这是对经筵官的一种特殊的优待。南渡初，即高宗建炎元年，曾采纳翰林学士朱胜非的建请，准备重行此制。至绍兴二年，依从侍读李弥大的建议，宣布今后“讲筵官不许留身奏事”。大约在绍兴三年八月允许执政官如宰臣例留身奏事后，又恢复了经筵官留身奏事的制度。绍兴二十八年（1158），起居郎兼中书舍人洪遵要求依照“经筵官讲读毕，许留身奏事”的规定，允许记注官也依此施行。这说明经筵官已获准留身奏事。孝宗淳熙二年，侍讲周必大在一次经筵留身时，递呈奏札一道，论两淮守将事。淳熙六年（1179），已升为侍读的周必大在又一次经筵留身时递呈三份奏札，论述朝政。宁宗即位初，即绍熙五年十月十九日，朱熹遇讲筵留身，奏疏要求罢修东宫，回大内居住；过宫向太上皇帝（光宗）请安，使之释怒；深诏左右勿干预朝政，振肃朝纲；改选寿皇（孝宗）山陵。

通过经筵官在讲读时的议论和留身奏札，皇帝掌握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和处置各种问题的方法，然后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据现存资料，可知经筵官的议论和留身奏札直接影响皇帝决策的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用人方面。熙宁二年，神宗在经筵上问侍读司马光：“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司马光答道：“陛下擢用宰相，臣愚贱，何敢与？”神宗说：“第言之。”司马光说：“今已宣麻，诞告中外，臣虽言何益？”神宗说：“虽然，试言。”司马光答道：“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更得淳厚？”神宗说：“然今中外大臣更无可用者，独升之有才智，晓民政、边事，它人莫及。”司马光随后推荐富弼。神宗“因历问群臣”，问到吕惠卿，司马光说：“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皆惠卿所为也。近日不次进用，大不合众心。”司马光随后还向神宗推荐苏轼、王元规、赵彦若可为谏官。尽管神宗后来没有采纳司马光的建议，但说明神宗有意识地通过讲筵官了解在朝大臣们的情况，以便调整宰辅的人选。熙宁间（1068——1077），天章阁侍讲陈襄向神宗举荐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等三十三人，指出司马光等三人“皆股肱心膂之臣，不当久外，乞诏还词苑，或居经帏，日侍燕闲，论思献纳”。神宗“不能尽用”，但“其后皆为名卿贤相”。孝宗乾道间（1165——1173），太上皇后吴氏之妹夫张说除签书枢院。侍讲张栻在经筵“力言”张说“不宜执政”，孝宗因而“感悟”，即罢张说新的任命，改除提举万寿观。史浩在经筵荐举石嶅等人，说“朝奉郎、福建路安抚司干办公事石嶅器质纯静，不求闻知……”结果“皆召赴阙”。史浩再兼侍读，又荐薛叔似等十五人，“叔似召用，余以次收擢”。理宗淳祐间（1241——1252），徐鹿卿在经筵推荐太学上舍生黄时若，指出黄是理宗“登极以前住学之人，住学已四十一年，今年逾六十，几绝荣望，更无一人似此可以援例者”。建议理宗特准黄“赴淳祐十年殿试，留之监学，以劝多士”。徐元杰在讲筵读其奏札的“贴黄”说：“用人置籍，纪姓名，书其功过。”理宗说：“近日亦令置簿矣，庶有稽考。”徐元杰说：“用人常视其所举，如举主贤，则必引其类，此犹不可不考。”理宗说：“此尤有补于人心风俗之大者，朕皆当付外施行。”理宗还询问外朝对近日任命官员的反映，赞成徐元杰所提出的“自今须广咨访”的建议。经筵官的建议当然不可能全被皇帝采纳，但可以肯定会产生影响。

第二、对外政策方面。理宗端平元年，真德秀进读《大学章句》毕，理宗问：“虏（案指蒙古）使来议和，闻外间议论颇纷纷。”真德秀答道：“臣却不闻外间议论。但自古兵交，使在其间，纵使虏人已犯边，若有使来，犹当礼接，况未尝犯我乎？或谓欲却而绝之，或谓宜拘留勿遣，此皆不可行，但当以礼遣之。万一露欲和之意，切不可轻信。盖金人昨以和误我，后来虏人又祖其故智，以误金人。今日虽不可沮其善意，亦不可堕其奸谋；边面之备，一事不可缺略，一日不可稽缓。”理宗又问：“彼欲来朝见，如何？”真德秀反问：“彼有国书否？”理宗答道：“无之。”真德秀说：“如无国书，何名引见？要之，只合就镇江发遣；必不得已，都堂接见可也。”后来，蒙古使臣“奉币来朝”，朝廷决定由理宗“临轩”接见使臣。理宗又在经筵多次与真德秀研究此事，真德秀提醒理宗：“鞑使之来，不容不以礼接，边臣切不可恃此缓于修备。”又建议理宗手书叮咛之语分赐边臣，理宗“首肯”。淳祐四、五年间，理宗与侍读及徐元杰在讲筵边读边议，徐元杰提议催促赵葵回京，以便了解对蒙战争情况，理宗当即赞同，说：“是，是。当促召其来。”赵葵到临安后，徐元杰又提议：一是留赵葵在朝，因为“赵葵毕竟久在边间，与将帅士卒颇相谙。若阃外之事，专留其人于庙朝，以备咨访。臣知其家世忠实可托。”二是命人专探敌情，五日一次报告理宗。理宗皆予采纳。

第三、抑制外戚方面。仁宗时，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张揆进读汉代《马后传》“至服大练、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损，使保其家”。“帝嘉纳之”。孝宗时，外戚钱端礼任参知政事，“窥相位甚急，馆阁之士上疏斥之”，皆为钱所逐。吏部侍郎兼侍读陈俊卿在进读《宝训》时，“适及外戚”，乘机说：“本朝家法，外戚不预政，有深意，陛下宜谨守。”孝宗“首肯”，“久之，端礼卒不相”。

第四、理财方针方面。哲宗元祐六年，在迩英阁读《仁朝宝训》至“节费”，吕大防提出：“浮费固当节，至于养兵以御患，而民不劳，故养兵之费不可节。”王岩臾也认为：“大凡节用，非谓偶节一事便能有济，须每事以节省为意，则积日累月，自然有余。”哲宗颇为赞同。理宗端平元年，真德秀在讲筵“言及财用窘匮”，说：“今日当此空匮之极，别无方法，只有撙节一事可行。”理宗说：“近来既不出兵，省得生券一项费。”真德秀说：“生券一项所费甚多，今不出兵，所省不少。”又说：“若欲撙节费用，须陛下力行节俭，以为群臣之倡。”理宗说：“然。”这显示统治者赞成经筵官提出的节财方针。

第五、钞法、会子政策方面。哲宗元祐七年（1092），侍读顾临读《仁宗宝训》至钞法时，左仆射吕大防告诉仁宗钞法的本末，说北宋初运输香、药、茶、帛等至陕西变易粮食，一年不下二百四十万贯。从实行钞法后，“始令商贾于沿边入中见钱、粮草，却于京师或解池请盐，赴沿边出卖。”吕大防列举了钞法的五大利处。仁宗“甚善之”。端平初年，理宗在讲筵对真德秀说：“外路会（子）价尚未能登，皆是监司、郡守不留意。”真德秀说：“会价所以不登，固缘监司、郡守不留意，然其间亦有留意者。大率常物之情少则贵，多则贱。自故相在时印造多了，今又边事方动，未能减印造之数，所出太多，故贱。”他提议“朝廷专委版曹一二员，讨论利害而推行之，大抵必须少减印造。”理宗“欣然听纳”。徐元杰在讲筵也曾提议停止发行官会，严禁伪造，以控制会子价格。说明吕大防和真德秀、徐元杰在钞法和提高会价方面的主张被统治者所采纳。

第六、救灾政策方面。仁宗时，在迩英阁讲《易•无妄卦》，杨安国联系到黄河水患问题，说：“今河水圮决历五十年，役天下兵民，耗天下财用，未尝息大河，亦未尝复故道也。而兵民顿敝，何啻百千万计；地财委尽，何啻亿万万计，恐民不堪，国力不继。臣以为大河、犬戎自古为灾，当如尧、舜务顺民心，顺时修德，其灾自息，亦勿药有喜也。”主张从大的方针上“顺民心，顺时修德”。四年后，经筵讲《周礼》“大荒大札，则薄微缓刑”。杨安国提出：“所谓缓刑者，乃过误之民耳。当岁歉则赦之，闵其穷也。今众持兵仗劫粮廪，一切宽之，恐不足以禁奸。”主张对抢粮的饥民实施严刑峻法。仁宗对此不以为然，说：“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饥馑，州县不能存恤，饿莩所迫，遂至为盗，又捕而杀之，不亦甚乎？”认为饥民被迫“为盗”，情有可原，应予宽大处理。哲宗初年，侍读苏轼在读《宝训》至太宗雍熙、淳化间事后，指出朝廷近四年由于赏罚不明，举措不当，导致“非水即旱，日月薄蚀，五星相凌，淫雨大雪”以及黄河泛滥。但“水旱虽天数，然人君修德，可以转灾为福”。理宗时，徐经孙在进读太宗关于救灾的两次谈话后说，今年两浙、两湖、闽广遇旱，台州、处州、温州等地大水，“陵谷变迁，民生荡析，可为哀痛。”臣最近在进讲时曾请求“及时赈贷”，“蒙玉音，谕以速下施行”，但“侧听月余，未见施行”。臣愿明诏大臣“检举见今州县水旱去处”，“选差清廉官吏，即与检放，仍急行赈济之实”，或者调发常平义仓或丰收地区桩积的粮食，“以活饥民”，免使流亡或沦为盗贼。这些意见大都提醒统治者要及时调查灾情、落实救济措施，对灾区的安定和恢复生产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七、边防方面。理宗时，徐元杰在经筵多次与理宗讨论边防机事。有一次，理宗问：“边境莫少动否？”徐元杰答道：“臣不知其如何。闻朝廷见措置备御，陛下宜常告戒将帅，严备要害。”理宗说：“当如此。”又有一次，理宗夸奖徐元杰说：“前日故事说得极是，中间亦甚切今日，边防国用，正是紧要。”徐元杰说：“诚如圣谕，但边防国用皆要得人，皆要责实。”理宗表示赞同说：“今日全要得人、责实。”接着，徐元杰谈到要培养和选择“文武知勇之士”和“才艺有计划之士”，“此却全要大臣逐节商量，把作课程，日日理会”。理宗完全同意，说：“要日日理会。”徐元杰补充说：“边防、国用，二者实相脉络，今不可以敌人少退，而不疾速讲究，以为备御之重事。”理宗说：“此诚不可缓。”徐元杰的建议完全被理宗所接受，这不能不对理宗的决策产生影响。

此外，通过讲筵，经筵官还在盐课、茶引、牙契、商税、田赋征收、度牒、学校、科举等方面发表意见，有助于统治者采取相应的对策。

总之，宋朝的经筵制度在提高最高统治者的素质和保证最高统治者及时作出正确决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宋朝之所以能够维持三百二十年的统治，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获得如此高度的发展，文化思想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是与最高统治者保持信息渠道畅通，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密切相关的。而经筵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坚持执行，正是最高统治者保持信息渠道畅通和正确决策的有力保证之一。诚然，北宋末年，徽宗和蔡京等人推行“联金灭辽”政策，导致国破家亡，这显然是最高统治者错误估计形势，作出荒谬决策的结果。这段时间统治者的讲筵情况，由于文献不足，不甚明了。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又载《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