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宫廷制度

宋朝统治者吸取汉、唐的历史教训，注重“治内”，严防后妃干预朝廷政事，建立起一套比较严密的宫廷制度。其中包括皇后和妃嫔、宫人的编制和人选，宫廷管理机构，嫔妃和宫人的官阶、俸禄、恩例，约束机制等。

一、皇后和妃嫔的编制

皇后和妃嫔是皇帝的妻妾。宋朝承袭唐朝旧制，设置一名皇后和四名妃子。四名妃子的名称从上而下为贵妃和淑妃、德妃、贤妃。北宋初年，还承袭唐制，设置九嫔。九嫔从上而下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真宗朝，陆续增设太仪等七个等级。仁宗初年，增设淑仪一级。从此定制，四妃皆为夫人、正一品；十七嫔从上而下为太仪、贵仪、淑仪、淑容、顺义、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皆为正二品。此外，北宋初年还有婕妤和美人、才人三等。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增设贵人。真宗乾兴元年（1022）后，共四等，从上而下为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贵人，无视品。

各朝皇帝同一时间只能立一名皇后。如果皇后去世或被废黜，则允许另立一位皇后。此外，也可在妃嫔死后，由当朝皇帝或下一代皇帝追册为皇后。有宋一代，这也成定制。

各朝皇帝的妃子同一时间大都没有满员。史称妃子“累朝多缺”，神宗元丰间（1078——1085）“才有二员”。唯有风流天子徽宗，在政和间（1111——1118）后，“册妃至六七人”。据极不完整的资料，至少政和六年，徽宗仅贵妃就有四名，为乔氏、崔氏和两名王氏，皆曾替徽宗生儿育女多名。

二、宫廷管理机构和宫女的编制

宋太祖和太宗时期，宫廷内仿照外廷设置“内省”机构。太祖时，置司簿和司宾，皆封为县君、乐使，且赐裙帔。太宗时，增置尚宫和大监，皆兼知内省事，充内宣徽南院使，兼承旨与司簿，封为国夫人或郡夫人。同时，设置宝省尚食，封为县君；司宝和司仪、司给，封为郡君或县君。乐使之下，增设副使。随后，又改内省为“尚书内省”，命尚宫和大监皆称“尚书内省尚书”。改祗候人为御侍，管理衣服者为司衣，梳篦为司饰，枕被为司寝，汤药为司药，乐使和副使为仙韶使和副使，弟子称供奉。又置直笔、书省主事。改茶器为翰林局，掌御阁为直阁，掌宫门为直门，掌灯火为掌灯，掌从物为宜仗，针线院为裁缝院。又命司簿兼掌宝，司言兼监班，司仪兼承宣。掌宝和司仪、仙韶使和副使，皆封县君。司记和知尚书内省公事，皆赐裙帔。真宗朝，设置宫正、司籍、司乐、司赞、司珍、司膳、典宝、典言、典赞、尚仪、尚功、尚服、知书省等名目。随后又增设司宫令一员，地位在尚宫之上。

真宗乾兴元年后，宫人的女官和职员的编制、品级、职掌较为系统化，共计六尚、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六尚为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各尚之下皆设四司。如尚宫之下，设司记和司言、司簿、司闱；尚仪之下，设司籍和司乐、司宾、司赞。各司之下，设典、掌和女史。如司记之下，设典记、掌记和女史；司言之下，设典言、掌言和女史；司籍之下，设典籍、掌籍和女史。各尚的长官各设二人；各司的长官除司乐设四人外，皆设二人。各典、掌一般也皆设二人，仅典乐、掌乐、典膳、掌膳各设四人。各司所设女史，最多达十人，一般四至六人，少者二人。此外，还设宫正一人、司正二人。司正之下，设典正和女史各四人。以上宫人的官员和职员共282人，以下还有普通的宫人。尚宫的职掌是导引皇后，管辖司记和司言、司簿、司闱，兼总管其他五尚的物品出纳等事。司记掌管大内各司的文书出入目录，负责记录、审核、付行、监印等事；典记和掌记、女史是其助手。司言掌管传达圣旨和奏事，典言和掌言、女史是其助手。司簿掌管宫人的花名册和俸禄事务，典簿和掌簿、女史是其助手。司闱掌管宫门的管钥事宜，典闱和掌闱、女史是其助手。尚仪掌管礼仪、起居，兼管司籍和司乐、司宾、司赞。司籍掌管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类，典籍、掌籍、女史是其助手。司乐掌管音乐之事，典乐和掌乐、女史是其助手。司宾掌管宾客参见、朝会引导等事，典宾和掌宾、女史是其助手。司赞掌管礼仪班序、设版位、赞拜等事，典赞和掌赞、女史、彤史是其助手。尚服掌管司宝和司衣、司饰、司仗的事务。司宝掌管珍宝和符契、图籍之事，典宝和掌宝、女史是其助手。司衣掌管皇帝的衣服和首饰之事，典衣和掌衣、女史是其助手。司饰掌管膏沐、巾栉、服玩之事，典饰和掌饰、女史是其助手。司仗掌管仗卫兵器之事，典仗和掌仗、女史是其助手。尚食掌管御膳，进食时先试尝，管辖司膳和司酝、司药、司饎。司膳掌管膳羞、器皿之事，典膳和掌膳、女史是其助手。司酝掌管酒酝事务，典酝和掌酝、女史是其助手。司药掌管医药事宜，典药和掌药、女史是其助手。司饎掌管宫人的饮食和柴炭之事，典饎和掌饎、女史是其助手。尚寝统辖司设和司舆、司苑、司灯之事。司设掌管帷帐和床褥、枕席、洒扫、铺设等事，典设和掌设、女史是其助手。司舆掌管舆、繖、扇羽等事，典舆和掌舆、女史是其助手。司苑掌管园苑种植蔬果之事，典苑和掌苑、女史是其助手。司灯掌管灯油、火烛之事，典灯和掌灯、女史是其助手。尚功掌管女红，统辖司制和司珍、司彩、司计。司制掌管裁缝衣服纂组之事，典制和掌制、女史是其助手。司珍掌管金玉、珠宝、财货之事，典珍和掌珍、女史是其助手。司彩掌管锦文、嫌彩、丝枲之事，典彩和掌彩、女史是其助手。司计掌管规划度支衣服和饮食、柴炭、杂物之事，典计和掌计、女史是其助手。宫正总管宫内的格式，纠正过失和审理、处罚等。司正的职掌与宫正相同，典正和女史是其助手。

此后，除尚书内省外，又创置其他一些机构。仁宗晚年，“欲广继嗣”创立了十阁。英宗继承此制。虽然曾有台谏官提议撤销，但无济于事。总辖十阁的宫官称“提举十阁分事”，常常由管勾大内公事（南渡后改称主管大内公事）、知尚书内省事兼任此职。同一时间设置二人。宁宗时，命主管大内公事、知尚书内省事兼提举十阁分事冯从顺升转四字的国夫人；主管大内公事、知尚书内省事杨从慧除兼提举十阁分事，升转两字的国夫人；知尚书内省事卫从正除主管大内公事，升转国夫人；何从谨除知尚书内省事。此外，还设置听宣、尚字、宫字、司字、掌字、典字、直笔、宜笔、殿直、小殿直、知内库等职。

尚书内省的六名“尚”字女官，为正五品；二十四司的司正、彤史，为正七品；二十四“掌”，为正八品；女史，为流外勋品。

徽宗政和三年（1113），改革尚书内省的职官名称和编制，为内宰二人，副宰四人，总辖内省的六司，“率其属，以听内治”；掌管外省六曹所奏申之事。下设都事和主事各六人，录事和令史各十二人，书令史和书史各二十四人。内省的六司，一、司治：视外省的吏部职事；二、司教：视外省的户部职事；三、司仪：视外省的礼部职事；四、司政：视外省的兵部职事；五、司宪：视外省的刑部职事；六、司膳：视外省的工部职事。六司各设官内史和治中各一人，吏令史各二人，书令史各四人，书史各六人。南宋时，没有实行此制，可能是高宗初年废除的。

后宫的宫女人数，宋太祖时为200人。太祖曾“问愿归者，复去四之一”，还剩下150人。太宗时，宫中的“妃御掌事辈”仍旧不过300人。总之，太祖、太宗时，内宫约200至300人，而且“居五品之列者无几”。真宗时，侍史增至500人。到仁宗时，更是“十倍增人，已逾二三千”人，“私身养女数复过之”。庆历三年（1043），谏官孙甫上疏说：“后宫之数，臣虽不知，但闻三司计肉食者千余人，又上有贵职，下有私身，当不止数千人矣。”嘉祐间（1056——1063），后宫的人数激增至近10000人。史称此时嫔妃供进御者“动以万计”，而给事房闼供洒扫者也“动累百计”。嘉祐五年，由于内宫人数激增，“请俸倍多”，三司“减省冗费所”提议参照天圣初年（1023）的嫔御以下人数，著为定额。仁宗批准了这一提议。徽宗时，内宫人数再度大增。钦宗时，因为星变，下诏减放宫女6000多人。由此推算，徽宗时宫女达到了10000人以上。这显然是宋朝建国以后的最高数字。

三、皇后和妃嫔等的人选

宋朝选择皇后和妃嫔、宫人也有一定的标准。一般把门第（族姓）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女德。宋太祖的第一位妻子贺氏，是右千牛卫率府率贺景思的长女，在太祖建国前已去世，死后追册为皇后。太祖的第一任皇后是王氏，系彰德军节度王饶之女。王皇后死后，又纳左卫上将军宋偓之女入宫为皇后。太宗的第一位妻子尹氏，系滁州刺史尹廷勋之女；第二位妻子符氏，系魏王符彦卿之女；她们都在太宗即位前去世。太宗的第一任皇后，是淄州刺史李处耘之女，太宗即位后立为皇后。太宗的贵妃孙氏，系左金吾卫大将军孙守斌之女。另一位夫人李氏，系乾州防御使李英之女，因生真宗，在真宗即位后追封为贤妃，又加尊号为皇太后。贵仪臧氏，原是江南李煜的宫人，李煜死后入宫。到仁宗时，累赠至贵妃。真宗即位后，立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之女为皇后。郭皇后死后，继立银匠龚美（后改姓刘）之义妹为皇后，“大臣多以为不可”，但“帝卒立之”。真宗的一位嫔御李氏，系左班殿直李仁德之女，原为司寝，生仁宗，又由才人晋升婉仪。刘皇后长期隐瞒真相，直到她死后，仁宗才知道自己的生母，追封李氏为皇太后。仁宗看中蜀女王氏，但太后以为“妖艳太甚”，担心“不利于少主”，将王氏嫁给自己的侄子刘从德，改立平卢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为皇后，仁宗始终不爱郭皇后。郭皇后被废后，仁宗立枢密使曹彬的孙女为皇后。徽宗的王皇后，其父为德州刺史王藻。王皇后死后，继立郑氏为皇后，其父为直省官刘绅。徽宗的王贵妃和韦贵妃、乔贵妃出身不详，刘贵妃“其出单徽”。南宋时，皇后的出身要求出现降低的趋向。高宗吴皇后之父吴近，似是平民，其女入宫后，他才逐步升迁至武翼郎。孝宗夏皇后之曾祖夏令吉当过吉水县主簿，其祖父和父均无官位。夏皇后去世后，继立贵妃谢氏为皇后，谢氏“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焉”。光宗立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为皇后。宁宗韩皇后之六世祖是北宋忠献王韩琦，但其父、祖似无官位。韩皇后去世后，继立杨贵妃为皇后，杨氏“少以姿容选入宫，忘其姓氏，或云会稽人”。理宗的皇后叫谢道清，其祖父为前丞相谢深甫。度宗的全皇后，是理宗生母慈宪夫人的侄女，父全昭孙曾知岳州。

妃嫔和宫人的出身与皇后相差无几。英宗初年，直集贤院韩维上疏，建议为皇子颖王择妃，应从“勋望之家，谨择淑哲之媛”。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也上《后宫等级札子》，提出前代“皆择良家子以充后宫，位号等级各有员数”。“祖宗之时，犹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宫掖者”，“其始入宫，皆须年十二三以下，医工诊视，防禁甚严”。但到司马光上疏时，此制已被破坏，宫女“竞置私身，等级寖多，无复限极，监勒牙人使之雇买，前后相继，无时暂绝”，以致有军营、井市“下俚妇人，杂处其间，不可辨识”。于是，一些出身低微的少女被选入宫，并有可能因受皇帝、皇太后的宠爱及生育、积年辛劳等，逐级晋升为妃嫔。哲宗即位后，高太后见他长成，“历选世家女百余入宫”。孟氏十六岁入选内宫，受到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的宠爱，“教以女仪”，后来被册为皇后。仁宗的修容冯氏，“以良家女，九岁入宫”。在生下两名公主后，被封始平郡君，后累迁至修容。

宋朝物色皇后，不免受民间“勘婚”即推算男、女双方生辰八字习俗的影响。但其作用是极有限的。

四、后妃和宫女的等级和俸禄、封赠、恩荫等待遇

宋朝的皇后是内廷的主宰者，无需品级。据宋人佚名《趋朝事类》记载，内廷命妇分为五大等，第一等分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贵仪、贵容、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缓、修容、修媛、修仪、充仪、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共二十四级；另一类是侍御郡夫人、郡夫人、十字国夫人、八字国夫人、六字国夫人、两国四字夫人、四字国夫人、两国两字夫人、两字国夫人、国夫人，共十级。第二等分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为“尚”字即尚正、尚宫、尚仪、尚食、尚服、尚寝，“司”字即司衣、司宾、司室、司殿、司闱，“典”字即典衣、典宾、典宝、典饰、典制、典闱、典籍、典酝、典珍、典乐，“掌”字即掌衣、掌记、掌彩、掌乐、掌闱、掌籍、掌酝、红霞帔，共二十九级；另一类是知尚书内省事、仙韶使、仙韶副使、小殿直都知、小殿直押班，共五级。第三等为紫霞帔、尚书省都事、大侍御、小殿直第一等长行、仙韶都头，共五种，其中似乎没有上、下级的不同。第四等为听宣、尚书省内事、录事、小殿直第二等长行，仙都色长行，共五种。第五等为殿直、散直、散手、书省、小侍御、皇后匌祗候、小殿直第三等长行、著绯着绿女童，共八种。其中第一等第二类和第二等至第五等，均可统称“宫人”或“殿内人”、“宫内人”。如宁宗时，下诏命“宫人、红霞帔杨氏特与封咸安郡夫人”，“宫人、齐安郡夫人王氏特封吉国夫人”，“寿康宫内人、安国夫人钟氏特转安国柔嘉恭懿夫人”。宫人在升转等级时，经常“超转”即越级升转，这在宋代也是常有之事。

皇后、皇太后和内命妇皆有俸禄，而且形成制度。宁宗嘉定元年，皇后要求减少自己的俸给，以“助国用”。高宗建炎三年（1129），有关机构“月供”隆祐太后钱1000贯，不够支出，高宗特令户部供应钱和绢各20000贯匹，银10000两，“随从太后，以备支费”。绍兴十三年（1143），下诏规定太后俸钱，月10000贯，冬年、寒食、生辰各20000贯，生辰增加绢10000匹，春、冬、端午绢各3000匹，冬季增加绵5000两，绫和罗各1000匹。妃嫔也按照“禄令”领取俸禄。如神宗时，沈贵妃的料钱每月800贯。高宗建炎四年，每月供应贤妃以下月料炭980秤，其中一半支本色，另一半折支价钱。宫人则依照“宫人禄格”支取俸禄。其中国夫人又有“国夫人请给则例”等。如孝宗时，一名国夫人的月俸，每年总计为钱近2000贯、银150两、米45石、绫125匹、罗30多匹、绢600匹、绵400两。神宗时，一名私身的月俸有达80贯者。宫人的每月俸禄总数，在仁宗皇祐间（1049——1054），达12000贯，后来增至12000贯。此外，宫内还有“节料钱”，即遇节日给予太后和皇后等人的费用。如宋太祖在征讨北汉时，下诏在七夕节给杜太后钱3贯充“作剧钱”，另给皇后1贯500文，妗子700文，“充节料”。上述高宗时隆祐太后的月俸中，也包括了各种“节料钱”。“嫔嫱”的俸禄以及其他费用，也是宋朝财政的一大负担。宁宗初年，官员项安世上书提出，应该让有关机构列出内宫一年的经费多少，首先从宫中带头减省，从而影响“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县”，使之“从风而省，奔走不暇”。

皇后和皇太后、内命妇还享受封赠亲属的优待。皇后和皇太后皆可封赠三代。太祖建隆三年（962）规定，太皇太后和太后、皇后的曾祖母、祖母、母皆封国太夫人，其父辈三代则封王。如度宗册立全皇后以后，追赠全氏的三代，赐给家庙和第宅；同时，推尊理宗的谢皇后为皇太后，也进封三代，封其父谢渠伯为魏王，祖父谢深甫和曾祖谢景之皆为鲁王。内命妇的封赠，太祖建隆三年，也规定诸妃的曾祖母、祖母、母皆封郡太夫人，婕妤的祖母、母皆封郡太君，贵人之母封县太君。其父辈三代也封相应的官称。又据《趋朝事类》“官品令”记载，贵妃和淑妃、德妃、贤妃（正一品），封赠三代，分别为十字、八字、六字。贵仪和贵容、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从一品），封赠三代，分别为六字两国、两字。昭仪、昭容、昭媛、修容、修媛、修仪、充仪、充容、充媛（正二品），封赠三代，分为四字、两字两国。婕妤（正三品），封赠二代，为四字两国。美人（正四品），封赠一代，一国。才人（正五品），封赠一代，一郡。“司”字（正七品）、“典”字（正八品）、“掌”字（正九品），红霞帔和紫霞帔，听宣、听直、书直（皆系不入品），不能享受封赠待遇。这些是遇朝廷举行南郊大礼的“恩例”内容之一。封赠的对象如还活着，称为叙封；如已亡故，称为追赠。追赠官爵“虽是宠以虚名”，但其直系子孙在法律上“皆得用荫”，且可适当免除本户差科输纳之类。所以封赠三代愈多，“所庇之子孙愈众，不特虚名而已”。

皇后和皇太后、内命妇还可享受恩荫待遇。仁宗时右谏议大夫李柬之说，“嫔嫱之侍”“有邑视品者，皆得奏弟侄”。皇后在被册立后，不仅恩及弟侄，还另给其他亲属“恩泽”。即使追册皇后，也依例给其二十五名亲属“恩泽”。神宗时，中书门下制订太皇太后等恩荫条法，规定自今每遇南郊、圣节、生辰，太皇太后“逐次并录亲属四人恩泽”，皇后二人。每遇南郊，诸妃奏补亲属二人，婉容以下一人（有服亲），才人以上一人（小功以上亲）。还规定了亲属关系和补官的具体等级。不久，仁宗曹皇后病死，其弟曹佾和侄六人、侄孙十四人、侄曾孙五人、从弟一人、从侄三十多人、从侄孙八十一人，以及侄女、弟妇等女性亲属四十人，皆受到“恩泽”，已有官者升转官阶或加封，无官者授官等。总共一百七八十人得以升官、加封或授官。

五、约束机制

宋朝逐步完善对女后和妃嫔等的约束机制，使之程序化和法制化：

第一，确立“治内之法”，严格限制内廷与外朝的联系。唐朝“宫禁之制”不严，直至唐末昭宣帝还下敕，规定：“宫人不得擅出内。”这显示“唐世宫禁与外廷不至相隔绝”，直到末年才引起注意。宋朝承袭唐末之制，采取措施，严禁内廷妇女随便外出，又禁止外廷男、女随便入宫，使“宫禁严密，内外整肃”。防止后妃与外戚、大臣勾结，危害朝政。

第二，限制内宫的人数，以减轻财政负担。一般来说，外朝官员并不十分清楚内宫的准确人数，只能从其俸禄等开支数目知其大概。仁宗庆历元年（1041），左正言、知谏院孙沔上疏指出，现今内宫人数已超过二三千人，每月俸给比前朝增加十倍，私身养女“数复过之”。他建议取索宫中各院的宫人和私身养女的总数，“呈取进止”。如果不是“游幸之所宜，令检勘合用人量留外，并放归本家，任从其便”。请给也“宜节减其半”。英宗初年，司马光奏申《放宫人札子》，提出前代帝王去世以后，“后宫下陈者”，都予择放出宫，还给其亲戚，借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费，远嫌疑”。仁宗“恭俭寡欲”，后宫“侍左右承宠渥者至少”，但“享国日久”，岁积月增，内廷“冗食颇众”。他建议凡仁宗后宫除曾生子和位号稍贵并职掌文书之人以外，其余皆给予装奁，放遣出外。英宗立即检放了宫人335人，各令归其亲戚。在宋朝，凡是官员论及内宫的人数，必定希望加以限制或者减少。

第三，限制后妃的权力。宋朝严防后妃干政，一般地说，在皇帝健在时，尚能实现。但在新皇帝年幼的情况下，不免又需太后垂帘听政。北宋时就曾四次出现过太后干预朝政的局面，每次都长达十年左右，太后实际上行使了皇权。不过，每次又总是在朝廷官员的督促下，使太后及时还政给初步具备了执政能力的新皇帝，顺利地完成了皇权的交接过程。真宗晚年重病，刘皇后“居中预政，太子虽听事资善堂，然事皆决于后，中外以为忧”。参知政事王曾与后戚钱惟演商议，为真宗准备后事。真宗去世，王曾起草遗诏，写明由刘太后即真宗刘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王曾坚持在遗诏中写上“权”字，以防刘太后长期擅权。仁宗初年，刘太后“临朝”决政，“内降”诏书补授一名军吏，军帅王德用认为“补吏，军政，敢挟诏书以干军！”立即上奏要求撤销此诏。刘太后“固欲与之”，王德用始终“不奉诏”，加以抵制，才算作罢。景祐元年（1034），美人尚氏派内侍韩从礼等向开封府传达“教旨”，命令放免工匠单庆等六人的“本行差遣事”。开封府判官庞籍向仁宗上封奏揭露此事，仁宗处罚了韩从礼等人，并下诏诸司：“今后宫闱旨，并不得施行”。嗣后，庞籍又上奏疏要求仁宗“使宫掖之间上下有序，不以恩宠阴启祸阶，蠹耗金珠，渐困国力，通私谒以乱政，纵外亲而干法”。由于朝廷官员的不断抵制，限制了后妃的权力。

第四，朝廷大臣干涉宫人的挑选和后妃的废立。英宗初年，知谏院司马光上奏札提出后宫补充宫人，应该“定立制度”，“依约古礼，使后宫之人共为几等，等有几人”。如果人数未足，暂时虚其员数；满足之后，不可再增。凡是初次入宫，必须都是年幼、尚未许配人者。如物色乳母，也应选择“良家性行和谨者”，方准入宫。他要求将这一制度“传之子孙，为万世法”。一些官员还提出了“博议”的主张。元祐间，为哲宗挑选皇后，经评议，就取消了册立狄谘之女的动议。真宗在郭皇后死后，准备立银匠之家出身的德妃刘氏为皇后，大臣们纷纷加以反对，寇准、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但真宗坚持己见，最后仍以刘氏为后。仁宗在天圣二年（1024），由刘太后做主，立故中书令郭谘之女为皇后。刘太后的用意是“选于衰旧之门”，以免他日外戚“或挠圣政”。其实，仁宗只宠爱张美人，在册立郭氏为皇后后，与之甚为疏远。明道元年（1032），刘太后去世。次年，仁宗决定废斥郭皇后，下诏称“皇后以无子愿入道，特封为净妃”，另居长宁宫。诏书传出，满朝沸腾，仁宗不予理睬。台谏官干涉仁宗废后的事件，虽然以皇权的胜利而告终，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后妃形成了约束。

第五，建立起一套比较严密的管理制度，并且在外廷设有台谏和封驳官员的监督体系。诸如妃嫔的叙迁、俸禄、恩荫等皆有一定的管理制定，甚至使皇帝也受此约束。仁宗至和（1054——1056）、嘉祐间，嫔御们久不升迁，“屡有干请”。仁宗回答说：因“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有的嫔御不信，说：“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仁宗笑道：“汝不信，试为汝降旨。”“政府果执奏无法。”拒绝执行。这一“圣旨”就此告终。后来又有人乞求“降御笔进官者”，仁宗于是取过彩笺戏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人“喜谢而退”。到了给俸的日子，嫔御们各自拿出御笔，要求增加俸禄。但“有司不敢遵用”，全部退回给本人。“诸嫔群诉，且对上毁所得御笔”，还说：“原来使不得。”仁宗只是“笑而遣之”。孝宗隆兴初年（1163），内东门司奏申：内人红霞帔韩七娘“得旨转郡夫人，依外命妇支给请受”，然而户部供报，除红霞帔每月有请给外，外命妇即无禄令。宰臣魏杞等人说：“岂有加封而反无请俸！”孝宗说：“禄令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待禁中自理会。”稍有远见的皇帝不愿率先破坏法制，因而像孝宗那样“凡政无小大，悉循法令，不轻改易”。内宫嫔御叙迁，按照规定，皆由皇帝下令，到中书门下（北宋前期）命词。中书门下的官员，只约略知道“尚书内省官”是“长年习事者”，司字、典字、掌字是“主守之微者”，至于红霞帔和紫霞帔、郡国夫人则无法探知其年龄和爵列。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洪适任兼权中书舍人。高宗对洪适解释说：“昨有宫人宫正者，封夫人，乃宫中管事人，六十余岁，非是嫔御，恐卿不知。”由于内命妇的升迁，必须经过中书门下书写官诰，如果违反制度，命词的中书舍人可以封还词头，拒绝草制。如果内命妇不由中书门下颁给诰命，则为非法。仁宗嘉祐四年（1059），知谏院范师道上疏说：内宫“诸匌女御，以周、董育女主，御宝白制，并为才人，不自中书出诰，而掖廷觊觎迁拜者甚多”。他警告仁宗：“诰命之出，不自有司，岂盛时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复见于今日矣。”光宗时，起居郎兼中书舍人楼钥多次抵制内廷的一些非法要求。在《缴皇后宅恩泽》奏札中，他针对皇后宅李孝纯等人的奏请，提出皇后册宝亲属推恩原定二十五人，后来两次裁减为十人，现在李孝纯等却要求增加到十八人。他认为所增八人“止许奏本宗亲”，另外“所有录黄，臣未敢书行”。在《缴皇后宅门客亲属补官》奏札中，他针对皇后归谒家庙亲属推恩的人数内，门客蒋孝曾自身补将仕郎，亲属张景诜等三人自身补承信郎，认为“求之故事，既无此例；比之众人，最为太优”。他要求追回蒋孝曾补将仕郎的指挥，并将三名亲属在以上八人名额内“奏补”。众多官员不断地抵制皇后和妃嫔等违反法制的行为，保证了各项制度的实施，强化了外朝对内廷的约束机制。

总之，宋朝统治者从长治久安出发，建立起一套比较严密的宫廷制度，尽可能地将后妃的日常活动控制在宫廷范围以内，限制她们参与朝廷政治。只在少数特殊情况下，才允许皇太后在法制允许的限度内、较短时间代行皇权，而这种太后摄政的方式又充分发挥了女后参政和决政的聪明才智，弥补了皇帝身患重病和新、老皇帝交接皇权等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空缺，成为维持宋朝统治和社会稳定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措施。因此，可以断言，宋朝是中国古代较有成效地消除“女祸”和外戚等篡权的朝代。

（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