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投降派、卖国贼吗？

自从叛徒江青出于罪恶的政治动机编造了“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谬论以后，不少历史人物被凭空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朱熹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两校大批判组说：“以朱熹为代表的反动的道学家们”，“完全是一帮媚敌求荣的无耻的投降派！”广东某教授，在1962年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中，曾认为，“朱熹极力主张抗金，反对投降派”，“表现了他很有民族气节”，但到1975年5月出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中，也一反旧说，大骂朱熹“吹捧投降派的秦桧”，“散播失败主义情绪，认为抗金可以导致亡国，充分暴露出一副投降主义的反动嘴脸。”

朱熹真的是“投降主义者”、“大卖国贼”吗？

在宋、金的长期对立中，宋朝统治阶级在对待金朝的态度方面，不外乎分为抗战、主守和投降三派。

作为宋朝理学家的朱熹，他在对待金朝侵略者的态度和主张方面，前后出现过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宋孝宗即位初年，他积极主张北伐，站在抗战派的行列。

宋孝宗即位初年，起用抗战派首领张浚，并为被投降派秦桧杀害的抗金名将岳飞昭雪，开始作北伐金朝的准备，同时要朝内外陈述时政缺失。这时，朝野上下，群情振奋。朱熹跟许多士大夫一样，赞同“恢复”中原故土，激烈反对与金朝议和。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朱熹应诏上书，正式提出他的政见。在奏书中，他指出宋朝的形势是“祖宗之境土未复，宗庙之仇耻未除，戎虏之奸谲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极”。现在已经到了决定“国家盛衰治乱之机、庙社安危荣辱之兆”的关键时刻，陛下（指宋孝宗）应该做三件事：一是熟讲帝王之学。即必须首先“格物致知”，以掌握世上事物的变化，使“义理所存，纤微毕照”，这样，就自然意诚心正，能够妥善处理天下的事务。二是定计（方针）。今天的“计”不外乎“修政事，攘夷狄”。朝廷所以不能及时定“计”，原因是被讲和之说所疑惑。金朝于宋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与金朝不能讲和，义理十分明显。希望罢黜和议，追还使人，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志定气饱，国富兵强，然后衡量自己力量的强弱、金朝寻衅的程度，“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三是正朝廷。希望任用忠臣贤士，使各尽其才，以修明政事。朱熹的这封奏书，既向宋孝宗宣讲了儒家的《大学》之道，又表明了他自己反对与金朝议和的立场。

这一时期，朱熹在写给陈俊卿的信中还痛斥与金议和的主张。他指出：阻碍国家恢复大计的，是讲和之说；破坏边陲备御常规的，是讲和之说。对内违背我民忠义之心，对外断绝中原遗民之望，是讲和之说；虽然现在可免日坐愁城，但养成今后的“宴安之毒”的，也是讲和之说。他在信中还说：“祖宗之仇，万世臣子之所必报而不忘者”。如果决定与金朝讲和，就会使三纲沦丧，万事废弃。

第二阶段，即隆兴初年张浚北伐失败至宋、金达成和议以前，他从积极主战改变为主张“合战、守之计以为一”。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抗战派首领张浚任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开始北伐。张浚派兵进入金境，十分顺利地攻占了虹县、灵璧和宿州等地。但由于宋军将领间不和，坐失战机，反而被金军在符离击败，宋军损失惨重。宋孝宗在金朝重兵的威胁下，屈辱求和。

张浚北伐的失败，使朱熹对宋朝主动出击劲敌金朝、收复失土的决策产生了动摇。这一年，他在《垂拱奏札》之二中，分析当时社会上人们应付金朝的三种对策。他认为，“战，诚进取之势，而亦有轻举之失。”表明他对张浚这一次北伐的评价是准备不足，以致失败。“守，固自治之术，而亦有持久之难。”担心对金朝采取守势难以持久。至于和议，他则尤其深恶痛绝。他说：“和之策则下矣！而主其计者，亦以为屈己爱民，蓄力观衅，疑敌缓师，未为失计。”他从天理人欲和三纲五常的理论出发，反驳朝廷上“主计者”（决策者）的谬论，指出“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如今与金朝“释怨而讲和”，不是屈己，而是违背“天理”。己可以屈，“天理”岂能违背！违背“天理”，其危害将使“三纲沦，九法歝，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他主张立即停止与金朝讲和，使全国都知道朝廷复仇雪耻的本意，然后“表里江淮，合战、守之计以为一，使守固而有以战，战胜而有以守。”这样，持以岁月，“以必复中原、必灭胡虏为期而后已。”这些言论表明，朱熹已经从积极北伐复仇，改变为“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的主张。

在《垂拱奏札》之三，朱熹进一步讲述周宣王“侧身修行，任贤使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的“周道”，认为“制御夷狄，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备）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所以，应以开纳谏诤、黜远邪佞、杜塞倖门、安固邦本等四件事为急务，其余诸如国威未振、边备未修、仓库未充、士卒未练等不足为忧。显然，朱熹在主张“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的同时，又开始把内修政事放在外抗金朝之上，认为必须治理好宋朝内政，才能与金朝相抗争。、

第三阶段，即隆兴初年宋、金和议达成后，他主张固守南宋国土，反对主动北伐，变为十分坚决的主守派。

宋孝宗隆兴元年稍后，南宋与金朝达成了和议。南宋作为战败者，被迫将唐、邓、海、泗、商、秦六州之地割给金朝。金朝也作了一些让步，允许南宋皇帝对金不再称臣，改称“侄皇帝”；“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减少十万，仍为二十万。

所谓隆兴和议的签订，使朱熹对宋朝“恢复”中原故土失去了信心。一方面，他对和议极其“愤叹”，另方面又认为和议一经成立，“南北再欢，中外无事”，“所谓万世必报之仇者，固已无所复发其口矣。”所以，从此以后，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前，他不再公开谈论“复仇”或“恢复”之事，一意著书讲学，逐步完成了他的理学体系。这时，他在治理宋朝内政和对抗金朝方面也形成了固定的看法。

淳熙十五年，宋孝宗召见朱熹，朱熹乘机上疏详细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内政方面，他提出宋朝的“急务”是辅助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改变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六件事。而比这六件事更急需去做的是建议皇帝要“正心”。唯有克去心中的“人欲之私”，才能存下“天理之公”。这样，朝廷百官、六军、万民就“无敢不出于正，而治道毕也”。在“恢复”中原故土方面，他提出隆兴初年不该仓促罢兵讲和，致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长，而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近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现在朝夕谈论“恢复”，实际只是空话，取快一时。真正有志于“恢复”，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朱熹既反对隆兴初年与金和议，又反对当时仓促出兵北伐，认为不先治理好内部政事，增强国势，就谈不上“复仇”。这里，他把治理宋朝内政放在首位，作为恢复中原故土、打败金朝的前提。

如果说在奏疏中必须把自己的政见说得面面俱到，以致观点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在朱熹与弟子的随便言谈之间，他的主张就表达得最清楚不过了。《朱子语类》一书中记录了他谈论“恢复”的好几条语录，其中最能代表他的主张的是：“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轶得我！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表明他既反对向金朝屈辱讲和，又反对主动出兵“恢复”，主张在不战、不和之间坚守南宋国土。朱熹的这一主张，直到他死前，没有多大的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朱熹在早期曾经是积极的抗战派，但时间很短；中期曾主张“合战、守之计以为一”，但时间也不长；后期即在他逐步建立理学体系以后，直到死去以前，始终主张固守南宋本土，所以他是十足的主守派。

朱熹为什么会成为十足的主守派呢？

首先，是因为在宋孝宗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宋社会的阶级矛盾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在宋高宗前期和宋孝宗初年，虽然民族矛盾曾经占据主导地位，但自宋孝宗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金朝的女真族已经完成了封建化，女真贵族作为封建地主，主要依靠剥削汉族佃客、收取地租为生，对外掳掠已不再是一件“荣誉的事情”。金朝统治者的对外掠夺性正在日益减退，并且正在步宋朝地主阶级的后尘，逐渐变得腐朽无能；同时，金朝内部阶级矛盾逐步尖锐化，这一切都使他们无力和无意对宋朝作大规模的侵掠。所以，金世宗即位不久，就表示愿意与宋朝“修旧好”。这一时期，宋、金两朝统治者最关注的是如何巩固他们各自国内的统治。这就意味着金朝无力大举南侵，宋朝也无力全师北伐，双方互取守势，固守既有的疆域。以后到宋宁宗初年，虽然抗战派韩侂胄大展宏谋，主动出兵北伐，但由于军事上准备不足，缺乏得力的将领，最后仍然归于失败。

其次，是因为朱熹把儒家的保守思想和中庸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信条。朱熹说过：“常人之学，多是偏于一理，主于一说，故不见四旁，以起争辩。圣人则正中和平，无所偏倚。”他在和、战之间采取了不和、不战的主守立场，正好表明他力求实行“正中和平，无所偏倚”的信条。

再次，是跟朱熹哲学上的形而上学观点也有关。朱熹虽然继承了北宋哲学家们提出的“无独有对”的命题，并发展了这一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思想，认为“就一言之，一中又自为对。”还列举了事物互相对立的许多例子。但是，他又否认事物的对立面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认为对立的双方由“天理”的安排互相依赖、永世存在。所以，在宋、金的关系上，他力求维持既成的局面，固守南方。

两校“大批判组”信口开河，胡说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是“一帮媚敌求荣的无耻的投降派”。“四人帮”控制的一些报刊所发表的论述朱熹的文章，也随声附和，说“朱熹及其一伙”“宣传投降主义”。似乎理学家及其信徒必定要成为投降派。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

我们不妨以民族斗争最为尖锐激烈的南宋末年为例。南宋末年，确实曾经有不少理学的信徒纷纷向蒙古统治者投降，但是，当时也有很多理学的信徒，如著名的文天祥、陆秀夫、徐应镳、李成大等人誓师抗敌，最后不屈殉难。南宋后期的大理学家真德秀，也没有因为信仰理学而成为投降派，相反的，他的“忧国念君之忠”常常溢于言表。他多次提醒宋朝皇帝“宗社之耻不可忘”，并备陈“待敌”之策，尤其反对与蒙古侵略者讲和。这些都证明他坚持民族气节，伸张民族正义，在南宋后期的大臣中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不是投降派。从南宋的整个时期看，在宋与金、蒙的斗争中，当民族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理学家和理学的信徒大多数人是主守派，只有少数人主战或者主和；当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激烈，特别是面临亡国的危险时刻，主守派就会迅速分化，有些人动摇、妥协，最后向金、蒙侵略者投降，有些人则跟侵略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不难看出，在民族斗争中理学家并不一定都要成为可耻的投降派。所以，在理学家和投降派之间画等号，是十分荒谬的。

“四人帮”控制的报刊所发表的一些论述朱熹的文章，把朱熹说成是南宋“投降派的理论家”，把朱熹的理学说成是投降派的“反动理论根据”。这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儒家学说一贯宣扬“尊王攘夷”的大一统和排外主义的理论。儒学演变为宋朝的理学后，仍旧包含着这些内容。儒家的经典《春秋》，是当时理学家立论的重要依据。北宋孙复、胡瑗针对唐末、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阐发《春秋》中孔丘的“微言大义”，声讨“无王”之罪，极力提倡“尊王”。南宋胡安国面对金人的不断侵掠，申明《春秋》“讨贼复仇之义”，主张“用夏变夷”。南宋初年，不少主战派都引用“《春秋》之法”，谴责投降派头子秦桧“倾心黠虏”，“力专误国之谋”。这些事实说明，理学同样也提倡“尊王”“爱国”。当然，这里的“国”是指宋朝封建国家，而“王”是指宋朝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

朱熹反对与金朝订立屈辱的和议，跟孙复、胡安国等人一样，也是从《春秋》“尊王攘夷”的观念出发的，不过他又进一步结合纲常的学说来论证。他说：“君臣、父子之大伦，天之经，地之义，而所谓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则敬养之，没则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诚者，无所不用其极，而非虚加之也。以为不如是，则无以尽乎吾心云尔。然则其有君父不幸而罹于横逆之故，则夫为臣子者，所以痛愤怨疾而求为之必报其仇者，其志岂有穷哉？”他引用儒家的经典说：“记礼者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不与共天下也。”由此，他进一步阐述：“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者，盖有在矣。”尽管他后来根据宋孝宗时的宋、金关系，认为谈论“复百世之仇者”是“乱说”。理由是“只要乘气势方急时便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后，事便冷了。”实际上认为事过境迁，难以“复仇”。但是他仍然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主张坚守南宋的国土。同时，必须看到，他建立整个理学体系的目的，是为了使宋朝的封建统治永远继续下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依靠“朝廷三纲五常之教”，“使天下国家”“长久安宁”。这里自然也包含有“爱国”的意思。不难看出，理学照样也宣传“爱国主义”，虽然它的“爱国主义”是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的，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宋朝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以，在理学和投降、卖国之间画等号，也是十分荒谬的。

在宋朝与金、蒙的长期斗争中，投降派确实也曾利用儒家思想或理学体系的某些方面，为其卑鄙行为辩护。如宋高宗初年，投降派的头子汪伯彦和黄潜善坚主和议，迫害抗战派，他们打出“忠君”的旗号，提出“非和则所以速二圣之祸”。言下之意，不向金人投降，就会增加被金人俘去的徽宗和钦宗的生命危险。实际上，他们的逻辑是投降才能忠君，忠君必须投降。秦桧当宰相后，与宋高宗勾结一起，也利用“忠”、“孝”的说教为其投降活动辩解。宋高宗一再宣称他“不惮屈己，以冀和议之成”，是因为被金人所俘的皇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秦桧更把宋高宗的投降理论提到“孝”与“忠”的高度，他说：“陛下不惮屈己，讲和夷狄，此为人君之孝也；群臣见人主卑屈，怀愤愤之心，此为人臣之忠也。君臣之用心，两得之矣。”即使从儒家的思想来看，秦桧等人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忠”和“孝”也是缺乏根据的，但是他们毕竟厚颜无耻地利用了。不过，这一罪责主要应由投降派自己来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宋、金的斗争中，朱熹既不是抗战派，也不是投降派和卖国贼，而是一位主守派。虽然他在前期力主北伐“复仇”，但随着他的理学体系的逐步建立，他改变主意，变成了固执的主守派。

“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挖空心思地要把朱熹打扮成一个“投降派”和“卖国贼”，妄图借此证明他们所捏造的所谓“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规律”，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