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岁币

岁币，又称岁贡，是中国古代诸侯或属国每年向中央朝廷进贡的礼品。《国语•周语上》说：“日祭月祀，时享岁贡。”从五代开始，岁币成为中原王朝向周邻强国每年交纳的财赋。后唐末年，石敬瑭依靠契丹，立为晋帝，称辽主为父皇帝，贡岁币三十万等。到宋朝，岁币是每年按照定额向辽国（契丹）和西夏、金国以及蒙古（元）交纳的财赋，带有战胜国迫使战败国交纳战争赔款的性质。此前，学术界对此尚无专文论述，在有关文献和研究著作中还出现一些不应有的疏误。本文试图比较全面地论述宋朝对辽国和西夏、金国以及蒙古交纳岁币的情况，包括历史背景、岁币数量及其变化情况、在财政岁支中所占比重、历年总数、评价等。

一、宋朝输纳辽国（契丹）的岁币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国承天皇太后和圣宗决意以收复瓦桥关以南十县为名，发兵南下。闰九月，辽军进入宋境，号称二十万。辽军经宋威虏军、顺安军、保州、定州，于十月初围攻瀛州城，不克。继续南下，转攻祁州、德清军，克之。十一月下旬，抵达黄河边的重镇澶州北城，威胁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府。

辽军深入河北，宋朝朝廷上下慌乱失措。在新任宰相寇准的推动下，宋真宗出于无奈，督率各路兵马，约定在天雄军会师。宋军在澶州前线用床子弩射杀辽军先锋军统帅、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辽军心大振。真宗在寇准督促下，率军入驻澶州南城，又渡过黄河，进驻北城。

早从去年即咸平六年（1003）四月开始，辽国就采取边打边和的策略，通过被俘宋将王继忠与宋方接触，但未有结果。萧挞凛被宋军射杀后，辽军被迫北退。宋使曹利用赴辽军营议和，辽国仍以索回关南之地为言，曹利用忠实执行宋真宗的指示，加以拒绝，但又表示“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辽圣宗和承天太后决定不再提出索回关南的要求，“但欲岁取金帛”。曹利用答应“遗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和议始定。据说，曹利用在再次出使辽国军营前，曾向真宗请示“岁赂金帛之数”，真宗表示“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而宰相寇准又指示其“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显示曹利用答应岁遗辽国金帛数字，严格贯彻了寇准的意图。

宋朝致辽国的誓书规定：宋“以风土之宜，助（辽）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宋朝的誓书明列岁币的品种和数量，还说明岁币移交辽国的地点是雄州，仅由三司派人运送。

宋朝从何年起开始向辽国输纳岁币？此前无人言及。根据记载，可以断定是从景德二年（1005）开始的。第一、宋朝致辽国的誓书写在景德元年十二月丙戌（七日），辽国致宋朝的誓书则写在同月辛卯（十二日）。第二、宋真宗同月戊戌（十九日）才从澶州回到汴京。此时已届岁末，在余下的十多天时间里，宋朝要将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银凑齐、包装、运往雄州，也是十分困难的。第三、《辽史》记载，直到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十月，宋朝才将岁币运到雄州转交辽国。因此，岁币不始于景德元年，而始于景德二年，是毫无疑义的。

宋真宗时，辽国还要求在“岁给外，别假钱币。”宰相王旦分析辽国的意图，说：“东封甚近，车驾将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因此，决定“止当以微物而轻之。”在岁给三十万两匹中各预借三万，而且对辽国说清将在明年额内扣除。但到第二年，真宗又下令有关官署：“契丹所借金币六万，事属微末，今仍依常数与之，后不为比。”没有扣除预借之数。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兴宗乘宋朝忙于应付西夏军侵扰之机，派萧特末和刘六符使宋，“取晋阳（按指北汉故地）及瓦桥以南十县地，且问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兵戍之故”，并进行战争恫吓。几经双方使臣往返，至九月议定宋朝“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给辽国，所有“岁贡”全部“般至雄州白沟交割”。其中“半以代关南租赋，半以为谢弹遏西戎（按即西夏）之意”。宋朝“仅免败盟，不用‘献’字而已”。从此，宋朝每年交纳给辽国的岁币增加到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合计五十万两匹。

宋朝从何年开始按照新增的岁币数额交纳辽国？史书尚无记载。按照景德元年的先例，看来也是从次年即庆历三年（1043）开始的。

宋朝何时停止对辽输纳岁币？宋徽宗在宣和四年（1122），经过多年的酝酿，决定联合金国攻灭辽国，并且出兵北上，攻入辽境。从这一年起，宋朝自然停止向辽输纳岁币。在蔡京、童贯最初酝酿联金灭辽时，知枢密院郑居中就提出反对，他说蔡京身为“大臣，国之元老，不能守两国盟约，辄造事端，诚非妙算。”蔡京则以宋徽宗亲自决定为借口，说“上厌岁币五十万，故尔。”攻辽之事因之暂停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还是发动了灭辽的战争。

从宋真宗景德二年宋朝向辽输纳岁币起，到宋仁宗庆历二年，共三十八年。在这段时间里，宋朝共向辽朝提供了银383万两和绢763万匹。依照当时的最低银价每两一贯六百文（铜钱）、绢平均价每匹一贯文（铜钱）计算，共向辽朝支付了1375．8万贯文（铜钱）的货物。平均每年支付36．2万贯文（铜钱）的货物。随后，从庆历三年到宣和三年，共七十九年。在这段时间里，宋朝共向辽国提供银1580万两和绢2370万匹。依照当时银的平均价每两一贯五百文、绢的平均价每匹一贯三百文（均为铜钱）计算，则共向辽朝支付了5451万贯文（铜钱）的货物。平均每年支付69万贯文（铜钱）的货物。在北宋的一百十七年内，宋朝共向辽国交纳了岁币银1963万两、绢3133万匹，折合现钱共6826．8万贯文（铜钱）。

根据现存资料，宋朝每年输送辽国岁币的银、绢，在宋朝财政支出总数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如真宗天禧末年（1021），财政岁支银共58万余两，其中岁币用银为10万两，约占总支出银的六分之一强。同年，财政岁支绢共4173万余匹，其中岁币用绢为20万匹，约占总支出绢的二百零八分之一强。宋朝每年的财政支出总数不尽相同，而对辽的岁币银、绢相对固定，因此这批岁币银、绢在各年财政收支总数中所占比重大有出入。

除岁币以外，宋朝每年还要向辽国送去“正旦”即元旦衣着4000匹，银器2000两，皇帝生辰衣着5000匹、银器5000两。秦观约在宋哲宗元祐间撰文指出：“大辽自景德结好之后，虽有余孽，金帛绵絮他物之赂，而一岁不过七十余万”。显然，加上正旦和辽帝生辰礼品，宋朝岁支总数要达到七十万两匹之数。

二、宋朝输纳西夏的岁币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十月，宋朝授给党项族首领赵德明“定难军节度使”衔，封西平王，每年“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两万贯、茶两万斤。宋朝试图以对辽相似的办法，使对方停止侵扰，以换取西北边境的暂时安宁。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德明之子元昊建都兴州，建立大夏（西夏）国，又开始攻宋。从此，宋朝西部战事不断，宋军屡战屡败。从庆历三年四月开始，宋朝向元昊表示愿意“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生日与十月一日赐赉之”。这时元昊没有向宋称“臣”。嗣后，宋使张子奭从西夏回来说元昊愿意称“臣”，乃许诺岁赐金帛二十万。稍后，又增至二十五万。直到明年十月，双方议定条款，元昊的誓书说：“朝廷岁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贺正贡献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及赐臣（按元昊自称）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着一千匹、杂帛二千匹”。计宋朝每年输纳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帛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合计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

按照宋朝输辽岁币的先例，宋朝输纳西夏的“岁赐”看来也是从议定的次年即庆历五年（1045）开始的，而且西夏直到庆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才向宋朝递交誓书。所以，可以肯定到庆历五年西夏才获得“岁赐”。

宋、夏恢复和平仅二十一年，双方又不断发生冲突。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起，王韶受命经营熙、河一带，准备在西夏右厢外围建起一道进可据、退可守的战线。元丰四年（1081），西夏皇室内乱，宋朝以为有机可乘，在九月发动大规模的五路进攻。夏军诱敌深入，宋军在灵州和永乐城两次战役中遭到惨败，损失严重。

元丰四年宋、夏双方正式开战后，宋朝自然停止了岁币的输纳。在宋军深入夏境后，宋神宗说过：“朝廷作事，但取实利，不当徇虚名。如庆历中，辅臣欲禁元昊称兀卒，费岁赐二十万。此乃争虚名而失实利。富弼与契丹再议盟好，自矜国书中入‘南朝白沟所管’六字，亦增岁赐二十万。其后白沟亦不尽属我也。”在轻虚名、重实利的思想指导下，神宗必然不再对西夏提供岁币。苏轼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上奏札说：“昔先帝（按指神宗）用兵累年，虽中国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几于亡……岁赐既罢，和市亦绝”。元丰六年，神宗还下诏：“来年岁赐夏国银，并赐经略司为招纳之用。”神宗死后，西夏国主秉常再次派人“入贡”、司马光根据当时宋、夏形势，再三提出“自今以后，贡献、赐予悉如旧规”，但未被朝廷采纳。直到元祐三年（1088），秉常虽然接受了宋朝的册命，但不肯入谢，而且再度派军侵扰泾原。元祐四年，宋朝大臣“务行姑息，不俟其请，而以岁赐等事许之，一岁所赐凡二十万，夏人仰之以为命”。这一“二十万”乃岁币的约数。元祐六年苏辙说：“国家岁以二十五万银绢赐与，在西夏当一百万”。这一“二十五万”也是约数。其实总数应为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绍圣四年（1097），宰相章惇因西夏军队不断侵入宋境，采用“浅攻挠耕”的策略，并且“绝夏人岁赐，进筑汝遮等城，陕西诸道兴役五十余所”。再度停止对西夏输纳岁币。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西夏主乾顺派遣使臣进誓表，保证严格执行庆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的誓诏，“永绝争端”。宋朝答应乾顺的要求，决定“自今以后，恩礼、岁赐并如旧例。”可以肯定，从元符三年起，宋朝依照旧例向西夏提供岁币。是年十月八日，三省、枢密院奏：“夏国贺天宁节回赐银绢，依例于答诏中预降赐目。诞辰所颁，在岁赐所颁二十五万数中；夏主生日礼物，乃在数外。”哲宗下诏“如故事。”天宁节是宋徽宗的生日（徽宗五月五日生，为避俗忌，改用十月十日），“诞辰”似指徽宗的真正生日五月五日。这说明岁币中包括宋徽宗生日所给西夏的礼物，但天宁节回赐银绢和西夏主生日所赐礼品则在岁币之外。崇宁三年（1104）以后，宋、夏关系时时呈现紧张状态，推断宋朝停止了“岁赐”。宣和元年（1119）六月，西夏国主乾顺因宋军连续进攻，“疆地日蹙，兵势亦衰”，遂派使臣携辽国书致宋鄜延帅臣刘耛，“请纳款请罪”。刘耛警告夏使说：“朝廷方事征讨，吾为汝请命，毋若异时邀岁币、轶边疆，以取威怒。”但此后也没有“给赐”岁币的记载。宋朝南渡后，与西夏交通阻隔，从此不再有给受岁币的关系。

宋朝给予西夏岁币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庆历五年到元丰三年（1045——1080），共四十六年。西夏共得银262．8万两、绢547．2万匹、茶108万斤。第二阶段，为元祐四年到绍圣三年（1089——1096），共八年。西夏共得银58．4万两、绢121．6万匹、茶24万斤。第三阶段，为元符三年到崇宁二年（1100——1103），共四年。西夏共得银29．2万两、绢60．8万两、茶12万斤。以上三个阶段，共五十八年，西夏共得银350．4万两、绢729．6万匹、茶144万斤。按照当时银的平均价每两一贯五百文（铜钱）、绢平均价每匹一贯三百文、茶平均价每斤一百文（铜钱），西夏在北宋时共得宋朝价值1488．48万贯文（铜钱）的货物，平均每年获得25．66万贯文（铜钱）的货物。

三、宋朝输纳金国的岁币

早在宋徽宗后期，宋朝联合金国攻灭辽国的过程中，宋朝已与金国预先商定，“许依契丹旧例银绢”，即宋朝每年给予金国银、绢五十万两匹，绿矾二十万栲栳。除此以外，金国提出要宋朝每年交纳燕京等六州的“代税钱”一百万贯，依照时价运送绫、锦等到南京（平州，治今河北卢龙）界首移交，其中丝绵还必须要燕京的土产。但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并没有付诸行动。

宋高宗前期，在金军的猛烈进攻面前，高宗一意委屈求和。金国统治者也惯用“和议”为“误敌之资”，甚至“兵已登城，而和不绝口”。绍兴四年（1134）九月，高宗派遣魏良臣和王绘出使金国军营，指示他们：“卿等此行不须与金人计较言语。卑词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等等。高宗听说金军将大举南侵，一度允许增给金国岁币“银帛共五千万”。魏良臣和王绘见到金国接伴官，也表示宋朝愿意“每岁贡银、绢二十五万匹、两”。嗣后，因宋朝爱国将士的坚决抗战和金国统治阶级的内江，宋、金媾和长期悬而未决。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高宗和秦桧在抗金得胜的有利形势下，不顾全国军民的反对，由秦桧代表高宗拜受金国诏书，接受金国的“和议”条件。金国将陕西、河南地“赐”给宋朝，宋帝向金帝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但好景不常，金国统治集团中主战派完颜宗弼等人在次年秋季掌握了大权，决意撕毁和约，继续南下侵宋。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军分兵四路夺回了“赐”宋不久的土地。金国大兵压境，宋朝面临覆国的危险，宋高宗被迫下令各军进行抵抗。于是刘錡取得顺昌之战的胜利，吴玠和吴璘在川陕重创金军，岳飞又在郾城之战大败金军主力。在宋军节节取胜的情况下，高宗依然无北上恢复故土的打算，一意以战求和。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高宗和秦桧下令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了激烈反对与金和议的爱国将领岳飞父子。十一月，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派遣“审议”使萧毅等到“江南抚谕”，规定议和的条款：宋朝割让唐、邓二州以及商、秦二州之半，宋高宗向金称“臣”，“所有岁贡银、绢二十五万匹、两，自壬戌年为首，每年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宋高宗和秦桧降金成功，便在十二月杀害了岳飞父子。从绍兴十二年即壬戌年（1142）开始，宋朝在每年春季将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运送到泗州移交金国。

宋孝宗即位后，决定改变高宗对金消极求和的做法，重用抗战派大臣张浚，准备北伐金国，收复中原故土。隆兴元年1163）四月，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军和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最初，宋军稍稍取胜，但不久即在符离被金军打败。在这种情况下，宋朝自然停止向金输纳“岁贡”。所以，同年八月，金国纥石烈志宁“又以书求海、泗、唐、邓四州地及岁币”。孝宗也派出使臣前往金军帅府，孝宗对使臣“戒勿许四州，差减岁币”。这时主和派大臣汤思退已被任命为右相，受他的影响，孝宗改变初衷，决定“四州地、岁币可与，名分、归正人不可从。”十二月，宋、金双方议定：宋朝皇帝不再对金帝称“臣”，改称“侄皇帝”，宋、金“世为叔侄之国”；改“岁贡”为岁币，每年减少银、绢各五万，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朝在有能力继续抗战的情况下，继续向金国输纳岁币，尽管不再称为“岁贡”，数量也减少了两成，但依旧是一种屈辱的协议。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宰相韩侂胄总揽军政大权，决定出动宋军北伐金国。东路宋军虽然旗开得胜，但西路军统帅之一、四川宣抚副使吴曦不久前已暗中叛变降金，东路军也随即退守淮东。开禧三年十一月，正当韩侂胄筹划再战的关键时刻，主和派大臣史弥远和杨皇后等突然发动政变，杀死了韩侂胄。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等人控制朝政，他们完全接受了金国的无理要求，斲开韩侂胄的棺柜割下头颅，派使臣送到金国示众；增加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交纳“犒军钱”三百万贯文（铜钱）。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反对史弥远等人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金国这时“实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吴乞买之比”。开禧二年冬天金军进攻淮、襄，宋军“凡城守者”，金军“皆不能下”。“次年（金）遂不复能出师，其弱可知矣”。他们指出宋朝“倘能稍自坚忍，不患不和，且礼秩、岁币皆可以杀”。但史弥远等人“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听其恐喝，一切从之。”因此，有的太学生在一位侍从住宅的墙上题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又说：“岁币顿增三百万，和戎又送一于期。无人说与王柟（按宋朝派往金营和议的使臣）道，莫遣当年寇准知。”华岳也赋诗反对纳币和函首说：“纳币求成事已非，可堪函首献戎墀。一天共戴心非石，九地皆涂血尚泥。”新的岁币是从嘉定元年开始交纳的。

嘉定四年（1211），蒙古成吉思汗发兵南侵金国。九月间，蒙古军攻入居庸关，直达金的国都中都城外，中都戒严。同年六月，宋朝派遣使臣余嵘为祝贺金帝（卫绍王）生辰（在八月，称“万秋节”）使。余嵘到涿州良乡县，“会金国有难，不至而还。”随后继续两年，蒙古军对金国发动猛烈进攻，金朝内部发生政变，金帝卫绍王被杀，另立完颜珣为帝（宣宗）。金宣宗向蒙古投降。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1214）三月，蒙古退军。接着，金宣宗率领宗室百官逃离中都，迁往南京（治今河南开封）。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在嘉定五年和六年都没有将岁币运给金国。嘉定七年七月，宋朝起居舍人真德秀预料金国必会派使索取岁币，他向宁宗提出对策说：“虏既以移巢来告，索币之报必将踵来，其在朝廷尤宜审处。以臣愚虑，苟能显行止绝，以其货币颁犒诸军、缮修戎备，于以激士心而褫敌气，此上策也。命强吏移文与议，削比年增添之数，还隆兴裁减之旧，此中策也。彼求我与，一切如初，非特下策，几无策矣。”宁宗也表示“不当与”岁币。果然，没有几天，金国在外患内乱稍稍平息的时候，便派出使臣到宋朝“来督二年岁币”。这时，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上书朝廷，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宰相史弥远最初觉得乔“行简之为虑甚深，欲予（金岁）币”，一时没有答复金使。但太学生黄自然等人“同伏丽正门，请斩行简以谢天下。”于是宋朝拒绝了金国的要求。从此，宋、金战争不断，宋朝也停止了岁币的输纳。

南宋时期对金岁币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绍兴十二年到绍兴三十二年（1142——1162），共二十一年。这一阶段宋朝共向金国输纳银525万两、绢525万匹。第二阶段，从隆兴二年到开禧元年（1164——1205），共四十二年。这一阶段宋朝共向金国输纳银840万两、绢840万匹。第三阶段，从嘉定元年到嘉定四年（1208——1211），共四年。这一阶段宋朝共向金国输纳银120万两、绢120万匹、铜钱300万贯文。在以上三个阶段共六十七年中，宋朝以岁币或岁贡的名义向金国输纳银1485万两、绢1485万匹、铜钱300万贯文。

南宋时，物价比北宋普遍提高。第一、第二阶段银价每两约二贯五百文（铜钱）；绢价每匹约三贯五百文（铜钱）。第三阶段银价每两约三贯文（铜钱），绢价每匹约十贯文（铜钱），有时仅二贯二百文。依此计算，金国在六十七年中，以岁币或岁贡的名义，共从宋朝取得10050万贯文到9114万贯文（铜钱）的货物，平均每年取得150万贯文到136万贯文（铜钱）的货物。

宋朝每年将岁币交给金国，逐渐形成了一套繁琐的交割制度。据周密记载，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绢的品种和重量是红绢十二万匹，每匹重十两；浙绢八万匹，每匹重九两。枢密院派四员使臣管押银纲，户部派十二员使臣管押绢纲。会同左帑即左藏库的库子、秤子，在前一年腊月下旬，搬运到盱眙军“岁币库”下卸。然后派一员将官，部押三百名军士，保护渡过淮河。“交割官”正使，照例差淮南转运使官属；副使则差盱眙军通判或邻州通判充当。照例在元旦前三天，先带一百铤银、五百匹绢作为样品，运过淮河交给金人。“交币正使”，由金国南京转运司官属充当，副使则委派各州同知。在所带银、绢中，选白绢六匹和银六铤，分作三份：命走马使人将一份送到燕京，一份送到汴京转运使司“呈样”，一份留在泗州“岁币库”，“以备参照”。最初，宋朝交绢，金国必定从中刁难，十退其九，因为金人尺秤无法，加上胥吏勒索的缘故。几个月后，胥吏得到满足，“方始通融”，但仍十退其四五。按规定，“用开岁三日长交，通不过两月结局”。从初交直到结局，共支付金国交币官吏糜费银1300余两；金35两、木绵36匹、白布62匹、酒340石，共折银620两；本色酒2600瓶；茶果杂物等另计，都由淮东转运司提供。还有贴耗银2400余两、每年例增添银200余两，都由淮东转运司负责支付。宋朝正、副使及官吏的饭食之类，由淮东转运司应办。甚至官吏住宿的棚屋、厨、厕等，都从盱眙运竹木到对岸盖造，金国概不参与。盱眙军还每天派倚郭知县部押丁夫搬运银绢过淮，兼办杂务。被金国拣退的银、绢，即连夜运回，到盱眙岁币库交收。

周密又记载，在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淮南转运司干办公事权安节任岁币使时，金国正使竟然“一毫不取”，但“拣退银、绢甚多，逼令携归”。权安节严加拒绝。“金人至遣甲兵逼逐”。权安节“不胜其愤”地说：“宁死于此！不得交，誓不回，虽野宿不火食亦无害。”声色俱厉。金人“度不能夺，竟如数收受，给公文而归”。宋孝宗听说此事，十分高兴，立即授权安节为监六部门官。这一次，扬州通判汪大定也一起任职，“颇著劳绩，亦蒙奖拔焉”。

周密还记载，元旦、皇帝生日派遣使臣祝贺，每次礼物共金器1000两、银器10000两、彩缎1000匹、龙脑、香、茶等，还有“私觌香、茶、药物、果子、币帛、杂物等，复不与焉”，等等。

四、宋朝输纳蒙古（元）的岁币

宋朝向蒙古输纳岁币并没有成为事实，但当时确曾频繁派遣使臣往返谈判，只因一方拒绝而没有实现。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九月，蒙古忽必烈率军于黄州境渡过长江，进围鄂州。宋朝上下大为震惊。理宗任命吴潜为左相兼枢密使，贾似道为右相兼枢密使，仍旧兼任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并命贾似道出兵汉阳，进援鄂州。贾似道移师黄州，秘密派遣宋京前往蒙古军营讲和，提出：“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忽必烈所派使臣赵璧回答说：“大军至濮州时，诚有是请，犹或见从。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贾制置今焉在耶？”拒绝了贾似道的求和。这时，蒙古的蒙哥汗已死于合州前线，诸宗王在漠北策划拥立阿里不哥。忽必烈闻讯，决定班师北归。贾似道再派宋京往蒙古军营求和，忽必烈没有理睬，维持不战不和的状态，随即率领大军北还。鄂州解围后，贾似道隐瞒了他私自求和的真相，谎报他抗蒙得胜。次年四月，忽必烈派遣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赴宋，告以即位，并要求宋朝割地、纳币。贾似道唯恐泄露他谎报战功和擅许割地、纳币等事，将郝经囚禁起来。此后，贾似道概不理会忽必烈的来使。

十六年以后，即宋朝瀛国公德祐元年（1275）正月，元军已陆续攻下鄂州、黄州、蕲州、江州等地，势如破竹。贾似道被迫集中各路精兵十三万人，由临安出发北上抵御。二月初，抵达芜湖。贾似道出兵不战，先派使臣宋京到蒙古军营求和，“请称臣、奉岁币”。元朝左丞相伯颜要贾似道亲自前来，贾似道则派承宣使阮思聪和宋京代行，并表示“将为叔侄之国”。伯颜留下宋京，派员与阮思聪一起回报贾似道说：“未渡江，议和、入贡则可。今河江诸郡皆内附，欲和则当面来议也。”贾似道不敢接受。阮思聪回宋，自知大势已去，“阴备快船为走计”。贾似道的第二次求和纳币，依旧半途而废。

五、宋朝岁币的评价

宋朝的岁币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谓特定的历史条件，乃指北宋时宋朝与辽、西夏鼎立，南宋时又先后与金、蒙古（元）相峙。处于这种国际环境，宋朝统治者每每在作战失利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减少外来的威胁，宁愿定期向敌对的邻国提供一大笔财富，于是就出现了“岁币”。在一般情况下，岁币是宋朝在军事上失败而造成的，带有战争赔款的性质。但宋朝在澶渊之盟过程中，宋、辽双方势均力敌，宋军并未败北，而且战争是辽军首先挑起的，辽军还侵入宋境，按理宋朝无需承担战争赔款的义务。然而宋朝统治者急于求和，担心战而不胜，所以错误估计了形势，对辽国作了交纳岁币的许诺。应该说，这次岁币只是外交上失利的结果。由于外交上的失利，导致己方承担了战争赔款。至于宋朝对西夏和金国的岁币，则主要是因为宋朝军事上失败而造成的。

在两宋三百二十来年的历史中，宋向辽输纳岁币一百十七年，计银1963万两、绢3133万匹；向西夏输纳岁币五十八年，计银350．4万两、绢729．6万匹、茶144万斤；向金输纳岁币六十七年，计银1485万两、绢1485方匹、铜钱300万贯文。宋朝前后有一百八十四年必须向辽或西夏、金输纳岁币，共计银3798．4万两、绢5347．6万匹、茶144万斤、铜钱300万贯文，平均每年负担岁币银20．6434万两、绢29．0630万匹、茶0．7826万斤、铜钱1．6304万贯文。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辽和西夏、金在战争期间对宋朝官民掠夺的大量财富。

人们不禁要问，宋朝是怎样凑集这些岁币的呢？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宋祁撰《御狄论》之七指出：“异时县官岁与（辽）银，皆还入汉边相贸易，官得什六；岁益三四则略足（岁币）。自庆历后，虏禁止银不得复入边州且十年，此欲困中国非一日计也。”认为宋朝输纳辽国岁币银后，辽人又用银在榷场购买宋人的货物，所以每年有六成银重新回笼到宋朝。宋朝每年只需筹措另外三四成，就可凑齐岁币的二十万两银。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宋昭也上书指出：“议者谓岁赐浩瀚，虚蠹国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场之本意也。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认为岁币的数量虽巨，但榷场每年所收利息，足以支付，对宋朝丝毫没有损失。宋昭的话显然有些夸大事实，因为宋朝通过榷场贸易也有“岁获（息）四十万”的记录，但不可能保证每年都取得几十万两匹银绢的利息，而况在“榷场之法”被破坏的期间，宋朝就只能动用“内帑”的财赋了。宋仁宗庆历四年，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提出：“国家封疆至广，军马至多，内有朝廷百官之奉，外有宾客四方之事，赋入有常度。”现在却“割自奉之金帛，以资兄弟之国”，实际是“一国之财而供二国之用”。而况“近岁新添金帛，割剥已深，山泽之利，岁计犹有不足；桑蚕所产，民力固亦无余”。庆历五年，枢密副使韩琦也指出，每年给辽五十万、西夏二十万，“使敌日以富强，而国家取之于民，日以朘削。不幸数乘水旱之灾，则患生腹心，不独在二敌”。在国家财政开支中，每年要额外增加七十万两匹斤的岁币，无疑唯有依靠加重对农民和工匠等直接生产者的剥削，才能凑齐此数。南宋时，宋朝对金的岁币也给财政带来困难。《宋史•食货志》记载：“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于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卖官田以给用。”把出售官田作为凑集岁币的一个资金来源。所以，岁币必然增加了宋朝人民的负担。从岁币的角度看，宋朝人民不仅要养活本国的统治阶级，而且还要部分地养活辽和西夏、金的统治阶级。

宋朝士大夫对岁币有着绝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一种是完全肯定岁币，特别是高度评价对辽国的岁币。仁宗时，枢密副使富弼认为：澶渊之盟虽然使宋朝对辽提供岁币，但“自此河湟百姓凡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扰，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比双方开战要省很多费用，因此“澶渊之盟未为失策”。当然，富弼也指出，与辽讲和后，不应该“武备皆废”，以致后来“西北二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于是妄希欲，无所忌。”真宗时，大臣王旦也持类似看法，认为宋朝“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北宋末、南宋初，大臣李纲说：“景德中，契丹人寇，罢远幸之谋，决亲征之策，捐金币三十万，而和约成，百有余年两国生灵皆赖其利，则和、战、守三者皆得也。”认为澶渊之盟包括给辽岁币，带来了宋、辽两国之间一百多年的和平，对两国人民都有益处。孔平仲也肯定北宋的岁币，但他提出的历史依据十分牵强。他说：“今之与夷狄最多者岁才百万尔，亦不若汉之多也。按后汉《袁安传》……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言下之意，宋朝给辽的岁币比汉朝少得多。但这一对比与事实不符：南匈奴在汉朝保护下，与北匈奴对抗，汉每年给南匈奴一亿九十万。东汉后期，南匈奴骑兵还成为抗击北匈奴鲜卑羌的主力军。一亿九十万钱，其实只有十万零九百贯文，而且也不带有战败国支付战胜国的战争赔款的性质。至于汉给西域的七千四百八十万，也不过只是七万四千八百贯文。而宋朝给辽的岁币每年平均达36．2——69万贯文（铜钱），比汉朝要多好几倍。元朝御史大夫张行简在《杂论》中曾反驳孔平仲的这一论调，还说：“宋岁与契丹五十万两、匹，值一百万贯，视汉孰为多哉？足明孔说之非。”

另一种是完全否定岁币。宋仁宗时，知制诰田况向仁宗提出：“朝廷予契丹金帛岁五十万，朘削生民，输将道路，疲敝之势，渐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岁又予二十万，设或复肆贪读，再有规求，朝廷尚可从乎？”岁币必将加重官府对百姓的剥削，而且远途运输还要增加百姓的劳役，这种日子难以持久。苏轼说过：“今天下一家，二虏（按指辽和西夏）且未动也，而吾君吾相终日皇皇焉应接之不暇……昔者大臣之议不为长久之计，而用最下之策，是以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资强虏。”指出向辽和西夏提供岁币，是由于当时大臣们只顾眼前的利益，所作出的最拙劣决策的结果。叶适认为：后唐末石敬瑭对契丹的“岁赂，亦止于三十万匹绢而已”。寇准“既过用之，反以为大功名”。王旦“又依并作无限勋业”。富弼再次议和，“墓碑乃明言‘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又四十年矣’。大书深刻，后生传诵，以为元臣硕相殊勋盛业，无出于此。”字里行间，表示了对寇准和王旦、富弼的鄙视，似乎这些人都有点荣辱不分而恬不知耻了。类似的论述还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笔者以为，全盘肯定宋朝的岁币未免失之偏颇。宋、辽澶渊之盟以后，两国长达一百多年时间里基本和平相处，这并非依靠了岁币的魅力，而是由于辽国统治阶级日益封建化，旧有的以掠夺为荣的尚武精神逐渐减退，因此，辽、宋两国的实力实际不相上下，旗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辽国也无意发动对宋的侵掠战争。但是，毋庸讳言，宋朝的岁币一开始就带有战争赔款的性质。所以，在宋和辽、西夏、金、蒙古的复杂关系中，宋朝是作为被侵略者而又作战失利，而后被迫向侵略者支付岁币的。对宋朝而言，岁币既是一种经济上、财政上的负担，又是一种政治上、精神上的屈辱。我们称赞历史上各民族间的平等友好相处，而谴责各民族间的残酷掠夺和压迫。如果说宋朝的岁币还有一点值得肯定，那么就是宋朝的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无偿运入辽和西夏、金国，给这三个国家带去了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加速了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这是三国统治阶级始料所未及的。

（载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